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君
1644年，这注定是中国风云会、天地变色的一年。
在内忧外患中，明王朝大厦将倾。尽管崇祯皇帝全力力挽狂澜，可是天下注定已经积重难返，随着冰河期的开始，明朝北方陷入干旱、瘟疫之中，外有夷狄叩关，内有流寇。崇祯虽然有中兴之心，却无中兴之力，最终只能身殉社稷。身为皇帝，将亡国的责任完推脱，显然说不过去。你是皇帝，亡国这事，你必须是第一责任人。然而，不得不承认，崇祯的的确确是明朝十六代皇帝中很优秀正派、清廉勤勉的皇帝。他励精图治，严于律己，忧勤惕厉，鞠躬尽瘁，谦恭克俭，勤学不倦，宽厚仁恕，特别难得的是他勇于改革，关心民间疾苦，自登基始一直为民族的中兴之梦而努力奋斗。
崇祯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正如史上所载是个嗜杀多疑的君王吗？也许一些别的记载会让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这个中国正统王朝最后一帝的真实形象。
英武美男——崇祯究竟长什么样子？
由于崇祯之后明王朝灭亡，崇祯与南明诸位君王都没有留下御真，现在留下的崇祯像是当代追绘，故宫朱雅娟女士，广泛流传于电视台及各类书籍中，甚至有人借此画像去分析他的面相论证他的性格，本质并不符合明制，崇祯究竟长什么样子，从一些侧面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比如在史书上记载的崇祯太子相貌推断，崇祯应该面容姣好，英武有威仪。
年可十七八，为人白皙而美，善应对，其足骭骨皆双，上甚爱之。履云冠，绿绨袍，白纤缟袜，风姿龙采，纤好白皙，截发类头陀，手爪似春葱，语言若震洞箫，见者疑为神仙，自非寻常佳公子所及也。——《纤言》
当代画家根据以上记载，复原崇祯画像
如此看来，崇祯应该是个绝世美男子，史书记载崇祯颇有帝王威严，而且性格持静，冷静；心思缜密，修养也很好。
个人修养——崇祯是否爱读书？
崇祯英俊潇洒，思维敏捷，能文能武，精通音律，曾经亲自见过崇祯的进士、诗人吴梅村在其《绥寇纪略》中说到崇祯，曾经无比敬仰地描述道：“……白晳丰下，瞻瞩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寸，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有武，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
就是说崇祯每日读书都要有一寸那么厚，其书法可以比拟欧阳询，善于音律，骑射，可以说无论何时何地，崇祯的个人修养都很高，他即位时明王朝已经内忧外患，然而崇祯仍然不曾放弃自己的个人修养，一直到死前，崇祯都没有放松修身之道。崇祯对于文化一直抱有好感，在他统治时代，最终批准传教士进入钦天监，允许用西历取代已经有误区的大统历，并允许徐光启进行农业实验，使得徐光启最终写出了《农政全书》，与此同时，崇祯在军队中有意培养善于火器、兵法之人，完备军队火器作战，崇祯还曾有意受洗加入基督教。
吴梅村写这样的文字时已经是清朝，崇祯早已作古，因此不存在要用溢美言辞拍马屁，说到崇祯的品德，吴梅村更是赞颂有加，“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英睿献猷，宵衣旰食”，还能有更高的评价吗？
崇祯御批《大学衍义》——“朕昔居信邸，经史词章难虔左右，尤爱政书，尝往文渊阁，见真景元《大学衍义》，心塞为之大开，重以镌刻精工，实可视奴宋椠，安得不视为鸿宝。左侧是明亡后王士祯的批注，有“烈皇身死社稷”之语，一页纸上，甚是悲凉。
夫妻——崇祯与他的周皇后
崇祯妃子不多，多年的殚精竭虑下，崇祯记载中的妃子只有周皇后和田贵妃、袁贵妃两个妃子。
崇祯的周皇后，史学家对其着墨不多，根据孙承恩《思陵典礼记》记载：“后生辛亥三月二十八日子时。”“初为信王妃，晓书画，亦谙药性，在潜邸，与上甚和庄，既册立，协谋去魏逆，称贤功。
根据明史学家樊树志的说法：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天启六年，当时的信王朱由检为了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明末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
