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剧六大名单中，崔兰田是尊师重教的榜样，无人知晓。崔大使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小时候& amp# 039；法兰& amp# 039；亲切地记得科班学剧时与老艺人贾洛克建立的友谊。科班老师中有一位叫贾子哲的老艺人，祖籍不详，出生于1881年，年龄最大，以红脸演技著称。(威廉莎士比亚，《北方专家》(美国电视)，《南方专家》(Northern Exposure))。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以戏班为家，对学员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照顾，教学认真细致，深得学生尊敬。解放后，担任安阳市豫剧团团长的崔兰田，把贾锁接到家中奉养，1961年，80岁高龄的贾锁去世，崔兰田亲自率领贾锁的众弟子为他戴孝送终。这充分体现了大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念，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中。本文将介绍崔兰田在1938年春末夏初，考入了豫西调名须生周海水先生的太乙班学戏后，而遇到三位的文化启蒙老师。我原来一直以为六大名旦中，陈素真的文化程度最高，阎立品次之，今天看到，崔大师文化程度也高。文中特别提到她的三位当年教她文化的老师，详细地描述了教她的前后经过，把师生情谊渲染得如跃纸上。今天读来，崔大师能成为豫剧名家，固然起主导作用的是她的天赋与勤奋，是教她唱戏的老师们（周海水、周银聚、贾锁等），但她也没有忘记教她文化的老师。我作为教师，对大师一辈子忘不了教师的心态，晚年还把师生情谊写进回忆录时，还把当年往事记载其中，不禁对崔大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下文是从《崔兰田回忆录》节选之二，在“学文化”一节中文字的转载，我对一些文字和标点做了一些改动，并且加了两个小标题，过长的段落适当做了拆分。
我们一同入科的四五十个穷孩子中没有一个人进学堂念过书，科班的师傅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戏曲艺人。自古以来，土梆子戏科班只教戏，从来不开文化课。师傅教唱说戏全靠口传心授，既没有剧本，也没有乐谱，十分费时费力。玩艺儿全装在师傅肚里，本领全长在师傅身上。师傅教一句，徒弟学一句，唱词通俗点的还能听得懂，若是文雅些的唱词和成语念白便听不懂，只知其音不解其意，鹦鹉学舌，全照师傅示范的唱腔和表演动作，死记照搬。有时唱了半天还不知道足啥意思，甚至读错音念白字弄出突活，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自幼同父母逃荒要饭，设有机会读书识字。再者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也是终日不出三门四户，只能在家学绣花，不许上学去念书。像我这么个混饭吃的“小戏子”，只知道学戏挣钱养家糊口，读书写字的事连想也役敢想过。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竟然遇见三位好心的老人，亲自找上门来，教我读书写字，甘心情愿做我的老师。
我的这三位文化者师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满腹文章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第二，他们都是热爱戏曲的老戏迷，不仅爱看戏，而且非常关心我这个“小戏子”的成长；第三，他们都是作凤正派、待人忠厚的长者。在这三位者师的谆谆教诲下，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字，提高了丈化水平，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的道德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一生为人处事，侍人接物的态度，除了受我父母和师傅的熏陶外，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三位文化老师的影响。
（一）第一位老师是荣阳县的申先生
