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应正派死了，死于砒霜
因为信息是在服用中药后发生事故的& amp# 039；一妾& amp# 039；要去找肖恩问清楚。
众人听了觉得她言之有理，于是公推死者的弟弟应靖涛和大罗两人为代表前往施氏诊所找施大为诘问。应靖波的这个弟弟是高中毕业生，青岛解放前夕参加了地下共青团组织，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进了市北区团委工作。他毕竟是当干部的，懂政策法律。走了一程，想想不对，就对大罗说我们还是直接去向公安局报告吧，因为即使真是那个姓施的中医那里发生的问题导致我哥猝亡的话，这事也还得报公安局处理的。大罗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两人就去了市南区公安分局。
市南区公安分局负责接警的民警听他们说了情况后，说这事你们得去向施氏诊所所在地台西区的公安分局报告。于是转往台西分局，那里的民警听说出了人命，很是重视，详细询问了情况，还做了一份笔录。然后，请两人稍等，就到里面去向领导请示去了。片刻，他出来了，说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来，死者跟那位姓施的中医素不相识，还是第一次见面，因此不大可能是故意投毒，多半是一起医疗事故。我们公安机关是不管医疗事故的，这事该由卫生部门管。你们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反映这个情况，一是区政府卫生科，二是市卫生局。
于是，大罗和应靖涛就离开了分局，出了门商量是去区政府还是市卫生局。应靖涛是当干部的，知道这种事情的办理程序，就说我们还是去区政府卫生科吧，因为如果去市卫生局反映的话，恐怕还是得转给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处理。
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干部小顾听了应、罗两人的反映，看了带去的那纸“施一帖”开的药方(那时看私人中医是没有病史记录的，所以也没提出要看病史)，说这件事关系到人命，我们得认真处理。你们请稍等，我这就联系那个施大夫，请他到这里来当着你俩的面说话，看他对这张方子作何解释。
像施大为这样的名医，诊所里都是有私人电话机的。这边于是就拨打了电话，当然不会说你昨天开的那张药方可能出了问题，人家病人服药后把命送掉了，你现在过来说说是怎么个情况，而是说区政府有点儿事情请您过来一趟。施大为还以为是区政府有人生了急病要请他出诊哩，问是否需要带什么东西(中医急诊有时需要带苏合香丸之类的急救药或者金针等器械)。小顾说什么东西都不必带，你本人过来就行了。
“施一帖”还是那副洋派打扮，因为出门，头上多了顶黑呢礼帽，手里拿了根红木镶白铜的很精致的手杖。当他听说应靖波猝死的消息时，不禁一怔。但这人倒有些名医风范，两道冷峻的目光朝大罗、应靖涛扫了扫，开腔道：“二位且莫激动，请容我细想一番。”
言毕，合上双目，老僧入定似的坐在那里，只见其嘴唇微微嚅动着念念有词。“施一帖”这是在回忆昨天替应靖波诊脉的情况。须臾，他睁开眼睛，缓缓道：“令兄的脉象所示，确实应为寒痹，这个诊断是不会有错的，至于我所开的方子，那是没有问题的，虽说内有乌头、虎骨等，但皆因治疗所需。像令兄这样的年岁、体魄，别说患寒痹之症了，即使没甚毛病，服用一帖也决不会步上黄泉之路。”
小顾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当过两年卫生员，仅仅在野战医院接受过短暂的战地救护培训，对于中医基本上一窍不通。他听了“施一帖”的这番话后，看了他所开的那张药方，想了想，又一一抄在他的工作手册上：“桂枝、赤芍、乌头各五钱，白芍、丹参、虎骨各九钱，乳香、没药、炒穿山甲四钱，当归五钱，蜈蚣四条，秦艽六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边抄，脑子里一边却在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等到抄毕，已经考虑定当了，于是说：“施先生您认为这张药方没有问题，那么，药是否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要向提供这些中药的店家了解。我们一起去药店吧。”他看了看药方上盖着的那枚“银货两讫”的图章，说这是“九源堂国药号”的药，“九源堂”是我们台西区的，在云南路，我们这就过去吧。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往人面前一站，笑嘻嘻的就像一尊弥勒佛。此刻，当他听说有病人吃了从他店里抓的药一命呜呼的消息时，那标志式的笑容立刻凝固，脸上的肌肉瑟瑟颤动，语不连贯：“这……这是怎么回事？”
小顾拿出了那张药方递过去：“汤先生，请您看一下，贵号昨天是否向病人提供过这张方子上的中药？”
汤老板看了那枚印章，点头：“是的，没错。”
“是谁抓的药？”
汤老板说他昨天没在店里，去郊区参加一位世交子弟的婚礼了，店里事务交给账房黄先生打理。于是就叫来了账房先生黄承议。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瘦弱男子，一张脸苍白如纸，终日咳嗽，可能患着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当下，他看了药方，点头承认确是“九源堂”卖出去的药。
那么，是哪位店员抓的药呢？黄承议说是他抓的。小顾又说，请黄先生回忆一下，这些药都没抓错吧——我指的是药和分量这两个方面。黄承议摇头，说肯定没抓错。汤老板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口气，说：“哎——我想总不至于是敝号的事儿吧!”
但调查还没完，这毕竟是涉及人命之事，小顾哪有这么轻轻巧巧就下结论呢。别看他年纪轻轻，工作能力却是不弱的，接下来，他又请了本区的数名中医和中药店老板，一起前往应靖波家，不是去看尸体，那是法医的事儿，而是对药渣进行鉴定。一干人围着桌子，把药渣倒在一个洗净的脸盆里，用筷子翻检了一会儿，又让应家人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一一分门别类各拣一碟。然后，又请人去其他区中药店按照这张药方抓来一帖药，依样煎了一碗，把药渣分拣出来，一样样称了分量。最后，得出结论：“九源堂”抓的药没有问题。
这时，施大为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把那碗搁在一旁业已凉了的汤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角的药汁：“喝!良药苦口——好药!”
这样，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调查应该算是结束了，最终结论是：中医施大为开的药方没有问题，中药号“九源堂”提供的中药也没有问题。
那么，应靖波之死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该由公安机关调查了。
这回，就不必由大罗、应靖涛奔波了，区卫生科只向台西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那个年代特别讲究“公对公”，是公家各部门工作协调的黄金时期，台西分局因为死者是市南区的，就给市南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于是，市南分局就开始运作了。
市南公安分局治安股指派两名民警老周、小陈负责调查此事。首先是分析应靖波死亡事件的性质。台西区卫生科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医疗事故，那应靖波的死因就二者必居其一了：要么是被人谋害的，要么是另有隐疾倏然发作而亡。如果是谋害的，那么这就是命案了，应当立案侦查，当然那就不是治安股的事儿了，而是要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当时称侦查科)。如果是另有隐疾而殁，那就跟公安没有关系，家属如若要追究下去，那还得去麻烦卫生管理部门。
老周、小陈理清了工作思路后，就写了一份请求指派法医对死者进行验尸的报告。市南分局领导批准了这份报告。分局是没有法医的，于是就向市局电话申请，自然一说就准。当然得办理一个书面手续，那是可以回头补办的，这会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还是赶紧让法医准备一下，待尸体拉到立刻行动。
应家方面对于验尸是持反对态度的，连当干部的应靖涛都主张采取不验尸的办法对其兄的死因进行调查。但是，有一个人坚决支持公安局验尸，这个人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此人签了字，法医才能动手。这个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刘巧玲。刘巧玲知道只有通过验尸才能查明丈夫的死因，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洗清可能会蒙在她头上的类似“潘金莲”的嫌疑，所以，她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在验尸申请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晚，法医进行了验尸，但没有对包括老周、小陈在内的任何人吐露什么内容，只是说还需要对死者生前所服用的那剂中药的残渣进行化验。
次日，法医的验尸结果出来了，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死者内脏无致命性疾病症状，在死者胃里发现砒霜成分，结合死者临终前的一系列症状以及从送检中药残渣里检测到的砒霜成分，故不排除应靖波死于砷中毒。
两名治安民警拿到鉴定结论后，老周对小陈说，行了，这件事我俩就到此为止了，往下的活儿，该由侦查科接手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市南分局侦查科在审查治安股转来的《关于应靖波中毒身亡事件的调查情况》等相关材料后，作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当时，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阶段，案子很多，侦查科人手特别紧张，所以这么一起人命案件，也只指派了两名侦查员负责侦查。这两名侦查员分别叫殷贤铭和仇越，殷贤铭二十五岁，仇越二十六岁。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了，两人都有在部队担任保卫干事和在解放区公安局当侦查员的经历，具有独立办案能力。不过，承办命案还是第一回。
殷贤铭、仇越对案情进行了分析：法医鉴定应靖波是服了混在那剂中药里的砒霜而身亡的，现在要查的就是谁在药里下了毒。中医施大为开的那张药方里没有砒霜，十余味中药里也没有致人死命的物质(施大为已经当众喝下后来煎的那碗汤药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将施排除。从法医对药渣的化验结果来看，砒霜是下在原药里，而不是下在已经煎好的汤药里的。那么，是谁把砒霜下在原药里的呢？这要看获得这剂原药的途径和经手人了。根据之前台西区政府卫生科的调查，应靖波夫妇离开施氏诊所后就分手了，应靖波去办事，刘巧玲则去施大为指定的“九源堂国药号”买药。“九源堂”接待她的是账房先生黄承议，他按照施大为开的那纸药方抓了药，包好后交给了刘巧玲。刘巧玲回家后，按照丈夫的事先吩咐把药浸泡后放在厨房里，直到晚饭后才煎药，其间家里没有外人进来过。应靖波的两个孩子是学龄前儿童，应该排除在下毒人之外。所以，有条件在这剂中药里下毒的人只有两个：“九源堂”账房黄承议和刘巧玲。
黄、刘两人中，会是谁下了毒呢？殷贤铭趋向于认为是刘巧玲，而仇越则认为问题多半出在“九源堂”的那个账房黄先生身上，两人之间于是发生了争论。殷贤铭的观点听上去好像比较符合逻辑：黄承议跟应靖波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缺乏谋害应靖波的动机，没有动机的犯罪，这可能吗？仇越的观点也有道理：据治安民警的调查，是刘巧玲坚决支持要对死者进行验尸鉴定的，如果是她下的毒，符合犯罪心理的做法应该是想方设法阻止。可是，刘巧玲却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明她心里没有鬼!
