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和蜀文化已分别形成巴学和蜀学，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巴蜀文化具有悠久的地域和本土文化发展，同时在中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外来文化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互动。
11月2日，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吕进、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杨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晓雪等，围绕“巴蜀文化、传统资源与新时代创造”的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吕进：巴蜀是中国新诗的圣地之一
在吕进看来，巴蜀是中国新诗的圣地之一。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上，川渝是一块发光之地。巴蜀诗歌本来属于相同的区域文化，但如果分开谈，也可以寻求到其中细致的区别。
“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大家。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蜀中五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芹、王火、阿来。”吕进说，“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张新泉、梁平等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月在成都出版上、中、下旬刊，团结了众多诗友，以新锐的风格推动了新诗的前行。近些年，四川还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影响颇大。”
“在重庆，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吕进表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766年，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430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一，且是杜诗艺术的巅峰。
近四十多年来，川渝新诗坚持的守常求变道路，就是几千年巴蜀文化传承的“稳健的先锋”之路。吕进认为，这里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荣耀之地，领军之地，川渝理应在21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辉煌的一页。
杨克：川渝保留了有别于他乡的文化元素
谈及川渝诗歌，杨克最早的记忆是，小学时读到李白的诗歌《蜀道难》和李商隐的诗歌《夜雨寄北》。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重庆仍是一省之内的“双子星”，当时四川是中国现代诗运动最如火如荼之地，引领潮流。因此，在杨克的观念里，成都、重庆的诗歌，过去都是当成一个艺术整体看待的。他认为，新诗潮以来的巴蜀诗歌，今天也可看成百年新诗的一个小传统。
巴山蜀水，望文生义，确实如此。其中，蜀文化柔和一些，似水柔情；巴文化阳刚一些，山峰陡起。“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历程中，成渝双城异峰突起，成为中国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头羊，在西南甚至整个西部都是重中之重。包括抗震救灾等以举国之力力挽狂澜的伟大壮举，都是巴蜀文化发展中的新亮色，值得大书特书。”杨克表示，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活快节奏的态势下，川渝保留了其他一线城市罕有的休闲安逸的某种特色，这些，都为中国和世界的城市诗歌写作，提供了有别于他乡的文化元素。而中国古典诗歌中大量写巴山蜀水的作品，更为今天的写作，提供了借鉴和创造新的可能的强力支撑。
晓雪：巴蜀诗歌具有多样优秀传统
谈及巴蜀诗歌，晓雪能立即想起五个名字：陈子昂、李白、苏轼、郭沫若、何其芳。“我们把从古到今的这五位大诗人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巴蜀诗歌具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光芒四射的优秀传统。”
陈子昂是初唐开一代诗风的伟大诗人，很多人记得他《登幽州台歌》的千古绝唱，其实他还创作了大量抒发家国情怀的好诗，对后世影响很大。李白以他伟岸的风格和雄大的气魄，登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而苏轼是千古无双的绝代奇才，从文艺创作角度看，苏轼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全能作家和艺术家，他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晓雪认为，“仅就诗词而言，李白、杜甫登上高峰之后，苏轼仍然独辟蹊径，勇攀高峰，留下2700多首诗，且手法多样。他善于把形与神，离与去，诗情与这里结合起来，从而登上了另一座诗的高峰。同时，在词的创作上更是奋勇开拓，大胆创新，拓宽了词的题材领域。”
谈及郭沫若，晓雪认为他树起了第一块里程碑，为中国新诗的奠基、开拓、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何其芳主要从事文艺创作，他的诗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是他的诗寓言，为时代和祖国唱出了自己的歌，是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都是从巴蜀走向全国、全世界，他们代表巴蜀诗歌的光荣传统，这就是歌诗为抒发个人抱负、家国情怀而著。”
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曾琦 图据主办方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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