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全家福。
前排左起为刘桂玲、赵连伟、赵计成，后排为房祥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从小到大，赵亮都记得一个叫“连伟”的名字，但不明白它的含义。
他的大部分记忆是残缺的。可以确定的是，他在5岁那年走失，进入国家救助体系，成了一名身世不明的孤儿。直到离开福利院外出谋生，他连最想念的母亲的模样都记忆模糊了，却莫名其妙仍记得“连伟”这个名字。
这个记忆顽固地存在了28年，直到赵亮终于知道，原来“连伟”就是他自己，他真的姓赵，就连他出生的地方也姓赵，是山东莒县一个叫“赵家葛湖村”的地方。
他第一次确认了自己的姓氏，此前的所有记录都不够准确。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儿童福利院里，一份属于他的档案记载，他的籍贯是山东，生于1987年6月1日。籍贯是准确的，因为他与家人失散时只有5岁，能够告诉别人自己从山东来。
除此之外，就连姓氏都是随机填写的。他记得自己最早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在那里，说不清姓名的失踪人口大多以收容登记时的编号作为称呼。这个孩子受到特殊照顾，得到了一个名字。
他还记得工作人员给他起名的寓意，“赵亮”，百家姓的第一个，希望他将来有“亮亮堂堂”的生活。为他登记的生日则是6月1日——工作人员常将这个属于孩子的欢乐节日，作为那些可怜孩子的出生日期。
成年后，赵亮仍会在6月1日这天喝点酒，庆祝“这个虽然不是生日，但还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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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家葛湖村，这个孩子的失踪曾是一件大事。年过四旬的村民几乎都知道，1993年，村民赵计成、刘桂玲夫妇带着小儿子去黑龙江探亲，在牡丹江转车时，娘儿俩都丢了。
邻居们还记得，刚出事那几年，赵计成的母亲经常急得骂：一个大男人，怎么出趟门就把两个人弄丢了？
着急的亲戚历数他们不该出门的种种理由。那段时间，村里有年轻人出去当兵，也会在家书里问，“大娘寻到了吗？”
赵亮只是隐约记得，先是父亲不见了，他跟着母亲。天黑下来，母亲还在找路，他在母亲的背上睡了好几觉。他记得母亲背着自己，踩着“两根挨在一起的铁管”过河，想去对岸亮着灯的人家求救。快到河中间的位置，母亲失足掉进河里。她在冰窟里，边呼救边将儿子托起，推向岸边。
根据他模糊的记忆，他曾拽着斜坡上落着雪的枯草往上爬，拽断了，又滑回冰窟的边沿，母亲就再托着他往上爬。
后来，他在一间暖和的房里醒来。屋里没人，他去外面找，看到成片的平房被一条铁轨隔开，在铁路边，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他。
没有人能够佐证他的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片段也越来越模糊。他进了收容遣送站，经常“使劲地想”一些问题，诸如当时父母带自己要去哪里，家在哪里，父母叫什么名字，以及，母亲从河里出来了吗？
没有答案。
后来他甚至怀疑，自己和母亲不是在火车站走丢了，而是被父亲“抛弃”了。
“不然我爸为啥不来接我？”那是一个孩子所能想到的、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他说，自己逐渐忘记了母亲的模样和声音，但时常梦见母亲救自己的画面，哭着醒来。
到最后，他只能记住“连伟”这个名字。
赵计成则记得，1993年农历十月初四，他扛着一袋子从地里新收的花生，妻子背着小儿子，出发去黑龙江给岳母拜寿，顺便让老人看看还没见过的小外孙。他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姥姥身边生活，已经能挣钱了。早些年，他岳父母带着家人从山东去黑龙江“闯关东”，在距离牡丹江100多公里的林场伐木、打熊、垦荒、种木耳、采野菜，安下了家。
从赵家葛湖村到黑龙江细鳞河林场，有2000多公里路，他们预计要走5天——先坐三轮车到县城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去济南换乘火车，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两次中转，到达离林场最近的绥阳站。