殷贤铭、仇越两人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先不去考虑黄、刘两人中哪个最有可能下毒，而是拣最便捷的路子走，所谓最便捷的路子，就是立刻去“九源堂”查砒霜库存!
三、账房自杀
侦查员去“九源堂”调查砒霜库存，有点儿像商店月末盘点商品库存，行话叫作“盘货”。如今超过五十岁的人大概还会记得，五六十年代，到了每个月的月末那天中午，商店就会在店门口贴出一张三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下午盘货，停止营业。不过，此刻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九源堂”盘货却用不了半天，只要短短几分钟就够了，因为他们要盘的只有一样货：砒霜。
“九源堂”那个姓汤的胖老板听说是来查砒霜库存情况的，吃惊地叫出声来：“啊？这个……不是已经查过敝号跟死者无涉了吗？”
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了汤老板叠加在吃惊之上的那一掠而过的慌张神情，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寻思：可能有戏!于是就告诉对方，这是在执行公务，必须要走这一步的，请出示贵号的砒霜账目!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九源堂”刚关门。这家店是向店员提供一日三顿膳食的，账房黄承议和三个药工已经去药店后面属于汤老板家庭的内宅等着吃晚饭了。汤老板于是就去后面把黄承议叫了出来。
对砒霜的盘货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九源堂”的账目上记录着应有库存砒霜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五，但经当场点检，实际库存却只有一两一钱七分伍毫二，短缺了零点三毫。
这是一笔账。另一笔使侦查员感到可疑的账是前天亦即死者之妻刘巧玲前往“九源堂”买药的1月3日，账本上“砒霜”一栏里清楚地记录着出货零毫三，这笔出货是不是刘巧玲去买的那帖药里的呢？如果不是，又是哪个顾客买的呢？这一点，汤老板有义务对侦查员作出解释。
殷贤铭、仇越以前在解放区时都参加过公安业务培训班学习，在学到砒霜下毒致死量时，教员传授给他们的是“不过零毫六”，意思是如果人体内摄入超过零点六毫的砒霜，那就会送命。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老秤制，一市斤是十六两，一两十钱，一钱十分，一分十毫，按后来规定的一市斤五百克的国家标准计算，老秤一毫相当于0.3125克，零毫六就是0.1875克。这与后来的法医教材上关于砒霜的致死量在0.1克至0.2克是相符的。现在，账本上记录的砒霜出货数与短缺之数相加，就是零毫六!
汤老板是开中药铺子的，当然知道砒霜的致死极限，当下他见账目与实际库存不符，脸色就变了，一双有点儿鼓胀的金鱼眼定定地盯着黄承议：“这是怎么回事？”
黄承议那张被结核病菌长期折腾而早已一片病态苍白的脸面此刻忽然变得一团通红：“这……这……这是我的失误吧？”
殷贤铭见状，立刻伸手拿过账本，仇越则把放着砒霜的那个小铜盒抓在手里，两人知道到这当儿已经不适宜在“九源堂”说话了，就让汤、黄两人跟他们去附近的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先说名医施大为“施一帖”跟“九源堂”的约定。当时的中医一般都知道，砒霜通常是不能用于内服的。如果病症需要非得内服的，那也得跟其他中药混合制作成药丸后按量谨慎服用。至于把砒霜直接放进用于煎汤药的中药里一并水煎而服的做法，除非是潘金莲了。但施大为却是个另类，这位郎中先生给人诊疗，惯使奇招险法，别人不敢使用的禁忌药，他敢用；别人不敢超越的药限，他敢超越。中药治病，原本就是因人而异，不像西药那样刻板，施大为如此作为，使其治好了一些其他中医无法对付的疑难杂症，所以长期以来名声一向很响。旧时的郎中，只要有点儿名气的，都会有固定的中药店铺跟其联系建立协作关系。“九源堂”建立的关系中，“施一帖”排在首位。施大为虽然另类，但他不傻，知道砒霜不能直接进内服汤药的规矩，所以他就跟“九源堂”约定：他开的方子上不写砒霜，如果必须配进砒霜的，就在药方的右上角画上一个记号。不同的记号表示不同的剂量，一般都在零毫一至零毫三之间，“九源堂”这边见记号发药。
再说“九源堂”。像砒霜这样的剧毒之药，中药店都是特别谨慎地保管的，因为一旦流散出去，那就是人命案件，开不得任何玩笑。所以，“九源堂”汤老板规定只有两个人可以接触砒霜，一个当然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他的内弟、账房先生黄承议。为便于取药，汤老板在进了砒霜后，用天平按零毫一至零毫三的剂量一包包分好，按“施一帖”药方上的记号发货。本来，只要汤老板在店里，“施一帖”的药方都是他亲自处理，为的就是可能会有砒霜。如果他不在店里，“施一帖”的方子就交给黄承议处理。前天刘巧玲去抓药时，汤老板确实不在店里，是黄承议接的方。可是，这个一向谨慎的账房先生不知怎么的在抓药时竟然走了神，见药方上有零毫三的记号，竟然拿了两份。黄承议的神走得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地厉害，按照规矩，配好药后应当由另一店员视方复核确认无误后再交给病家，但因为这是放了砒霜的药，不能让其他店员知晓，所以就由黄承议自己复核了，可他竟然未能把这一非常明显的差错复核出来。
这样，患者应靖波在一下子服下超剂量的砒霜后，当晚就一命呜呼了。
这件事怎么处理呢？也许可以算是医疗事故，那就不是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了，该由卫生局去管。两个侦查员商量下来，一时难以定夺，于是就请示领导。从派出所往分局打了个电话，侦查科长已经下班了，于是就把电话拨进了分局秘书室(办公室、后勤科的联合办事部门)，请值班员代向值班分局领导请示后回电告知。
秘书室值班员回电时，已经是十几分钟之后了。回电内容是：可与市卫生局联系，了解这方面的相关追究责任的规定后酌情处置。于是，侦查员就拨打市卫生局的电话，老是忙音，正不耐烦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侦查员不必打这个电话了，因为——黄承议死了!