我的第一位文化老师是荣阳县的申先生，我们和申老先生相识大约是在1938年前后，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教书先生。修长的个头，受穿一件长袍，思想比较激进，在当地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有人说他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申先生和周师傅很熟，常去看我们的戏，他很喜欢这个穷孩子组成的娃娃戏班，申先生不仅爱看戏，而且很懂戏。他给我们写了一个剧本叫《戚继光战台州》．这个戏说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光到台湾战倭寇的故事。我扮演戚继光，毛兰花扮演戚夫人。当时开封已经沦陷，日本鬼子逼近郑州，民众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在此民族存亡的紧急时刻，我们上演这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新戏，受到各界种众的欢迎和称赞。
申先生不仅看戏写戏，而旦十分关心我们这些穷苦孩子的文化学习。他经常约我们这班小孩子到他家去玩，并借用附近的民众教育馆给我们上识字课。那里条件很好，桌凳齐全，教室的前面还有个小讲台。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课文是：“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大家都用中国贷。”
我当时巳经是科班中的小主演，申先生对我印象很深，夸我戏演得好，勉励我要刻苦学艺用心学文化知识，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出名的演员。申先生很欣赏我的名宇，他说提到我的名字就想到“蓝田生玉”这个成语．他建议我把兰花的兰字改为蓝色的蓝字．以后十几年中我一直没有改过来，直到1950年，我在西安自组兰光剧社时，又想起申先生的教诲，决定把这个字趁机攻过来，可是一征求樊粹庭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不妥，他悦，国民党里有个蓝衣社，现在解放了，还是不改的好，免得惹麻烦，于是终于有没有改成。
近十年来，一想到我这个“兰”宇，便怀念这位尊敬的申老先生，但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直到四十年后在北京演出时，出人意料地得知了先生的下落。
1980年5月我到北京演出，住在总参第四招待所。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到我的房间来看我。她问我四十年前是不是跟着周海水科班在荥阳演过戏，又问我记不记得荥阳有一位教学的申先生，曾经为我写过一出名叫《戚继光战台州》的戏。我说：“记得记得，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她说：“那时你们经常到申家去玩，记不记得他家有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听着她的问话，我脑海里顿时呈现出四十年前我们在申先生家玩耍时的情景：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爬在坑上向我张着小嘴笑，申先生抱起她来，高兴逗着着她说：“妮妮，笑啥哩．长大了把你送到戏班去跟姐姐学唱戏。”一晃四十年过去了，难道说眼前这位文静的大妹子就是申先生的女儿？
我想到四十年前的往事，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客人，想从她的脸上寻找到那个小女孩的模样。不等我回答她的问话，她激动地拉住我的手说：“大姐，我就是那个小女孩，你设有想到吧？”做梦也不曾想到申先生的女儿会在北京同我见面．我紧紧地拉住她的手急切地问道：“老先生身体还好吧？你到北京来出差？还是在北京工作？”她舒了一口气，抹了一下腮边的泪水，对我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现在是北京皮革制品公司的工程师。我父亲在十年浩劫中去世了。解放后他在本县作教育工作，五七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六二年你来北京演出时，我父亲正住在我这里，我陪他去看过你演的《对花枪》、《桃花庵》，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这就是我经常给你们提起的崔兰田，二十多年前她在咱们荥阳演出时还是唱须生，后来听说她成为豫剧名旦了，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我这两只者眼没有看错了人，她们小时候，我就说过崔兰田天赋条件好，如果不走邪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名演员。现在她巳经是全国驰名的名演员，真叫人高兴。’当时．我们提出让父亲领着我们到后台来拜望您，请您到家来作客，父亲执意不肯。他说，您现在是有地位的名演员．他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怕连累了你。”说到这里，她又抹了一下眼泪，叹口气说：“如果我父亲能活到现在，再看到你的戏，一定会更高兴．”