皇帝与皇后之间情深谊笃，“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崇祯宫词》有一首这样写道：湘管挥来口授余，俨然村校接天居。崇祯二年二月四日，周皇后为崇祯帝生了皇太子。这自然使崇祯帝十分高兴，这也是他们夫妻恩爱的象征。
（*史书上有个小故事说的很有意思：周后容貌美丽，又很年轻，有一日穿着薄纱梳妆，崇祯故意和她开玩笑，抱着她亲昵，周后居然觉得这样太不正经，给了崇祯一记耳光。崇祯没有生气，反而向旁边的太监发牢骚：她打我，她打我，并为此郁闷了很久）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周后与崇祯同生共死，最终一起携手赴了黄泉，我们不知道崇祯看着妻子自尽时的心情，也许只能说一句：“皇后，黄泉路上，你且等一等我。”
内孥——崇祯究竟有没有钱？
很多人都说崇祯临时都不愿意花钱，最终生死，李自成从城中搜刮出无数白银，事实真的如此吗？
十六癸酉载金入秦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迂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二十卷，崇祯17年四月十六日
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这一段可谓是后人吹嘘崇祯不舍得花钱的证据，仍然根据历史记载，明朝银两之上没有篆刻年号的习惯，所谓永乐的银锭与明朝制银不符。而彭孙贻《平寇志》：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这段话说的是这7000万从哪来的，勋贵十分之三，宦官十分之三，文官十分之二，商人十分之二，共七千万两。接下来这句，宫中久已如洗！宫中早就一贫如洗了！皇帝连饭量都减了，穿补丁衣服，酒杯家具上镶嵌的金银都被大顺军拆下来作为军饷！这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谈迁《国榷》
内帑连几千两银子都没有了！万历开创了矿监制度，并且进行商贾收税，还开月港创收，崇祯上台之后，马上就收回了太监，关闭了月港。断掉了自己内帑的收入来源。收入没有了，他谈何有钱？史载：崇祯万般不但一直在裁减宫中用度，甚至到了让太监把御药房的人参都卖掉的境界了。
李自成入京以来，不断对于明朝官员拷掠，于此同时，他将宫内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融成金银，甚至连门上的金箔都不放过。对明朝官员的“追赃”，不到一个月，共得白银七千万两。而万历遭人诟病的“矿税”，二十年间共收白银三百万两，即使加上被太监贪墨的部分，总数也就三千万两。从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十七年，二十四年的“辽饷”总额，是两千万两。这两个数字加起来，还没有李自成在一个月里勒索到的钱多。
在《明史》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崇祯遗录》记载：“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万历皇帝挣的钱在天启年间就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崇祯即位之初，由于边关问题，天启年间内库金银已经用来贴补军费，即便诛杀了巨贪魏忠贤，所得的钱也是很有限的。崇祯时期，三饷征收最高时期岁收入达2100万两白银，按理崇祯应该比祖先更有机会获得其中的财富。但2100万两只是纸面上的预算，实际征收到的或许不到60%，黄仁宇在其史料中分析认为是明政府长期实行低税政策，却没有藏富于民，大量利润被官吏和士绅瓜分，农民仍然只有温饱。而明末政府的加税政策，一方面将农民逼到了绝路上，一方面也触犯了官吏和士绅阶层的利益，总之收税受到阻挠和抵制，其时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对此也无计可施。何况相对无底洞般的军事支出，三饷都解决不了问题，崇祯也没有机会来据为己有。
城破——北京为何不攻自破
