实验图：度左侧是控制轨道旋转的场景，右侧是将人从人行桥推出的场景，图片中是圆形轨道场景。
（PNAS/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辆有轨电车驶来，马上要撞到车前轨道上的5个人，但有一个控制轨道的开关，可以让电车马上转向旁边的另一条轨道上，在那条轨道上，它将撞到那里的1个人。如果你恰好在现场，有机会在这紧急的时刻操纵这个转轨的开关，你会怎么做？
再换一个场景：同样是一辆有轨电车马上要撞到5个人，你站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如果将一个人从天桥上推下挡住电车，这个人虽然会死，但那5个人会得救，你是否会这样做？
当然，这两个虚拟的场景和假设的条件，现实中我们几乎不可能遇到，但这两个疑问背后所提出的“是否应该牺牲一个人去救很多个人”的问题，却有可能在极小概率下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它跟“是否应该牺牲自己去救别人”之类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该用一条生命去换多条生命。
以1救5，到底算是救人还是算害人？应不应该这样做？这个道德层面的争论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哲学家、心理学家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关注。除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设身处地的公众也有不同的选择倾向。2020年2月，一项包含全球7万人的大样本调查结果进一步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个道德困境时的想法：答案既有高度一致的地方，同时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文化因素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 （视觉中国/图）
间接伤害的接受度更高
这项研究给参与者展示三个相关场景，让他们做出道德判断。除了控制轨道转向的场景（图左，简称“转轨场景”）、从人行天桥上将人推下的场景（图右，简称“人行天桥场景”）外，还有一个环形轨道场景（图中）。与转轨场景不同的是，环形轨道转向后会再绕回到直行轨道上，这就意味着牺牲1个人救5个人这样的因果联系会更明显，相比之下，转轨场景中，可能更像一场因救人产生的意外。
由此，环形轨道场景中，如果最终因他人介入导致这单独1人的死亡，而5个人存活的话，那么改变这些人命运的介入操作，既不像人行天桥场景中推人那样让人明显感觉存在刻意伤害，也不像转轨场景中那样虽致人死亡但感觉更像一场可预见的因救人所产生的副作用。这样，环形轨道场景中的道德压力似乎介于其他两个场景之间。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等单位的科学家开展了这项研究，他们在网上向实验参与者以随机顺序分别展示这样图文结合的三个情景，并要人们回答图中那个轨道之外的蓝衣男子应该怎么做，每个场景的答案无非两种：要么采取行动牺牲1个救5个，要么选择什么也不做任由5个人死于事故。
这样看起来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整体上获得了较为一致的选择。实验结果显示，从国家层面上，三个牺牲场景所获得的认可度排序一样，人们更认可的牺牲1个救5个的场景依次是：转轨场景、环形轨道场景以及人行天桥场景，平均的选择比例分别达到：81%、72%、51%。这项研究发表在2020年2月4日的《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研究者认为，这样的牺牲接受度排序在不同国家都一样，这背后最好由基本的认知过程来解释，而非文化规范。“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更加反对直接造成伤害而不是间接造成伤害，更加反对将伤害作为一种手段而非因救人产生的副作用。”长期研究道德困境判断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康威（Paul Conway）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可这项扎实的实证研究和主要结论，即这种一致的差别反映出关键心理体验的系统性影响。
尽管牺牲接受度排序一致，但差异仍是普遍的。研究还发现，不同国家对这样的道德困境的判断差别很大。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结论一样，西方国家的实验参与者在电车实验中对牺牲1个救5个的行为认可度更高，东方国家的人相较而言不太认可这样的牺牲。
早在20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系的研究者曾对比过中西方的人在电车困境中的反应，他们从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各随机选了1000个人，问这些人面对电车困境时会怎么办。当时就发现认可在转轨场景中牺牲1个人的比例最高，对在人行天桥场景中牺牲1个人的认可比例最低。三国人的反应差别很大，美国人对牺牲1个救5个的认可度最高，中国人的认可度则最低，即便在总体接受度较高的转轨场景中，中国人也只有大概一半接受这样的牺牲行为，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接受比例比中国人高近30%。
