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剧六大名单中,崔兰田是尊师重教的榜样,无人知晓。崔大使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小时候& amp# 039;法兰& amp# 039;亲切地记得科班学剧时与老艺人贾洛克建立的友谊。科班老师中有一位叫贾子哲的老艺人,祖籍不详,出生于1881年,年龄最大,以红脸演技著称。(威廉莎士比亚,《北方专家》(美国电视),《南方专家》(Northern Exposure))。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以戏班为家,对学员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照顾,教学认真细致,深得学生尊敬。解放后,担任安阳市豫剧团团长的崔兰田,把贾锁接到家中奉养,1961年,80岁高龄的贾锁去世,崔兰田亲自率领贾锁的众弟子为他戴孝送终。这充分体现了大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念,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中。本文将介绍崔兰田在1938年春末夏初,考入了豫西调名须生周海水先生的太乙班学戏后,而遇到三位的文化启蒙老师。我原来一直以为六大名旦中,陈素真的文化程度最高,阎立品次之,今天看到,崔大师文化程度也高。文中特别提到她的三位当年教她文化的老师,详细地描述了教她的前后经过,把师生情谊渲染得如跃纸上。今天读来,崔大师能成为豫剧名家,固然起主导作用的是她的天赋与勤奋,是教她唱戏的老师们(周海水、周银聚、贾锁等),但她也没有忘记教她文化的老师。我作为教师,对大师一辈子忘不了教师的心态,晚年还把师生情谊写进回忆录时,还把当年往事记载其中,不禁对崔大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下文是从《崔兰田回忆录》节选之二,在“学文化”一节中文字的转载,我对一些文字和标点做了一些改动,并且加了两个小标题,过长的段落适当做了拆分。
我们一同入科的四五十个穷孩子中没有一个人进学堂念过书,科班的师傅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戏曲艺人。自古以来,土梆子戏科班只教戏,从来不开文化课。师傅教唱说戏全靠口传心授,既没有剧本,也没有乐谱,十分费时费力。玩艺儿全装在师傅肚里,本领全长在师傅身上。师傅教一句,徒弟学一句,唱词通俗点的还能听得懂,若是文雅些的唱词和成语念白便听不懂,只知其音不解其意,鹦鹉学舌,全照师傅示范的唱腔和表演动作,死记照搬。有时唱了半天还不知道足啥意思,甚至读错音念白字弄出突活,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自幼同父母逃荒要饭,设有机会读书识字。再者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也是终日不出三门四户,只能在家学绣花,不许上学去念书。像我这么个混饭吃的“小戏子”,只知道学戏挣钱养家糊口,读书写字的事连想也役敢想过。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竟然遇见三位好心的老人,亲自找上门来,教我读书写字,甘心情愿做我的老师。
我的这三位文化者师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满腹文章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第二,他们都是热爱戏曲的老戏迷,不仅爱看戏,而且非常关心我这个“小戏子”的成长;第三,他们都是作凤正派、待人忠厚的长者。在这三位者师的谆谆教诲下,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字,提高了丈化水平,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的道德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一生为人处事,侍人接物的态度,除了受我父母和师傅的熏陶外,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三位文化老师的影响。
(一)第一位老师是荣阳县的申先生