很多人都说崇祯由于“三饷加派”百姓对其失望透顶，因此在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时，有太监曹化淳开门投降，百姓欢迎李自成入京。
可是事实如此吗？为何明朝国都如此不堪一击？
根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可见李自成入城前，北京已经因为鼠疫流行尸枕狼藉，京师军队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不是李自成如何强大，而是北京当时已经失去了抵抗力。
甲申之后，启门之说，仍广为流传。曹化淳阅读南方传来的野史笔记时，见仍有“捏诬之语，”深恐“流传既广而秉笔者不加确察，便成无穷之秽”，遂于1662年去世前作《被诬遗嘱》及《感怀诗》四首，并抄录旧稿《记事俚言》和《剖陈疏稿》、《告归底册》，分发给诸子侄。《被诬遗嘱》及《感怀诗》，经曹氏后人传承抄录，至今仍保存完整。
究竟是谁开的门？根据《崇祯遗录》记载：外城西南隅，地名烟阁，皆回回所居。十八日，贼攻广宁门急，群回倡乱开门，外城遂陷。次日，贼自东直门角楼缘城而上，大城遂陷。野史云，阉官献城，非也。《崇祯遗录》的编撰者王世德是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他亲眼目睹北京城陷落，因此《崇祯遗录》记载回族开门之说是可信的。
而老百姓对李自成真那么开门迎闯王，欢迎李自成并且对其歌功颂德吗？
史载：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朱由检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钱海岳《南明史》百姓无不可怜崇祯皇帝，对于李自成入城后的不断污蔑心怀仇恨。而《崇祯遗录》载：”自成西遯，京师人不约而同，无论老少，皆以白布里头，曰为皇帝发丧。自成留余贼三千，遍向京城放火，为百姓尽捕，杀之无遗，皆脔食其肉，刳其腹，屠其肝脑，焚其骨而扬之，为皇帝报仇。奈村农夫曰，此伤心中大快事。
迷茫——崇祯为何会失败？
明清史学者孟森曾认为：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
也许崇祯之死，早在崇祯二年的一道诏书就能说明了，
“求治之心，操之过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
崇祯虽然好学勤政、声色不染、刻厉节约，但予圣、猜疑、尊倨、纷苛与流于啙窳不自知，好做聪明，果于诛杀，以病态的疑惧、恐怖对付群臣。崇祯求贤若渴，世所认可，按崇祯自己的话说是：“朕本乐闻谠言，陜嗣宗臆测管窥，亦思窃附忠爱，但迂腐剿拾，全不晓国势人情。年来权奸窃柄，百度废弛，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事加综核，讵是得已。改票折衷商榷，务求至当，朕岂肯凭臆决事？”
乱世重典也是情有可原，毕竟经历万历的荒政、怠政，官员因循、苟且、贪腐、渎职相因成习，病近膏肓，而国事日非，只能用非常之法，于是酷虐之政屡行。
这一点大儒刘宗周早在崇祯二年的上书已经警告过他了，可惜崇祯却认为他迂腐不可及。崇祯崇尚法家术治理论。弱冠之年的崇祯对朝臣偾事、结党自专非常不满，认为自己权威不足以制衡这些居心不良的臣属，原有选拔、任用大臣的机制已经为党派集团所控制，唯有权术、阴谋才能制裁这些蝇营狗苟的臣子，法家“以闇见疵”、“疑诏诡使”的权术理论就成为崇祯用人路线的主要选择。自万历以来，朝臣权力强大，皇权逐步被限制，国家已经有了民主制的雏形，可是崇祯却非要强化君主专权来救国，失去了大臣的心，毅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这严重打击了官员治国之心，将天下实为自己的私产，大臣自然离心离德。崇祯败给了自己的急于求成，他太想救国了，却用了猛药。
崇祯望着一片焦土的北京，以身殉国，履行了“天子守国门、君臣死社稷”的祖宗旨意。
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天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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