而最新研究通过扩大样本量，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有了更多细节发现。美国人对这类牺牲的认可度不仅比中国高，甚至在西方国家中也是最高的，而中国人对此的认可度不仅比美国人低，甚至在东方国家中可能也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在对这个道德困境的判断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可能刚好代表了两个较为极端的值，如果直接以此对比放大到东西方的维度上，那么可能会高估东西方差异的量级。
牺牲抉择背后的关系流动性
对这种明显的差异，研究者还发现与各个国家的关系流动性的情况存在很强的关联。一个社会的关系流动性大概是指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在低关系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因为流动的机会少，人们会更加谨慎，以防自己当下的社交关系破裂。
通过引入部分参与者所在国家的关系流动性数据，研究者发现关系流动性与认可牺牲的倾向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低关系流动性社会里的人更可能会拒绝牺牲1个人去救5个人，尽管救5个人单从结果上看起来是更大的善。
这在亚洲国家中更为明显，数据显示，关系流动性对牺牲抉择的影响主要是被亚洲国家驱动的，而亚洲国家总体上关系流动性偏低。这种来自关系流动性和牺牲认可度的很强的关联，是在控制了个人主义、宗教信仰和GDP的情况下得出的。很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人愿意牺牲1个人救5个人，而另一些国家的人更可能不会这么做。
对于在电车实验中选择牺牲1个救5个的人来说，很可能被周围的人认为不可靠，不适合做朋友，在低关系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很可能还会因为持有这样“小众”的、“难以想象”的想法而面临极大的压力，那些选择不去牺牲1个救5个的人，很可能正是在这样担心被社会排斥的压力下，选择什么也不做。害怕被人拒绝，在社交中高度敏感，是低流动性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常态。《个性和个体差异》杂志（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曾在2017年发表过一项关于关系流动性和人际关系敏感性的研究，通过对比生活在低关系流动性社会的中国香港人和生活在高关系流动性社会的加拿大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发现，中国人对社交拒绝更为敏感。
在研究者看来，人们对关系的一些信念是对环境适应的结果。在低关系流动性社会，要想适应人际关系环境，那就要减少冲突，在社交上尽可能保持和谐。在社交中对可能产生的冲突高度敏感的话，就能尽可能防止被别人排斥。与此相伴，低关系流动性社会的人在发展社会关系中还会更相信命运。高关系流动性社会中则没有那么强调人际关系是命运安排好的，而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发展的。
并且，关系流动性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力不只在关系的敏感性上。根据日本北星学园大学跨文化研究者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等人的分析，高关系流动性的地方，人们会有更高程度的自我表露和社会支持等更积极的人际行为，人与人之间会有更高的信任度和亲密感。在低关系流动性社会，人际关系虽然更稳定，但也更难建立新的关系，这主要发生在东亚、北非和中东等地方，可能是受定居农耕文明的影响，或是长期受疾病和战乱的环境威胁所造就的。这一研究2018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当这些社会文化层面的特点反映到电车道德困境中的时候，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谨慎地维持当下的社交关系，不打破平衡，对一些生活在低关系流动性环境中的人有多重要，哪怕功利地看，电车实验中因此死了更多的人。
现实的需要
如何看待死亡，一直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既见证文明发展又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奴隶制社会，人们很可能看到的不是该不该牺牲一个人救很多人的场景，而是一个人死了也要拉上很多活人殉葬的制度。与此同时，热烈地赞美一些情形下的牺牲，几千年来古今中外未有断绝。
1967年，当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第一次提出电车困境时，想论述的正是一种死亡问题——堕胎。她觉得人们围绕堕胎而产生的困惑，背后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不知道是否应让未出生的胎儿拥有与其他成人和儿童一样的权利。