汤老板和黄承议在接受询问之后，侦查员让他们待在派出所的那间小会议室里，顺手递上报纸，说你们看看报等候一下，回头我们再说。侦查员一走，黄承议对汤老板说要去上厕所，就去了后院。这一去就是十来分钟。汤老板倒不是因为担心内弟寻短见而不放心，只是因为也想上厕所了，就去了后院。走进厕所，一眼看见了悬在那里的黄承议，当下急呼“救命”。大伙儿闻声赶来，忙把黄承议从梁上解下来，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救护车过来后，随车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已经没救了。
黄承议这一死，汤老板就倒霉了。因为原本侦查员认为应靖波生前与“九源堂”向无瓜葛，倾向于排除“九源堂”方面谋害应靖波的可能性，殷、仇两位侦查员交换看法时都认为那是黄承议的业务事故。现在，黄承议却自杀了，那就说明应靖波之死跟“九源堂”是有关联的，否则，抓药的账房先生干吗自杀？于是，侦查员也就不往市卫生局打电话了，也不用向分局领导请示了，两人商量一下，决定先将汤老板拘留了再说。
这样，汤老板就给扣上了手铐押往分局看守所。这个胖老板被吓得满头冷汗，迈不开步子。侦查员担心半道上汤老板走不动了发生尴尬，就让派出所的一个小民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黄包车。可是尴尬还是发生了，因为汤老板太胖了，黄包车夫拉到半途说吃不消拉不动了，让这位特殊乘客下车，他宁可不要车钱也不拉了。侦查员跟他说了一阵，答应加钱，还表示愿意在上桥、爬坡的时候在后面相帮推车，车夫才勉强答应。
殷贤铭、仇越把汤老板押到看守所后天已经黑了，两人还没吃晚饭，饥肠辘辘，于是就去用餐，然后到分局去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之后，又赶到派出所去处理黄承议的事儿。那时候的规矩是发生这种情况后，尸体要交家属装殓，这就必须对家属有一个说法，如果家属不接受自杀的说法，那就得张罗请法医验尸。反正黄承议这一死，凭空给殷、仇两人增添了不少活儿。当晚，殷贤铭、仇越一直忙过了午夜才歇息，临睡前犹自在商量明天讯问汤老板的事儿。
没想到次日上午两人起来，还没去看守所，分局大门口警卫室就打进电话来说外面有群众求见。仇越于是就去接待室，一看，来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头男子，长相令人不敢恭维。对方问明仇越是“九源堂”一案的承办民警后，就作了自我介绍：姓齐名同泉，是本市“同养润药栈”老板。看得出，这位齐老板做事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还带来了户口本和工商营业执照，当下拿出来给仇越一一检验。
那么，齐同泉来分局找侦查员干什么呢？他一开口，仇越大吃一惊!他说，你们是不该抓“九源堂”汤老板的，因为太平路赢德坊那位姓应的先生之死跟“九源堂”没有关系。仇越定定神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跟“九源堂”没有关系？
齐同泉开口一说，又将仇越弄了个目瞪口呆。齐老板经营的“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向中药店提供中药材的批发行，“九源堂”出售的所有药材，向来都是从他的药栈进货，其中也包括砒霜。“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已经传了五代的药材批发行，齐同泉的经营手段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说到中药行业的经营手段，懂行的人都知道，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水深湾多!旧社会时，真正向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中药的，最多不过一两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药店铺都在出售假药，而是在药材产地上做文章。比如当归，最好的产品应当在甘肃岷县；贝母，正宗的应当在四川省的灌县(就是如今的都江堰市)，等等。这些药材产量有限，价格当然较其他药材要贵一些。而中药商是要利润的，所以就弄一些其他产地的同类药材混杂后提供给消费者。齐同泉得祖上真传，深谙其道，他向每个下家提供的药材都有这种水分，除非是用于急救的贵重中药，比如羚羊角、野山参之类。
然后就要说到砒霜了。前面说过，砒霜在当时是外用中药，是一味剧毒药，所以自古以来中药店铺对此都非常谨慎。药材批发商更是特别注意，不是熟识而且信誉可靠的药店，是进不到“同养润”的砒霜的。齐同泉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在购入的砒霜中，总是掺上五成面粉。反正那时候的面粉是小麦碾碎后的原粉，不像现在市场上到处可见的精白粉，颜色跟砒霜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差别。按齐同泉的说法，这一手倒并非为了多赚钱——砒霜用量极少，一年卖下来也赚不到多少钱钞，而纯是为了积德。毕竟那是毒药，一旦让人用于不法奸行，那就是人命大事，掺些面粉，可以减低些毒性，或许能够在无意间阻止谋人性命的不法勾当。所以，凡是从“同养润药栈”进的砒霜，只有同等剂量的一半功效。
也就是说，“施一帖”开的药方上标明的记号是要向患者提供零毫三的砒霜，而“九源堂”那个账房先生黄承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多给了一份，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已超出安全警戒线，算是死定了，可是，由于齐同泉向“九源堂”提供的砒霜是掺了一半面粉的，所以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应当还是在安全线之内。换句话说，他不应当死于砒霜——起码是不应当死于“九源堂”提供的砒霜。
齐同泉说完后，向侦查员解释：本来，这是“同养润”的经营机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但是，听说“九源堂”的账房黄承议为此已经送掉了性命，而汤老板也被抓起来了，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九源堂”的过失，寻思如果不把这个关节说出来的话，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大早他就到公安局反映这个情况，请民警同志明鉴!
仇越立马儿往里面打了个电话把殷贤铭叫了出来，殷贤铭听说此节后也是一个激灵。两人稍一商议，立刻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马上对业已封存的从“九源堂”提取的那一两多库存砒霜进行化验，同时，他们即刻对“同养润药栈”以及跟该批发行有业务往来的那些下家中药店的库存砒霜进行随机抽检。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实“同养润”老板齐同泉所言属实。这样，汤老板就被释放了。那么，黄承议为什么要自杀呢？为此，殷贤铭、仇越两人对黄承议的历史情况开展了调查——
别看黄承议是个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却是“一贯道”的狂热信徒，打从十二年前起，就长期担任“一贯道”的点传师。其点传的“一贯道”成员中，有山东地面上一度有头有脸的汉奸、“军统”“中统”特务、国民党军官、警官宪兵和恶霸，他跟这些有着特殊身份的徒众打得火热。从业已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口供中发现黄承议还曾有大量反共言论。为此，根据市公安局“打击‘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办公室”的部署，黄承议已经被列入最近本市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集中批捕人员的名单，他如果不死，不久就会被抓捕，然后接受人民的审判。比照对首批反动会道门组织骨干分子的处理情况，人民法院对其的量刑不会低于有期徒刑十年。
黄承议本人对此情况并不是毫无察觉。这段时间，不时有公安人员前来找他调查“一贯道”组织以及一些反动军警宪特分子的情况，再说他这人并不笨，当然会将那些已经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罪行跟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据说他最近还热衷于时事，积极阅读报纸、收听广播，碰上有干部模样的病家来“九源堂”抓药时，还亲自接待，问长问短，打听最新政策。另据“九源堂”汤老板、其他店员、黄承议的家人、亲朋反映，黄承议最近一个多月来显得心神不宁，严重时甚至精神恍惚。这样，可以认定黄承议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至少有四人可以证明，黄承议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曾向他们吐露过轻生念头。
1月3日那天，刘巧玲拿着“施一帖”开的药方前往“九源堂”抓药时，因为汤老板正好不在店里，就由黄承议接待。由于精神恍惚，他竟然在药里多放了一份砒霜。随后，就发生了应靖波死亡事件。调查的触角伸到黄承议那里后，他还没来得及调整心态，就被侦查员带到了派出所。其时，黄承议并不知道“同养润药栈”向“九源堂”提供的是掺了一半面粉的伪劣产品，想当然地认为应靖波之死是因为服了他抓的药，以为这回公安局肯定不会放过他，必会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弄得不好给枪毙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就想到了自杀并且立刻付诸实施了。
侦查员根据上述调查情况作出了黄承议在派出所自杀身亡的结论，分局、“九源堂”和其家属都认同了这个结论。“九源堂”的涉案嫌疑就此排除，当然，汤老板就黄承议多配了一份砒霜之事还是被区卫生科、区工商联责令作了检查。“施一帖”施大为则被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叫去，让其白天全天待在那里反省检讨，视其态度决定是否吊销他的行医执照。可是，“施一帖”的名气实在太大，区政府的一些干部有空就往他跟前凑，向其咨询，请其开方。三天下来，区政府领导终于发觉了，让他回家去写检讨。但施大为的检讨始终没有交上来，因为他已经决定停止在青岛执业行医，改去北方另作打算。后来听说他去了北京，在一家药厂工作，但不再问诊开方，而是做起了药工工作。
四、婚外恋情
“九源堂”的嫌疑排除了，可应靖波的死因却是经法医尸检鉴定过的：不排除砒霜中毒致死的可能。这样，疑点又转移到了死者之妻刘巧玲的身上。
这时，上级决定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专案组成员除了之前承办该案的殷贤铭、仇越，另外指派了一个三十来岁的侦查员汪风帆担任组长。汪风帆是青岛市公安局的一位副股长，济南人氏，曾经是武工队员，济南解放后武工队集体转为济南市公安局民警，他就当上了警察。青岛解放后，从济南调来了一些忠实可靠且有公安侦查经验的同志，汪风帆就是其中一个。
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为市局和分局联合进行侦查的一起重要案件了。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传闻的原因。社会传闻那就是“施一帖”的名医效应了，再加上黄承议上吊自杀，而且是在派出所自杀的。这样，市局就对这起案件有点儿侧目相看了，领导认为应该尽早查清案情，免得坊间乱传八卦。
三个侦查员通过派出所将刘巧玲传唤过去，跟她进行谈话。这种谈话当然是比较委婉的，先从夫妇俩的关系如何谈起。了解下来的情况似乎对刘巧玲有些不利，因为据她说，应靖波生性风流，对感情不太专一，在外面似有拈花惹草之嫌。当然，这不过是她的那种女性特有的情感直觉，并没有直接撞到过应靖波跟其他女人有苟且之事。不过，刘巧玲说她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还是有点儿依据的，比如某天在深夜归来的丈夫身上闻到了香水气味，又如某天，她替丈夫洗衣服时，发现上面沾着一根女人的弯弯曲曲显然是烫过的长发，而她当时正好剪了个短发式，也没烫过，所以肯定不是她的头发。
民警问当你有这种感觉时，是否对应靖波有过什么表示呢——这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就是：是否为此跟你丈夫吵过闹过甚至打过架？刘巧玲的回答却使侦查员感到意外，她说男人嘛，有点儿花心也算正常，只要他没让我当面抓住，我也懒得去管。毕竟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一家四口的吃穿开销全靠着他，吵闹？想图什么呢？离婚？孩子怎么办？
另据向邻居调查，这对夫妇多年来确实没有吵过架，两人感情很好。但侦查员对于刘巧玲在这方面的淡定觉得不大踏实，继而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刘巧玲是否有感情出轨婚外恋之类的事儿呢？
于是继续进行调查，一连找了好几个人，都称“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过”，最后从刘巧玲的一个表妹那里得知刘巧玲确实有一个情人。刘巧玲的表妹名叫李婉萍，二十一岁，在纱厂当挡车工。这个姑娘是个积极分子，担任车间工会委员，半年前已加入共青团，现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的母亲跟刘巧玲的母亲是嫡亲姐妹，排行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到了她们这一代，也恰好是一个最大一个最小，所以虽然相差了十来岁，表姐妹的关系却是很铁的。李婉萍告诉侦查员，前不久她去看表姐，表姐夫正好去外地出差，于是她就在表姐家住了一宿。当晚，姐妹俩谈得很晚，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刘巧玲说话很直率，向表妹透露了一个秘密：她有一个婚外恋人，姓丁，是她初中时的同学。这样，侦查员就不得不考虑：应靖波之死是否跟李婉萍所说的丁某有关？
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对刘巧玲很不利的消息：户籍警从居民小组长那里了解到，1月3日出事那天的下午三时许，刘巧玲曾离开过家，从胡同里穿行而过，不知去了哪里。本来，刘巧玲出门不应当成为侦查员怀疑的内容，问题是之前她在接受侦查员的询问时曾称她把那帖中药从“九源堂”抓回家后，一步也没有出过家门，所以，外人是绝对不可能到她家里下毒的。刘巧玲为什么要对侦查员说谎呢？
专案组决定把刘巧玲往旁边放一放，而将调查触角伸向李婉萍所说的那个刘巧玲的初中同学。
此人名叫丁学贤，系邮电局报务房维修人员。初解放时社会上对邮电职业沿袭旧社会的称谓：金饭碗。而丁学贤的岗位大概算得上金饭碗中的金饭碗了，当时这样的技术人员如果在路上正好遇见邮电局局长，局长再忙也会驻步点头，微笑着说句客气话的。所以，据说丁学贤在邮电局很牛，在家里脾气也很大，他的妻子就是因为丈夫脾气过大老是动手揍她而在一年前主动提出离婚的。现在丁学贤是单身汉，一个人过日子。他跟刘巧玲相好之事发生在其离婚之后。据他在喝酒时向同事透露，是一次外出时在马路上跟刘巧玲偶遇而续上了已经中断的同学关系。后来，交往次数多了，两人就走到了那一步。丁学贤对刘巧玲印象很好，说过打算要娶其为合法妻子。同事中另有一位初中同学，知道刘巧玲的丈夫是公司老板，而且身强力壮且练过武术，开玩笑说，学贤你小子小心点儿，刘巧玲的丈夫是很厉害的，小心让他知道了揍你个半死。丁学贤冷冷地说：“敢挡老子路的，老子也要他好看。揍我个半死？哼，小心老子先要了他的命!”