我的第一位文化老师是荣阳县的申先生,我们和申老先生相识大约是在1938年前后,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教书先生。修长的个头,受穿一件长袍,思想比较激进,在当地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有人说他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申先生和周师傅很熟,常去看我们的戏,他很喜欢这个穷孩子组成的娃娃戏班,申先生不仅爱看戏,而且很懂戏。他给我们写了一个剧本叫《戚继光战台州》.这个戏说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光到台湾战倭寇的故事。我扮演戚继光,毛兰花扮演戚夫人。当时开封已经沦陷,日本鬼子逼近郑州,民众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在此民族存亡的紧急时刻,我们上演这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新戏,受到各界种众的欢迎和称赞。
申先生不仅看戏写戏,而旦十分关心我们这些穷苦孩子的文化学习。他经常约我们这班小孩子到他家去玩,并借用附近的民众教育馆给我们上识字课。那里条件很好,桌凳齐全,教室的前面还有个小讲台。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课文是:“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大家都用中国贷。”
我当时巳经是科班中的小主演,申先生对我印象很深,夸我戏演得好,勉励我要刻苦学艺用心学文化知识,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出名的演员。申先生很欣赏我的名宇,他说提到我的名字就想到“蓝田生玉”这个成语.他建议我把兰花的兰字改为蓝色的蓝字.以后十几年中我一直没有改过来,直到1950年,我在西安自组兰光剧社时,又想起申先生的教诲,决定把这个字趁机攻过来,可是一征求樊粹庭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不妥,他悦,国民党里有个蓝衣社,现在解放了,还是不改的好,免得惹麻烦,于是终于有没有改成。
近十年来,一想到我这个“兰”宇,便怀念这位尊敬的申老先生,但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直到四十年后在北京演出时,出人意料地得知了先生的下落。
1980年5月我到北京演出,住在总参第四招待所。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到我的房间来看我。她问我四十年前是不是跟着周海水科班在荥阳演过戏,又问我记不记得荥阳有一位教学的申先生,曾经为我写过一出名叫《戚继光战台州》的戏。我说:“记得记得,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她说:“那时你们经常到申家去玩,记不记得他家有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听着她的问话,我脑海里顿时呈现出四十年前我们在申先生家玩耍时的情景: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爬在坑上向我张着小嘴笑,申先生抱起她来,高兴逗着着她说:“妮妮,笑啥哩.长大了把你送到戏班去跟姐姐学唱戏。”一晃四十年过去了,难道说眼前这位文静的大妹子就是申先生的女儿?
我想到四十年前的往事,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客人,想从她的脸上寻找到那个小女孩的模样。不等我回答她的问话,她激动地拉住我的手说:“大姐,我就是那个小女孩,你设有想到吧?”做梦也不曾想到申先生的女儿会在北京同我见面.我紧紧地拉住她的手急切地问道:“老先生身体还好吧?你到北京来出差?还是在北京工作?”她舒了一口气,抹了一下腮边的泪水,对我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现在是北京皮革制品公司的工程师。我父亲在十年浩劫中去世了。解放后他在本县作教育工作,五七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六二年你来北京演出时,我父亲正住在我这里,我陪他去看过你演的《对花枪》、《桃花庵》,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这就是我经常给你们提起的崔兰田,二十多年前她在咱们荥阳演出时还是唱须生,后来听说她成为豫剧名旦了,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我这两只者眼没有看错了人,她们小时候,我就说过崔兰田天赋条件好,如果不走邪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名演员。现在她巳经是全国驰名的名演员,真叫人高兴。’当时.我们提出让父亲领着我们到后台来拜望您,请您到家来作客,父亲执意不肯。他说,您现在是有地位的名演员.他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怕连累了你。”说到这里,她又抹了一下眼泪,叹口气说:“如果我父亲能活到现在,再看到你的戏,一定会更高兴.”