她引入了双重效应理论（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来论述这个问题。双重效应理论是脱胎于天主教神学的一种学说，在道德和医学等许多学科中都产生了影响。简要概括的话，它认为一种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有意使然，一种是意图之外的副作用。比如杀人这种事情，如果是故意的，明显是不应被允许的，但如果是为了实现某种善而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有限度地可以接受的。
双重效应理论最初的情景是论述自卫，认为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导致侵犯者死亡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双重效应理论的提出者、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早在十三世纪就谈到过，自卫不是绝对的，要适度才行，如果超出必要的限度，那就是非法的。
菲利帕·富特在论述堕胎和双重效应理论时，提出了最原始的电车困境版本，那时面对两难困境的还是失控电车的司机。她还一并提出了类似的困境，一名患者所需的某种正短缺的救命药如果拆成5份可以救活其他5个人，怎么办？
这类问题看起来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概率很低，平常人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这样的问题，似乎没必要为这些问题烦恼，但现在，自动驾驶技术需要提前考虑这种极小概率的困境，比如，自动驾驶的汽车，马上要撞毁了，怎么拐都不可能避开所有人，它该怎么办？这些是操作系统必须提前设置好的，尽管发生的概率可能很低。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等单位最新关于电车困境的大样本实验，正是借用了为研究自动驾驶汽车伦理而建立的网站。除了危机时救多还是救少，他们还曾把处于危机中的人的特征归类，让实验参与者去选择，比如优先救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年轻人。共有9种机器需要决策的道德场景，在每种场景下，实验所给出的选项依然是两个，汽车要撞毁时直行，或拐弯到侧面，这分别能使一部分人幸免于难。
他们这项关于道德机器的实验发表在2018年的《自然》杂志（Nature），结论也很明显，从全球数百万人所做出的近四千万次道德决策中可以看出，共识度较高的是，人们更希望优先救人而非动物、优先避开人更多的那个方向、优先救年轻人而非老人。此外，优先救守法的人，而不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人的共识也较多。
将人的特征进一步细化的话，实验发现，优先避开婴儿车的认可度最高，然后分别是小女孩、小男孩、孕妇。至于其他场景和因素，意见分歧就比较大了，包括如何对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等。文化的因素依然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决策，比如优先救年轻人而不是老人，虽然总体上认可度高，但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出现得更多，在东方国家中则更少见，这可能是因为集体主义文化中更强调对老年人的尊重。
这些关于牺牲的道德困境究竟该如何权衡，既是维护现实秩序的需要，也很可能会因国家文化差异而在未来催生出不同的管理规则。
对道德的认识是变化的
此外，除了横向上国家间的道德标准差异，从时间维度上看，对何为道德的认识也是变化的。最新发表的全球7万人的大样本调查结果，是目前同类电车道德困境的最大规模的研究，通过与以往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者还发现，对于认可度最低的、争议最大的人行天桥场景的牺牲，近几十年来，对其认可度也在稳步提升，在1990年之后出生的群体中认可比例已经达到近一半。
这些提醒着社会秩序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应持续关注社会道德风尚的变化。就杀人的伦理问题而言，近年来，引起社会热议的刺死辱母者案、昆山反杀案等都特别考虑到了致人死亡行为背后的其他因素，拓宽了人们对法律和道德的认识。而在另一些事件中，一方对另一方施以语言或身体暴力等间接导致后者自杀后，往往只能止于道德谴责，令不少人颇感不平。这些关于生与死的认识未来都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形成新的共识。
但思考归思考，常态下，制度一般难以及时反映萌发中的新思想。就中国当下的司法实践而言，人行天桥推人场景中的牺牲1个救5个，显然属于故意杀人，转轨场景和环形轨道场景中的行为，也很可能会在考虑动机后陷入犯罪争议。而且，电车实验中所假设的人能挡住电车这个条件实际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实验描述主要还是提供了一个思考牺牲这个道德问题的切入点，不应该被直接投射到真实生活中去。就目前来说，珍惜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才是没有争议的道德准则。
是否应该牺牲一个人救很多个人呢？这个仍有争议的问题值得像“伴侣和父母同时掉河里先救谁”一样提前想好。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