那么，1月3日这天丁学贤在干什么呢？据邮电局保卫科了解后反映，那天丁学贤上班，而且在上了白天班后还要留下来值个夜班。下午他曾接到一个电话，于是就向报务房主任打招呼，说他有点儿事要处理，临时离开一会儿。大约在三点钟前，他骑着邮局的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去哪里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觉得刘巧玲、丁学贤两人颇有些可疑，决定次日分别找这对男女当面谈话，指望能够发现什么破绽，作为突破口往下追查。可是，这个谈话计划次日未能实施，因为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月10日，案发后的第八天，早晨七点多，还没到上班时间，刘巧玲突然来到分局门口，要求见专案组的同志。这时，汪风帆三人刚从地铺上爬起来，接到电话，马上意识到出现新的情况了，否则刘巧玲绝对不可能大老早赶来。于是，汪风帆便让警卫室人员把她请至接待室稍等，三人草草洗漱一下后立刻出去接待。
刘巧玲带来了一个令人感到突兀的消息：今天早上，她的两个孩子还没起床，就在被窝里吵起来了。刘巧玲和应靖波一共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女孩雪婵七岁，男孩雾鸣五岁。女孩子懂事早，又有着一份怜爱弟弟的天性，平时一向都让着弟弟的，今天竟然发生了争吵。刘巧玲感到有点儿奇怪，于是就询问为什么吵架。雪婵一开口，令刘巧玲大吃一惊!孩子在陈述事由时说到1月3日爸爸去世的那天下午她家竟然来过一位不速之客!
说到这里，刘巧玲插叙了一段话。她说对不起由于另有原因，我曾说了谎，其实那天我把药抓回家浸在药罐里后是出去过一次的，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十来分钟而已，而且就在我家胡同口。是为了什么事呢？那天我去“九源堂”抓药回家途中，经过“日升帽店”时看见有人在排队购买一种绒线帽，式样很别致，颜色也好看，而且价格不贵。我就动了心，想了想就排队买了两顶。一顶红色的是给我丈夫的，他喜欢红色，而且红颜色能够辟邪，图个吉利，保佑他战胜疾病；另一顶咖啡色的，是替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丁学贤买的，他在邮电局工作。买了帽子后，我就借用店里的电话通知丁学贤，让他三点钟左右到我家对面马路口来一趟，我有东西要给他，他一口答应了。这样，我就在约好的时间出去了一趟，把帽子给了丁学贤，又说了几句话就回来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时间吧。这件事，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的，因为我觉得这属于我个人的隐私，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跟我丈夫的死没有关系。可是，刚才两个孩子吵架后我无意间一问吵架原因，就觉得我这趟出去可能跟丈夫出事有关系了，所以马上赶来向你们报告。
据雪婵说，那天妈妈出门后，忽然来了一个阿姨，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子，上面还别着一支钢笔，说是“爱卫会”来检查卫生的。自我介绍过后，就掏出几颗糖果给了姐弟俩。那糖果的包装纸是透明的，现在说起来就是塑料纸，但在当时是非常稀罕之物，老百姓就称之为“玻璃纸”。当时青岛本地虽然有糖果厂，但还没生产这种包装纸的糖果，所以两个孩子拿着糖果兴高采烈，只顾互相比对自己拿到的糖果是什么包装纸的，根本没去留意那个阿姨干了些什么。据雪婵回忆，那个阿姨先在客堂里转了转，然后一头扎进了厨房。从厨房出来后，她就告辞了，说这是突击暗查，按照上面的规定是不能让户主知道的，所以小朋友你们不要把我来过的事儿告诉你们的父母。如果告诉了，下次我过来正式检查时，就要给你们家插黑旗；如果不告诉，下次我过来时会给你们带更多更好看的糖果。
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开始不久，全国各地为防止美国袭击中国扔细菌炸弹，都非常注意消灭“四害”，搞好卫生。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把搞好卫生提高到了爱国与否的程度，这就足见此事的重要性了。各地都组织了相应级别的“爱卫会”，频频组织各单位、街道进行卫生检查，采取评比制，凡是卫生搞得好的家庭，就在门口插一面纸糊的小红旗，一般的就插小绿旗，差的就要插黑旗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很浓，谁家被插了黑旗，就似被划入了另类，全家人会被另眼看待，居委会大妈也会不时上门来做帮教工作，直至组织一帮积极分子登门不由分说地直接相帮打扫卫生。谁也不愿意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各家都是很在乎插到什么颜色的小旗的，特别是孩子，荣誉感就更强了。
雪婵、雾鸣听那阿姨这么一说，自是连连点头。那个女人离开后，姐姐还特地关照弟弟要保密，不能让大人知道这件事。因为要保密，所以姐弟俩把那几颗糖果也藏得好好的，不敢让大人知道。当晚，应靖波暴亡。之后几天，家里忙着办丧事，即使两人把糖果拿在手里向人炫耀也没人去留意了。七八天下来，糖果当然已经吃掉了，留下的包装纸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珍稀之物。特别是雪婵，小姑娘爱美，非常看重这种漂亮的“玻璃纸”，自己有三张犹嫌不够，还觊觎着弟弟的那三张，于是就变着法子谋取，悄悄提出了以零食交换的方案。雾鸣嘴馋，同意了。可是，等到他把姐姐省下用来交换的零食吃光后，又反悔了，于是大老早姐弟俩就在被窝里吵架。刘巧玲在厨房忙早餐，听见雾鸣哭了，过来询问。姐弟俩也就顾不上对那个女人的保密承诺了，你一言我一语把那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当下，刘巧玲听着就觉得大为可疑，于是就把姐弟俩手里的糖果纸哄了下来，拿着就奔公安局找专案组反映。
侦查员看那六张糖果纸，果然精致漂亮，从上面印着的文字看出，这是上海“冠生园”出品的“燕子太妃”软糖。厂家为招揽生意，将糖果纸设计成一套数张，一样的图案文字，不同的颜色。这六张糖果纸，是红、绿、黄、白、蓝、紫六种颜色，不知是否已经构成了一套，但可以估计是那个女人特地挑选出来送给应家姐弟的。这样看来，她可能有一盒这样的糖果。
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使侦查员原先对刘巧玲的怀疑发生了动摇。送走刘巧玲后，三个侦查员商议了一下，决定立刻核实此事。于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汪风帆去邮电局找丁学贤了解1月3日是否有过刘巧玲所说的那段情节；另一路则由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应家向姐弟俩以及周围邻居调查1月3日出现的那个女人的情况。
调查下来，丁学贤所说的情况跟刘巧玲相符。而且，这个报务维修技术工程师很坦率地向汪风帆承认了他跟刘巧玲的婚外恋关系，说即使应靖波不死，他也会动员刘巧玲跟其离婚后嫁给他。汪风帆是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他对丁学贤说你是否可以把那顶绒线帽子给我看一下。丁学贤是个聪明人，马上领悟了侦查员的意思，说没有问题，我跟领导说一下，咱们到我家去看吧。于是，汪风帆的摩托车就载着丁学贤回了家，丁学贤果然拿出了一顶崭新的绒线帽，包装盒里还放着刘巧玲购买时开的发票，那上面写的日期确实是1月3日。丁学贤又把汪风帆带到了应家所住的太平路赢德坊那里，摩托车在马路口的那家烟纸店门口停了下来。丁学贤下车后，直奔柜台，对店主笑道：“老板，还记得我吗？”店主定睛一看，笑道：“哎呀!怎么不记得，我天天在等着你过来呢!拿去拿去!”遂取出一沓零票递给丁学贤。汪风帆就问店主这是怎么回事。店主说1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这小伙子站在店门口等人，买了一包烟，我没有零钱找他，他说就留着吧，几时我路过时再来取。一会儿，他等的人来了，就是住在对面胡同里的大妹子，看着有点儿脸熟。我想把那张一万元整票还给这位先生，让他跟那大妹子说一下看有没有零票付了就是，不想那大妹子也没零钱。
这样一来，已经可以证明刘巧玲和丁学贤所说的情况属实了。再看另一路的调查情况。侦查员找了应家姐弟，跟两个孩子聊下来，所获得的内容除了刘巧玲陈述的那些之外，还得知那个阿姨的以下情况：头上扣着一顶红色有檐的绒线帽子，烫过的有点儿弯曲的头发垂下来披在肩膀上；身上散发着一股香水味；穿着一件紫色毛皮大衣，说青岛当地话。其他比如多大年纪、身高多少、行为举止中是否有什么显眼的习惯动作之类，姐弟俩就说不上来了。然后，殷、仇两人就逐家访问了十来家邻居，都说1月3日那天并无任何人来检查卫生，也没有人留意到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胡同里出现过。这也可以理解，大冷天的，家家户户都关着大门，有人从门前走过一般是不大会看到的。侦查员又看了厨房，向女主人问明那个放药罐的位置，还查看了药罐。那是一个普通的砂锅，如果要往罐内投毒，一揭盖子就行，一两秒就能搞定，真正的秒杀。
专案组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排除刘巧玲和丁学贤的疑点，下一步的工作是找到那个神秘女人。
五、两个目标