申先生的女儿还特意带我到她工作的皮革公司专门订做了一双皮鞋,这双鞋,我至今还保存着。
(二)第二、三位文化老师分别是洛阳的刘先生,与西安的周先生
我的第二位文化老师是洛阳的刘先生,据说他当时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在我们入科学艺的第四年(1941年8月),周师傅把我们带到了洛阳,在背靠北城墙的世界舞台演出。这时我已经改唱旦角。刘先生是个戏迷,很欣赏我的戏。一天,他到我家对我父母说:“兰田条件好,唱戏是块好料,日后定能成为名角。当一个名角光会唱戏不行,还需要有文化,像京剧四大名旦,个个都是能写会画。我们河南戏是地方土戏,艺人大都没有文化。我是个戏迷,尤其喜欢兰田的戏,如果二位老人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毛遂自荐,做令媛的文化教员,教兰田读书识字。”我父母一向对我管教很严,不许我随便和外人交往,但对这位关心我成长的刘老先生,我父母非常敬佩和感激,答应让我跟刘先生学文化。刘老先生教我识宇是无私的,完全是出自他对家乡戏的热爱和对他所喜爱的演员的关心。老先生到街上买来文房四室作为礼物送给我,每天到我家来给我上课。教我读《百家姓》、《三字经》,亲自手把手地教我描红写字。刘先生讲课十分认真,一笔一画地教我写宇,亲自示范讲解,批改作业。半年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懂得了许多道理,还能提笔写宇,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刘先生也同荣阳的申先生一样,喜欢在我的名字上做文章,他给我起了个名子叫秀碗。他说:“畹”是古代的一神计量单位,一豌大约等于现在的三十亩。“秀畹”和“兰田”连在一起,意即“兰田三十亩”——具有高雅品格的兰花竟有三十亩之多。
1944年冬,我就要离开洛阳去西安时,刘先生还一再叮瞩我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要荒废了学业。并亲自致书把我介绍给他西安的好友周先生.希望我继续跟周先生学习深造。
到西安不久,我便见到周先生。那时我在尚仁路上的新民戏院演出。周先生接到刘先生的信后,亲自到新民戏院找到了我。周先生年过花甲,高高的个头,清瘦的身躯,经常穿一件整洁的大褂,样子颇像商人,一口流利的京腔,酷爱京剧,是个“京戏迷”,会唱两口西皮二簧,算得上是个颇有雅兴的闲居文人。老先生言谈轻声慢语,和蔼可亲,人品高尚,平易近人.每隔两天到我家(新民戏院对面)来给我讲一次课。为了避兔别人说闲话,他从不进屋里,而是坐在当院给我讲课。周先生教课不用四书五经,而采用学校里的新课本。先生口才流利,讲起课来滔滔不绝,生动活泼.曾于启发诱导,使我听得津律有味,有时讲着讲着兴致一来,索兴用京剧唱腔咏唱课文,这时我也跟着周先生学唱京剧。
前后四五年间,经过三位者先生的教诲,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没有文化到底不一样,以前唱戏是张着嘴傻唱,现在不由得便去琢磨唱词的含义。《桃花庵》中窦氏有一句唱词是“死过的张才夫我隔山埋怨”,在科班老师这么教,我也一直这么唱,后来我想这“隔山埋怨”是什么意思呀,大概是师傅们设文化把字音唱错了,于是便改为“再三埋怨”。以前没文化不识宇,排新戏总是请别人给我念唱词,现在自己也能看懂剧本了。尝到了学文化的甜头,对学文化更有兴趣。因此,在西安时尽管演出很忙,我也不忘读书写宇。这一段时间,我学文化入迷了,越学越想学,成天有中学生、小学生来找我读书、玩耍,我一看见提着书包的学生,就羡慕得发愣,后来我就产生了不演戏专门去上学的想法。我还跑到学校去问我认识的一位老师:“我能不能来上学?”他说:“能!咋不能?可以插班。”回到家里和我父母商量,我妈一听说我想上学,瞪着眼睛直问我:“你也能上学?你爹说中,人家说中,这戏班里的人靠你吃、喝呢,你一走,这一群人咋办?’听我妈这么一说,我上学劲头冷落了一半.后来,演戏一忙,就顾不上学文化了。解放后,我在安阳剧团当团长,也很重视演员的文化学习。五十年代,我们剧团每周组织演职员上两次文化课,分初小、高小、初中三个班由文化水平高的干部兼任文化教员,后来还专门请文化局给我们调来一位专职文化教员。我和大家一样,规规距距地坐在下边听老师讲课。文革中我写了那么多检查材料,都是自已亲自写,从没有求人代笔,也多亏了学文化.有时在“牛棚”中自己欣赏心里还真有一种“苦中取乐”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