申先生的女儿还特意带我到她工作的皮革公司专门订做了一双皮鞋，这双鞋，我至今还保存着。
（二）第二、三位文化老师分别是洛阳的刘先生，与西安的周先生
我的第二位文化老师是洛阳的刘先生，据说他当时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在我们入科学艺的第四年（1941年8月），周师傅把我们带到了洛阳，在背靠北城墙的世界舞台演出。这时我已经改唱旦角。刘先生是个戏迷，很欣赏我的戏。一天，他到我家对我父母说：“兰田条件好，唱戏是块好料，日后定能成为名角。当一个名角光会唱戏不行，还需要有文化，像京剧四大名旦，个个都是能写会画。我们河南戏是地方土戏，艺人大都没有文化。我是个戏迷，尤其喜欢兰田的戏，如果二位老人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毛遂自荐，做令媛的文化教员，教兰田读书识字。”我父母一向对我管教很严，不许我随便和外人交往，但对这位关心我成长的刘老先生，我父母非常敬佩和感激，答应让我跟刘先生学文化。刘老先生教我识宇是无私的，完全是出自他对家乡戏的热爱和对他所喜爱的演员的关心。老先生到街上买来文房四室作为礼物送给我，每天到我家来给我上课。教我读《百家姓》、《三字经》，亲自手把手地教我描红写字。刘先生讲课十分认真，一笔一画地教我写宇，亲自示范讲解，批改作业。半年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懂得了许多道理，还能提笔写宇，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刘先生也同荣阳的申先生一样，喜欢在我的名字上做文章，他给我起了个名子叫秀碗。他说：“畹”是古代的一神计量单位，一豌大约等于现在的三十亩。“秀畹”和“兰田”连在一起，意即“兰田三十亩”——具有高雅品格的兰花竟有三十亩之多。
1944年冬，我就要离开洛阳去西安时，刘先生还一再叮瞩我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要荒废了学业。并亲自致书把我介绍给他西安的好友周先生．希望我继续跟周先生学习深造。
到西安不久，我便见到周先生。那时我在尚仁路上的新民戏院演出。周先生接到刘先生的信后，亲自到新民戏院找到了我。周先生年过花甲，高高的个头，清瘦的身躯，经常穿一件整洁的大褂，样子颇像商人，一口流利的京腔，酷爱京剧，是个“京戏迷”，会唱两口西皮二簧，算得上是个颇有雅兴的闲居文人。老先生言谈轻声慢语，和蔼可亲，人品高尚，平易近人．每隔两天到我家（新民戏院对面）来给我讲一次课。为了避兔别人说闲话，他从不进屋里，而是坐在当院给我讲课。周先生教课不用四书五经，而采用学校里的新课本。先生口才流利，讲起课来滔滔不绝，生动活泼．曾于启发诱导，使我听得津律有味，有时讲着讲着兴致一来，索兴用京剧唱腔咏唱课文，这时我也跟着周先生学唱京剧。
前后四五年间，经过三位者先生的教诲，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没有文化到底不一样，以前唱戏是张着嘴傻唱，现在不由得便去琢磨唱词的含义。《桃花庵》中窦氏有一句唱词是“死过的张才夫我隔山埋怨”，在科班老师这么教，我也一直这么唱，后来我想这“隔山埋怨”是什么意思呀，大概是师傅们设文化把字音唱错了，于是便改为“再三埋怨”。以前没文化不识宇，排新戏总是请别人给我念唱词，现在自己也能看懂剧本了。尝到了学文化的甜头，对学文化更有兴趣。因此，在西安时尽管演出很忙，我也不忘读书写宇。这一段时间，我学文化入迷了，越学越想学，成天有中学生、小学生来找我读书、玩耍，我一看见提着书包的学生，就羡慕得发愣，后来我就产生了不演戏专门去上学的想法。我还跑到学校去问我认识的一位老师：“我能不能来上学？”他说：“能！咋不能？可以插班。”回到家里和我父母商量，我妈一听说我想上学，瞪着眼睛直问我：“你也能上学？你爹说中，人家说中，这戏班里的人靠你吃、喝呢，你一走，这一群人咋办？’听我妈这么一说，我上学劲头冷落了一半．后来，演戏一忙，就顾不上学文化了。解放后，我在安阳剧团当团长，也很重视演员的文化学习。五十年代，我们剧团每周组织演职员上两次文化课，分初小、高小、初中三个班由文化水平高的干部兼任文化教员，后来还专门请文化局给我们调来一位专职文化教员。我和大家一样，规规距距地坐在下边听老师讲课。文革中我写了那么多检查材料，都是自已亲自写，从没有求人代笔，也多亏了学文化．有时在“牛棚”中自己欣赏心里还真有一种“苦中取乐”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