当天下午，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寻找那个神秘女人。在此之前，专案组已经跟市南区政府卫生科、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区卫生防疫站以及市卫生局、爱卫会、防疫站都通过电话，查明1月3日下午没有一家机构指派过工作人员去暗查卫生；再说，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是那副妖娆装束，作为吃穿靠供给制的公家人员，即使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组织上也决不允许这样打扮。所以，可以断定这个神秘女人是假借检查卫生之名潜入应家投毒。
要找到这个女人，首先是勾画出此人的大体轮廓。从应家姐弟俩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个穿着毛皮大衣、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水气味的女人，经济条件比较富裕；其次，从头上戴着红色有檐帽子、烫着披肩波浪发以及身穿紫色毛皮大衣来看，这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少妇。
然后，需要分析这个女人的身份职业。当时，距青岛解放已经一年半，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已经树立起了一种社会的新风气、新道德观、新审美观。生活方面，社会上普遍以艰苦朴素为荣，别说占全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多数经济条件处于中低档次的市民了，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二十的经济条件好的市民，即使家里有毛皮大衣之类的高级服饰，也不大会穿戴出去招摇过市。那么，市面上像这个女人那样装束打扮的有没有呢？有的，而且如果你在适当时间段去大百货公司、高档饭馆、咖啡厅、舞厅之类的场所，还能看到不少。不过，这种女人都是富小姐、阔太太之类，偶尔也有家境富裕从事非公高级白领职业的。
侦查员初步断定，这个女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应当到哪里去调查这个女人的线索呢？侦查员认为，可以通过排查应靖波生前交往的女性来寻找线索。
于是就去找刘巧玲，先请她把丈夫生前跟异性交往的情况再复述一下。刘巧玲因为她跟老同学丁学贤的婚外恋已经让专案组知晓，所以心里反倒坦然了，这回她说的比上次的草草陈述要详细多了。扳着手指头算了算，据她所知，应靖波生前先后跟三名女性有过暧昧关系，都是死亡前这五年里发生的。专案组将这一情况记录在案，然后又花了近两天时间，分头向应靖波所开公司的几名职员、社会上的朋友、以前的同学等进行了访查，最后，一共排出了跟应靖波有比较频繁交往的异性(是交往，并非全是暧昧关系)二十三名。
这个案子是市局、分局联合侦查的，所以组长汪风帆每天要向市局和分局侦查条线的领导汇报工作进展情况。1月12日晚上，市局侦查条线领导听取了汪风帆的电话汇报后说：“看来，这个案子的工作量还是有点儿大，往后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手，光你们三个人已经难以胜任了，给你们增派人手吧。”
于是，次日上午就派来了两人。这二位都是参加工作不久、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新手，一男一女，男的姓宋，女的姓强，汪风帆就以小宋、小强相称了。汪风帆对人员作了调配安排，说光靠我们五个人要迅速查清这二十三个对象的情况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要依靠对象辖区管段派出所的同志。我们先把这二十三个对象的居住地列出来，分门别类归到相应的派出所，然后每人一个派出所去跑吧。
这样，五人一共跑了两个整天再搭上一个夜晚，到1月14日晚上七点，终于查完了最后一名对象。当晚，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碰头，汇总了情况，发现两个对象身上有疑点。
对象之一：这是应靖波公司的员工向侦查员提供的情况。那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妇女，小名阿娟，大名刘蕴娟，住在台东区蒙古路，出身资本家，本人和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医生遗孀合伙开了家咖啡馆。阿娟是个有夫之妇，其夫是个经营煤炭的商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回青岛。可能正是这个原因，阿娟就有了跟其他男子交往的念头。而应靖波本是个风流情种，咖啡馆、舞厅是他经常涉足的场所，就这样两人从相识到相交，最后成了一对情人。
两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不避外人的，调查中不但公司员工说到过阿娟，同学中也有人知道，而且跟应靖波、阿娟一起吃过饭。阿娟是个性格外向的女人，据说她对应靖波爱得十分狂热。她经营咖啡馆，白天下午两点前是有空的，就时不时跑到应靖波的公司去，也不避应靖波那些手下的面，公然卿卿我我。大约一个月前，两人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吵。有人听见从关紧了门的老板办公室里传出应靖波愤怒的咆哮，让阿娟“滚”；阿娟呢，也不甘示弱，用更高的分贝发出了严厉警告，声称：你当我是寻常女子，可以让你随心所欲想怎么就怎么？要想分手，好办!拿钱来——一千万(此指旧版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新币一千元，下同)!之后，阿娟又来吵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元旦前大约一个星期，当时应靖波正被疾病折腾得苦不堪言，情绪非常恶劣，手下人都是能避就避，不能避也三言两语赶紧把要请示的事情说完后赶紧开溜。阿娟在这当儿过来，而且进门就气势汹汹，应靖波可能忍无可忍了，于是动了手。他是练过武术的，阿娟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女人哪里经得住？当下就大呼“救命”。众员工一齐进去劝阻。阿娟非常狼狈，但应靖波被人架住后，她又强硬起来了，表情凶狠地留下了一句“姓应的，你等着瞧吧，有你好看的”，就匆匆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象之二：这是应靖波的两个老同学向侦查员提供的情况。该对象名叫杜尊玉，济南人氏，二十六岁，出身于恶霸家庭，但其本人却是个烈属。杜尊玉的父亲是济南的一个恶霸，既是“一贯道”坛主，又开着两家商店、一家工厂，还是粪把头，1948年9月济南一解放就因为群众集体向民主政府请愿要求对其严惩而被公安局逮捕，然后就在斗争大会上当场给愤怒的群众打死了。杜尊玉是其长女，因为家里有钱，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她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跟学校的一个姓隋的年轻老师悄悄建立了恋爱关系。那个隋老师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当时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外围组织。不久，该组织由于出现了叛徒，遭到了日伪特务的破坏，隋老师于是被组织上安排紧急撤退，前往抗日根据地。杜尊玉跟隋老师分别时，剪下了自己的一束头发，连同从家里偷出来的几两黄金一起交给对方，说一定等着你回来。之后，杜尊玉为表示自己对隋老师的那份绵绵情意，果断地退了学，待在家里闭门不出。
一晃数年，到了1948年初，杜尊玉忽然接到隋老师从青岛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已在青岛居住，她方便的话可赴青岛见个面。杜尊玉欣喜若狂，立刻前往青岛。隋老师其时已经不当老师了，在青岛一家洋行当账房先生，其实他是受中共党组织指派潜伏青岛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为便于开展工作并做好安全掩护，他应该考虑成个家，如果一时没有合适的对象，组织上可以派人跟他组织一个假家庭。隋老师于是就给杜尊玉去信把她叫去了，这样，两人正式结婚。隋老师在白区的运气不大好，老是遇到叛徒，婚后七个月的一天晚上，一群国民党特务闯进家门将他捕去。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杜尊玉根本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特务为何要逮捕他。救人要紧，情急之下，她马上向济南娘家发电报求援。那时，许世友指挥的十四万大军已经逼近济南，她老爸尽管惊惶，但还是立刻派人赶到青岛来通关系营救。好不容易通上了一个“保密局”少校的关系，但打听下来，隋老师已经被枪决了。
青岛解放后，杜尊玉才知道丈夫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生前的工作以及被捕后英勇不屈的表现均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杜尊玉作为隋老师的妻子，遂成为烈属。据说，那次杜尊玉的恶霸老爸派人赶到青岛营救女婿时，带来了一些金银钱钞，人没有救成，就遵照老杜的吩咐把金银钱钞留给了杜尊玉。济南解放后，老杜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殴毙，家庭自然也遭到了清算。济南方面记下了老杜当初奔青岛时带给女儿的那笔财产，青岛解放后不久就有人前来找杜尊玉。当他们得知杜尊玉已是光荣的革命烈属后，没有为难她，财产的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杜尊玉就用这笔钱财投资实业，买下了一家私人纱厂的部分股权，自己也不去上班，按月领取红利，过着非常滋润的日子。她原出身富家，过惯了养尊处优的好日子，习惯于追求时尚，手头又有钱，就时不时买些高档商品享用。这虽然跟新社会提倡的艰苦朴素作风不大相符，但杜尊玉是一个没有单位可以管束她教育她的人，按说街道对于这种角色是有责任规劝的，可人家是烈属，街道干部、居委会大妈对她板不起脸孔，也就只好随她去了。
据了解，杜尊玉跟应靖波是在舞厅结识的。应靖波学过武术，体态灵活，动作协调，舞跳得很好。而杜尊玉虽然酷爱跳舞，但她在这方面生性愚笨，而且身材有点儿过于丰满，所以舞技一直令人不敢恭维。她跟应靖波认识后，就拜其为师，虚心求教。没过多久，竟然跳得像模像样了，对应靖波就很是钦佩。两人交往密切，据应靖波对外界透露，他有时是在杜尊玉那里过夜的。
当然，侦查员之所以要把杜尊玉从二十三名对象中选出来作为重点，并不是应靖波自称的过夜问题，而是杜尊玉有一件紫色狐皮大衣，而且，这个女人最近的发式就是披肩波浪发。冬天外出，头上也喜欢压着点儿什么，不是帽子就是头巾。
专案组于是决定对刘蕴娟、杜尊玉进行重点调查。
侦查员殷贤铭、小宋两人负责调查杜尊玉在1月3日下午的行踪，因为专案组认为如果那天应家姐弟遇到的那个不速之客是杜尊玉的话，那么她是不可能在其他场合出现的。两人直接去了杜尊玉的住所。杜尊玉对于警察的突然出现大为不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们，问你们来找我干什么？难道你们认为应靖波是我毒死的？侦查员向她解释说，这是他们的工作程序，需要对相关人员一个个进行调查。最近在放映的苏联故事片《刑警基卡夫》你一定看了吧，影片里的苏联刑警也是这样工作的，他在大街上还拦着调查对象问长问短哩。
杜尊玉点点头，说这部影片我看过，那个基卡夫是一个有趣的刑警，他的工作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人家苏联同志调查时说话可比你们活泼幽默得多哩。说着，动手给侦查员沏茶，还问要不要加糖，然后，就说你们要调查什么，说吧!殷贤铭于是就问她跟应靖波的关系，她说是朋友关系。她很欣赏应靖波，因为他舞跳得好，也懂得体贴人，对于应靖波的猝死，她是很悲痛的。她听到噩耗后，大哭了一场，赶到应家去吊唁时，又哭了一场。
侦查员暗吃一惊：什么？杜尊玉曾到应家去吊唁过？刘巧玲没说过嘛!是真是假呢？殷贤铭头脑活络，马上说：“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是穿着一件紫色皮大衣去的吧？好像还戴着一顶帽子？”
杜尊玉大喜，说就是呗!你看到我了？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客厅一侧大橱的橱门让侦查员看里面的衣服，果然有一件紫色狐皮大衣，还挂着几顶不同颜色、式样的帽子，有一顶是红色的有檐绒线帽。殷、宋两人见之心里一动。
杜尊玉问道：“二位先生来找我，究竟要了解什么，请尽管开口，我可以做到知无不言。”
殷贤铭笑道：“谢谢杜女士对我们工作的配合。是这样的，我们想了解一下1月3日那天下午，您在忙些啥？”
杜尊玉仰脸稍忖，说：“1月3日？那不正是应靖波出事之前的那个白天吗？下午我在干啥？请二位稍等……”说着，起身进了客厅旁边的书房，俄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精致的羊皮封面的记事本。
别看杜尊玉一副胸无城府、大大咧咧的样子，她却奉行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哲学，备着这个本子就是记录每天的日常琐事的。当下，她当着侦查员的面翻阅着本子，很快就有了答案。她说：“1月3日，下午，我在纱厂参加股东理事会议。”“……哪家纱厂？”“大胜纱厂呀，我在那里有股份，大伙儿选我当了理事。”
侦查员告辞而去。没有回分局，而是去了大胜纱厂。了解下来，杜尊玉所言内容属实。那天纱厂举行股东理事会议，是元旦前三天就已发了通知的。那天全部理事共七人均到会了，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始到五点多结束，没有一人早退。会后，在纱厂对面的酒楼吃了晚饭，杜尊玉也参加了，还喝了不少酒，显出些许醉态，最后还是厂长派车送她回家的。这样，对杜尊玉的怀疑就可以排除了，因为她没有作案时间。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仇越和小强两人对刘蕴娟的调查。
两人接受任务后，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应靖波生前经营的那家公司。应靖波死亡之后，他开的那家公司还在运转，因为公司跟客户所签的合同还没履行完毕，如果突然关门歇业，客户要求赔偿损失，应家卖了房子还债只怕还抵不了。所以，丧事办完后，应家的亲戚开了个家庭会议，听公司账房先生介绍了情况，最后一致同意委托应靖波的助手、公司襄理李达志接手把业务做下去，待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再予以清理，关门歇业。
使仇、强两人大觉意外的是：当他们赶到公司时，竟然看见有三个警察正在那里搜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六、神秘女人
仇越、小强两人穿着便衣，那三个警察又不认识他们，见忽然闯进来两个人，立马儿吆喝：“出去!”
仇越亮出了证件，说明此行是执行侦查命案的公务。这一说，气氛就给调节过来了。对方向仇、强两人说明了情况：他们是市局特种物资缉查队的警员。特种物资缉查队是去年11月初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其职责是为配合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对一些重要物资进行保护性控制。比如国家规定私人之间不能进行黄金买卖，但还是有人私下在进行交易，甚至大规模倒卖；比如文物不能倒卖，但有人却照样买来卖去地折腾，一直折腾到海外；比如汽油、橡胶、有色金属、酒类、烟草、食盐不能自由贸易，但有不法商人就敢悄悄进行地下交易活动，从中大肆牟利。这些行为，都是在规定要打击的范围之内的。特种物资缉查队，就是专门对付倒腾控制物资的不法分子的。
那么，眼前这三位警察到应靖波的公司来干吗呢？原来，据他们获得的情报表明，刘蕴娟有倒卖黄金的嫌疑，最近几天进行了一番外围调查后，已于昨晚将刘蕴娟拘捕。连夜讯问，刘蕴娟交代一同倒腾黄金的还有元旦后已经猝死的应靖波。于是，今天他们就到应靖波的公司来搜查，回头还要去应家搜查呢。
仇越的反应很快，他随即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说关于你们准备到应家去进行搜查之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是否悄悄进行，就是说不能让外界包括应家邻居在内的人知晓，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手头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三个警察同意了仇越的要求，说回头我们跟应家管段派出所联系一下，看怎么样妥善处理这件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仇越和小强于是立刻去看守所找刘蕴娟调查，主要是想弄清两个问题：其一，你跟应靖波三番五次大吵小闹，是为了什么事情？其二，1月3日下午你在干什么，有谁证明？
刘蕴娟是一个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女人，昨晚警察去她经营的咖啡馆逮捕她的时候，一宣布逮捕令，她竟然尖叫一声当场就昏过去了。侦查员遇到这种心理素质的人，应当说是一种福分，因为这种人在被捕后接受讯问时，基本上用不着虚声恫吓，更不需要拍桌摔凳搞伴奏，只要摆出一副秋风黑脸就行了。而刘小姐可能比较体谅仇越他们的辛苦，所以也不劳驾他们秋风黑脸了，比较和气地问了一下，马上老老实实作了交代，说她跟应靖波之所以吵架，并非感情问题，而是为了倒卖黄金获利后分赃不均，她认为应靖波每次获取非法利润后都少分给她钱了，难以容忍，所以就找应靖波吵了。最后一次去找应靖波时，应靖波还是不肯把她算了细账认为少给了的一千万元给她，还要推她出去，她忍无可忍，于是就动手跟他撕扯，结果被应靖波揍了几下。当时，她确实说过让应靖波“等着瞧”的狠话，也确实有过恨不得将他杀死的念头，但她没有这份能力，也缺乏这种勇气，最后还是不得不忍了。元旦后四五天，刘蕴娟获悉应靖波猝死，想起两人曾经的那段情分，心里反倒有些兔死狐悲。
关于1月3日下午刘蕴娟在干什么的问题，刘蕴娟说她记不清了。她不像杜尊玉那样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没有凡事都记一笔账的习惯，回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在她和人合开的那家咖啡馆里吧，因为下午两点以后咖啡馆就开始营业了。
于是，侦查员就去咖啡馆找刘蕴娟的另一个合伙人调查。合伙人查了咖啡馆的每日账单，上面是有当班人员姓名的，果然记的是刘蕴娟的名字。侦查员又向1月3日那天当班的另外两个侍者调查，他们也证实刘蕴娟那天确实当班。那么，当班是否意味着人就一定在咖啡馆里待着呢？了解下来肯定是待着的，因为咖啡馆的收款工作是由两个老板亲自做的，那天既然是刘蕴娟当班，那她就得收款，所以她是无法脱身的。
这样，刘蕴娟的嫌疑也排除了。线索就此中断，侦查工作又回到了原地。
专案组开会再次研究案情，看如何找到那个冒充“爱卫会”工作人员检查卫生的穿紫色毛皮大衣的神秘女人。五名侦查员中，四人都发言谈了一些设想，但又都觉得似乎虚无缥缈，只有女侦查员小强没有开口，手里捏着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胡乱划拉着什么。组长汪风帆于是点名道：“小强，你也谈谈想法吧，群策群力嘛!”
小强其实是在把目标的所有特征都写在纸上，想清理一下思路，这时还没写完，听汪风帆这么一催，讷讷道：“我……正在想嘛……”低头看看纸上写到的正是“紫色皮大衣”，遂说，“是不是可以通过皮大衣找目标……”这个姑娘的思维很敏捷，一边说着，一边脑子里竟然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有了!”
小强头脑里产生的念头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1月3日那天，刘巧玲与应靖波分手后去“九源堂”配了药，又去买了帽子，还在帽子店给丁学贤打了电话，然后回家。而那个被怀疑是投毒凶手的神秘女人正好在刘巧玲出门去会丁学贤的短短十分钟时间内进入应家投毒。凶手要确保避开刘巧玲并顺利投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她能够肯定刘巧玲在这段时间内必须出门；二是她必须事先等候在应家附近，看见刘巧玲出门后才能迅速进入应家。第一个条件，凶手(或者凶手的幕后指使者)可能是对刘巧玲和应靖波实施了跟踪，后来刘巧玲、应靖波分手后就跟踪刘巧玲，在帽子店里把她跟丁学贤通电话的内容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样，才能确保应家不会有大人在。第二个条件比较简单，凶手完全可以在应家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隐藏之处。这个隐藏处，就是小强头脑里此刻冒出的寻找凶手的途径!
小强刚说到这里，其他四个侦查员就已经明白她的意思了：如此打扮的一个富家女，要想选择一个既能避开刘巧玲的视线又能看见刘巧玲出门的地方，不可能躲在附近某户居民家里。现在的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她贸然登门提出要坐一会儿而且躲在窗前一双眼睛始终盯着外面看，这副样子还不被人家当成女特务？所以，她完全有可能躲在应家胡同口马路上的某一处合适的公共场所。这样装束打扮的一个妖娆女人，只要在公共场所待的时间稍稍长一点儿，肯定会引人注目，注目的后果就是会留下记忆。因此，只要发现那个公共场所，再向人调查一番，就可能发现这个神秘女人的蛛丝马迹。组长汪风帆于是下令：全体出动，去太平路赢德坊!
专案组一行五人赶到应家所在的太平路，以那个女人的眼光选择符合隐藏条件的场所，结果一下子就选中了胡同口西侧十几米处的那家“孟春茶馆”。这是一幢二层建筑物，二楼伸出底层大约两米，高踞于人行道上方。如果在二楼伸出位置靠东侧的那副座头上，就可以把赢德坊路口看得一清二楚。刘巧玲只要出来，就逃不过上面的那双眼睛。侦查员很想立刻就向茶馆方面了解情况，但此刻已是夕阳西下时分，茶馆早已关门打烊。汪风帆说那就明天早上过来吧，人不必多，我一个，主意是小强出的，小强跟我去。
次日上午七点，汪风帆和小强去了“孟春茶馆”。这家茶馆的金老板是个老实的生意人，胆子有点儿小，一听来人是公安局的，脸色就有点儿紧张。侦查员让他不必紧张，说我们要办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茶馆也没有牵连，遂把要查1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钟前是否有一个如此打扮的女人前来喝茶的情况说了一遍。金老板听了，马上说：“有!有!有!”
旧时的茶馆，通常都是男性涉足之地，很少有女人光顾。哪天难得来一位女性的话，肯定会给老板、跑堂以及其他顾客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这位女性打扮得非常时髦而且长得还有几分姿色的话，那这种印象会在人们的脑海里保存一段时间。1月3日下午光顾“孟春茶馆”的那个女茶客，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女茶客给金老板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还不仅于此。像“孟春茶馆”这种有点儿规模的茶馆，通常老板自己是不会出来应酬客人的，除非有人闹事了才出面。这天却是一个例外。那个女茶客上楼后，跑堂小邓就把她往朝西窗口的座头上引领，因为冬天下午的太阳转向西侧方向了，朝西的座头可以晒到阳光。可是，这个女茶客却一口谢绝，自顾往临街的东侧窗口那副没有阳光的座头上去了。坐下之后，要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和一壶毛尖茶。小邓对于她选择座头之举觉得奇怪，担心会有什么事儿弄出来，于是赶紧向老板禀报。金老板听了也觉得有些反常，便出去看了一下，对这个穿着富贵时髦的服装来茶馆喝茶的女士感到意外，暗忖别是来跳楼自杀的吧？越想越不放心，就关照小邓，让他通知其他跑堂，大家都盯着这个女人，如果发现她想开窗什么的，立刻上前阻止!
之后，金老板就一直心神不宁。本来是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喝茶的，想想坐不住，索性捧着茶壶出来，亲自坐在离那个女茶客不远的那副座头上监视着。因为不敢离开，所以其实也没敢喝茶——免得上厕所。巧的是，后来那个女茶客离开时，金老板发现她点的那壶毛尖竟然一口也没喝。
汪风帆问，那么，这个女人坐在那里，有些什么举动呢？
金老板说，有什么举动？她始终朝外面看着，看的方向就是朝东嘛!
朝东，那就是应家所在的赢德坊路口了。于是再问：包括你在内的茶馆人员以及茶客中有认识那个女人的吗？
金老板说，茶馆人员中肯定没人见过她，茶客，比较难说，要么问问看。
怎么问呢？金老板自有主张。因为到他茶馆里来喝茶的一批老茶客都是赊账的，即平时来喝茶都先由茶馆统一记账，到月末那天一并支付就是。所以，茶馆只要查一查1月3日下午来喝茶的有哪些茶客就是了，他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引人注目的时髦女人。
侦查员于是按照金老板提供的名单问了大约二十多名茶客，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说他解放前好像见到过那个女人。这当儿，“好像见到过”总比“没有见到过”要好些，于是就继续追问。那老头儿带着一点儿不好意思的神情说，解放前他有时会去妓院转转，好像曾在“雅秋馆”见到过这个女人。
这是调查所获得的唯一线索，专案组决定往下追查。青岛的妓院早已被取缔，不过还有办法调查“雅秋馆”是否有过这个妓女。因为取缔妓院时，所有妓院的人员资料如各人的基本情况登记、照片什么的，都是统一造册交到民政局去的。侦查员到民政局查到了“雅秋馆”的这本册子，先请那个老头儿辨认，老头儿却说册子里没有那个女人。那是怎么回事呢？老头儿说他是解放前两年即1947年见到那个妓女的，你拿来的这本册子是解放后政府取缔妓院时的资料。这两年里，她大概已经离开“雅秋馆”了。
侦查员觉得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个女人是跳槽到其他妓院了呢还是从良嫁人了？这个，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侦查员就去了市局看守所，向三个月前被逮捕的原“雅秋馆”老鸨钟艳兰调查，最后得知那个妓女名叫张少珍，在1948年初夏离开“雅秋馆”，不是跳槽，而是从良嫁人了。嫁给谁了？钟艳兰不知道，只听说张少珍是去做小(老婆)的。
好不容易获得的一丝线索，眼看又要断了!
七、意外收获
元月18日晚，专案组再度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侦查员殷贤铭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初，如张少珍那类少有文化、追求虚荣的妓女，获得一个自己非常满意的从良机会，能够嫁给一个有钱人，那应该是一桩天大的喜事，所以，她肯定会对“雅秋馆”的其他关系较好的妓女说到这件事。我们何不去找当时在“雅秋馆”的妓女了解一下？
这个观点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同。于是，次日，侦查员根据民政局那本册子上的记载，分头寻找以前在“雅秋馆”待过，现因妓院被取缔而由政府安置谋生的那些前妓女，向她们了解关于张少珍从良嫁人之事。这一步走成功了。受访对象中，有三人是张少珍以前的小姐妹，她们都知道张少珍从良的情况：她并非属于那种明媒正娶的嫁人做小，而是给一个姓辛的有钱商人做地下情人。那个商人给了她一套房子，让她待在里面，平时的吃穿打扮零花钱什么的都由辛某提供，辛某则时不时去那里过个夜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张少珍是做了辛某的“金丝鸟”。那么，这只“金丝鸟”的窝筑在哪里呢？这个，那三位谁也没去过，只听说在台东区洮南路一带。这也好办，通过派出所去查摸就行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获得信息：张少珍独自住在洮南路的一幢公寓楼内。于是，五名侦查员立刻一齐出动。赶到那里一问公寓门房老戴，说有这样一个业主，是一个单身女人，好像没有工作，有时一连几天待在屋里不出门，有时忙忙碌碌一天要出出进进多次，还时不时有人来访。不过，最近已有多日没见过她了。
侦查员稍一商量，决定进入张少珍的住所去查看。门房是没有业主住所钥匙的，于是就请来一个锁匠将房门打开了。进门一看室内景象，侦查员心里顿起疑窦：厨房里的一个小铝锅里，剩下的半锅米饭已经发霉；卧室桌上的1951年台历，只翻了两页，停留在1月3日上。卧室的床头柜上，一盒已经开封的上海“冠生园”生产的“燕子太妃”奶糖赫然入目，打开盖子，里面的糖果包装纸跟刘巧玲交给专案组的那六张属于一种式样。
侦查员于是就让锁匠打开了所有的抽斗、橱门锁具，检查下来，发现主人的金银首饰、现钞存折、贵重衣物之类均未动过。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从饭菜发霉、台历未翻动过的情况看来，张少珍已经出门多日未归了。她去了哪里？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地出门？从掌握的证据看，她在1月3日下午是去太平路应家往中药里投毒的。她的投毒行为当时根本没有人发现，警方也是这两天才掌握的，所以她在下手之后应当是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地立刻扔下一切逃窜的。这个女人在其住所留下的痕迹似乎透露着一种不祥的预兆!
专案组长汪风帆想了想，说看来现在我们要对这里进行正式搜查，小宋你下去一趟，给派出所打个电话，请他们过来一两位同志，如果有需要带走的东西，可以先封存到派出所。另外，要他们带一些盖上公章的封条过来。事后想来，幸亏汪风帆有这个念头，否则专案组接下去的工作将会变得非常麻烦和艰难，因为马上就要出现打草惊蛇的后果了。
这幢公寓装有一部电话机，就在底楼门房间里。小宋下了楼，在楼梯口拐弯处看见从外面来了一个男子，走进门房间，向门房老戴询问着什么。老戴还没回答，看见小宋刚好下楼，就向他招手。小宋当时还不知运气来了，快步走过去问有什么事。老戴指着那人说，这位同志是张小姐的表兄，说张小姐把钥匙交给他让他来拿一点儿东西。
小宋定睛一看，那人大约三十三四岁，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中式对襟丝棉袄，一副文弱书生打扮，看样子很像一个教书先生。对方见小宋打量他，遂开口询问：“这位同志是……”
小宋说：“我是公安局的……”底下的话还没说出来，就发现对方眼里掠过一丝惊慌的神色!
对方定定神，说：“我是张少珍的表兄，她委托我过来拿点儿东西。您是公安局的？是来公寓楼执行公务啊？”
小宋点头：“我们奉命来查看张少珍的住所!”
对方神色倏变，稍一愣怔后马上欲往外走，嘴里说着：“哦!既然你们在执行公务，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人当然已经没法离开了，被小宋一把揪住：“别走!跟我上楼去!”
其他侦查员没想到小宋去打电话竟然揪了一个人上来，汪风帆一听情由立刻伸手：“钥匙呢？”接过对方颤颤巍巍交出的钥匙，一声令下，“铐起来!”
从这个倒霉鬼身上搜出一个工作证，表明这人名叫袁昱，是台东区“红星小学”的老师。他再三声称自己是好人，至于跟张少珍的关系……汪风帆打断说，既是好人，那你就说一下自己住在哪里吧。袁昱只好说出了住处。其时，汪风帆已经断定这一幕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问题，于是，立刻给市局打电话要求派车过来，押着袁昱前往其住所进行搜查。
这一搜查，整个专案组为之震惊。在袁昱家的阁楼上，竟然搜出了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一部和一支左轮手枪、五十发子弹。
随即将袁昱押往市局突击讯问，袁昱交代自己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成员，负责报务，兼带干一些组长交办的杂差。至于该组的其他成员，他不清楚，向他直接下达指令的是“113潜伏组”少校组长牛汉峰。牛汉峰的公开身份是“雄山粮行”的老板，地址是市北区海泊路229号。
专案组没想到竟然牵出了这么大一个案子，于是立刻向领导紧急报告。青岛市公安局领导连夜组织力量前往“雄山粮行”将老板牛汉峰逮捕。然后根据牛汉峰的交代，当晚逮捕了“113潜伏组”其余六名成员。牛汉峰还交代了张少珍的下落——已于元月3日晚上灭口，尸体扔于市郊接合部的一口枯井里。次日，警方在那口枯井中发现了张少珍的尸体。
“113潜伏组”成员全部被捕后，交代了各自的罪行。至此，应靖波命案的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军统”的少校情报员牛汉峰早在抗战时期就一直以粮行老板身份为掩护在青岛进行秘密活动。特务头子戴笠死后，原“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949年初牛汉峰受命潜伏，组建“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共有六名成员，而且早就有各种合法身份为掩护，其使命是接受“保密局”总部指令，伺机刺探解放后青岛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报，还规定视工作需要发展成员，每发展一名成员，该组就可以获得三两黄金的经费。
像牛汉峰这样的老特务，是不会因为那三两黄金而大肆发展新特务的，因为发展新成员必须慎而又慎，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将整个组织都给暴露了。牛汉峰心里很清楚：性命比黄金重要。所以，他在这两年里，一共只发展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张少珍，一个是应靖波。张少珍是青岛解放前就已经发展了的。张少珍与应靖波勾搭后无意间得知他所开的公司因经营海产品业务需要，持有可以合法前往青岛地区整个海域诸岛屿的通行证。牛汉峰深知这个通行证的重要作用，对于应靖波来说不过是做生意，而对他来说，则可以收集军事情报。于是，他就决定把应靖波拉入特务组织。应靖波玩女人内行，对于政治、军事、人生等方面却很是糊涂，跟牛汉峰这样受过专门训练的老特务一打交道就输，于1950年9月3日正式签约，成了“113潜伏组”的一名新成员。
当时，牛汉峰还没有接到台湾的指令让其收集海域军事情报，所以没有给应靖波安排任务，但每月还是发给应靖波报酬和活动经费。这使应靖波很高兴，加上又有美女张少珍，只以为自己鸿运当头，乐得享受。哪知好景不长，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牛汉峰接到指令让“113潜伏组”收集青岛地区的海域情报。于是，牛汉峰于12月1日向应靖波下达了指令，并拨给特别经费一百五十万元。应靖波接受了指令，领取了经费却按兵不动，也不向牛汉峰说明任何理由。牛汉峰等了十天，不见消息，就让张少珍催问。应靖波说“正在进行”，之后又是十天没有下文。台湾三番五次催促，最后甚至发出了“如再延误，将执行团体纪律”的严重警告。不得已，牛汉峰再通过张少珍跟应靖波联系，应靖波干脆连张少珍也回避了。
牛汉峰终于明白，这小子是胆小怕事，临阵缩头了。真实的特工行业里是没有什么“做思想工作”之说的，于是，牛汉峰就只有采取“密裁”措施了。他向手下三名特务发出了指令：密切注意应靖波的动向，每日一报。
那三名特务都是接受过收集情报训练的，对付应靖波这样一个外行简直是易如反掌。他们通过跟踪、窃听电话等手段，很快就查明应靖波最近正频繁跟医生接触，治疗一种叫“痹症”的毛病。牛汉峰于是就有了初步打算：利用其看病一事做文章。
应靖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受到了三名“保密局”特务的秘密监视。这样，他的就医计划和实施情况，被窃听电话的特务掌握得一清二楚。1月2日，牛汉峰得知次日应靖波要去“施一帖”施大为中医那里去就诊，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看中医就得吃中药，中药里是最容易下毒的了。于是，牛汉峰就召见张少珍，说奉上峰之命，要你去执行一项简单使命，完成使命后，根据你之前再三向我提出的申请，决定同意你撤到香港去，届时会有专人前来接你前往。张少珍大喜，连忙问要执行什么使命，牛汉峰说很简单的一桩事儿，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牛汉峰随即向那三个执行监视应靖波使命的特务下达了命令：次日严密监视应靖波，如果他去就医，则盯着他配的中药的下落，有情况可随时来电报告。
这样，应靖波、刘巧玲前往施氏诊所去看病的时候，其实后面是有人跟踪的。两人离开诊所后分道扬镳，跟踪的特务就盯着去抓中药的刘巧玲了。刘巧玲去“九源堂”抓药后，回家途中进帽店买了帽子，还给丁学贤打了个电话。跟踪的那两个特务也佯装顾客进了帽子店，听见刘巧玲的电话内容后，一个继续跟踪刘巧玲，另一个则去马路对面的一家牙医诊所借用电话给牛汉峰密报了情况。牛汉峰接到这个电话后，决定立刻对应靖波下手，遂向张少珍下达了执行命令。
张少珍接受命令拿了牛汉峰交给她的砒霜后，立刻前往太平路。因为时间还早，就进了“孟春茶馆”佯装喝茶等候着刘巧玲出来。三时许，丁学贤赶到后，刘巧玲果然也从胡同里出来了，于是，她就潜入应家，在中药里下了毒。
张少珍遵照牛汉峰之前的命令，在外面给牛汉峰打电话报告“事已办妥”，然后就回家去了。当天傍晚，一名特务根据牛汉峰的指令前往公寓来接张少珍。来人跟张少珍对上暗号后，让张跟他走。没想到，这一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之后，牛汉峰按兵不动，见半个多月过去了张少珍的住所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料想公安局无法侦破这个案子，于是就派袁昱过来把张少珍的一些贵重细软拿走。没想到，这一来，竟然撞到了警方手里!
1951年7月，“113潜伏组”成员被押上了审判台，牛汉峰等四名特务被判处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一人缓期两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另外三名特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