赵计成记得，到达牡丹江火车站是十月初七下午，三个人已经在路上走了3天。离目的地只剩下100多公里，他们只要在火车站等一宿，第二天早晨的火车会很快将他们送达。但在牡丹江下车时，三口人被人群冲散了。扛着一大包花生的赵计成被人群推着走。他在火车站周围转悠到天黑，第二天，一个人到了岳母家。
二儿子赵尔永当时19岁，他记得那天见到父亲时，自己刚从山上挖野菜回来。“我当时就想，完了，找不回来了。”他回忆，那时的火车站周边属于“高危地区”，有扒手，也有专门坑蒙拐骗、勒索抢劫的。
转天，赵尔永跟着哥哥、姨夫和3个舅舅又坐车去牡丹江找人。他记得，他们去了火车站旁边的派出所，警察建议“先再好好找找”，他们最终也没有正式报案。
“光让你找，让你好好找，可那么大个城市上哪里找呢？”他们找电视台，发现播寻人启事按秒计费，付不起。后来，在晚上10点多的一档广播节目后，播音员口播了这条寻人信息。“播完就说‘晚安’了，效果肯定不好。”赵尔永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他们在牡丹江找了近10天，直到花光了亲戚们凑的盘缠。一位算命的“半仙”，也从病急乱投医的这家人手中赚了300元钱。
岳父母没忍心埋怨女婿一句话。赵计成回了山东老家，他想着，万一娘儿俩回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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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5岁孩子完全不记得自己获救的过程。他进了收容遣送站，与没有身份证件的流浪汉、生活无着的精神病人等住在一起。根据档案记载，他1998年5月进入儿童福利院，以此推算，他在收容站里生活了4年多。
他记得，收容站里，人们头挨着脚、侧身挤着睡大通铺，吃混合面的发糕，菜汤上漂浮的白菜会瞬间被夹光。
他颈部的一条伤疤，是那段日子的记号。一名被收容的年轻人搞到了汽油，要学马戏团给大家表演“喷火”。赵亮在旁边端着汽油。表演失败了，汽油泼到他脖子上，烧伤一直到后脖颈。
在那里，他有时一晚醒很多次，盼着第二天能有家人接自己出去。
他记得在不同的收容站生活过，最初的那个收容站有个院子，他听旁人讲在夜里翻墙逃跑的计划。那些人的成功离开，让他羡慕不已。
10岁那年，赵亮进了牡丹江市儿童福利院。他已经可以记住很多细节：1998年中国发生了洪灾，很多企业给福利院捐了奶粉和雪米饼，一年都吃不完；读小学四年级前，有专门的生活阿姨帮他们洗衣服、整理房间；过年时有吃不完的“硬菜”，孩子们把盘子里切好的火腿肠装进口袋当零食，苹果和花生用卡车运来；没有零花钱，他想法“以物易物”，通常用一种硬纸片叠的“方宝”，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参加了院里的鼓乐队，负责打小镲，没学过乐理，背下了“上上下下”的口诀。
对福利院里上学的孩子，考虑到上学路上的安全，福利院实行集中上下学的形式——所有的学龄孩子按年级排成队，由福利院的老师护送到学校。赵亮反感这种串糖葫芦似的“长蛇阵”，他觉得“被特殊化了”，“同学一看就知道是福利院的孩子”。
“有时在学校和同学们闹着玩，对方会起哄指着你喊‘没爹没娘的孩子’，那时候真的挺受伤的。”赵亮记得，当年身边的小伙伴有的父母离异，有的父亲在矿难中遇难，他很羡慕他们，“因为不管几个月还是一年，总是会有亲戚来看望。”
2005年，他年满18岁，背着铺盖，带着日常衣物离开了儿童福利院。老师介绍他去一家造纸厂做了锅炉工。他至今都觉得那是份不错的工作——挣钱多，能学到技能，考取司炉工证在市场上会“很吃香”。
但他3个月后就离开了。学徒工每月到手300元，勉强够伙食费。离开时，20多元的火车票钱是向同学借的。他穿着拖鞋离开，因为鞋坏了，买鞋的钱也没有。
他去歌厅打过工，给客人放点播的歌曲。一次和同事争吵，对方说脏话，脏话里有“妈”，赵亮急了，和人扭打起来。水泼到光盘上。老板要扣他一个月工资。他悄悄离开，连铺盖都没拿。
在社会上，他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孤儿的身份，“不想博取别人的同情”。朋友们闲聊，提到“父母”，他会躲开，因为担心对方下一句就问起自己父母。谈恋爱后，直到要见双方家长，他才坦承自己的身世。
他对母亲的思念一天也没有停止。他试着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寻亲”，到网上发帖，加入了很多寻亲QQ群。但他能提供的信息很少，母亲的相貌他都不记得了，失散的位置也不能确定。2003年以后，原先的收容遣送站被救助站取代，当年的记录和人员都再难寻觅。
2010年开始，赵亮不再寻亲了。靠打工时学的手艺，他和女友开了一家棉服加工厂，成衣主要销往国外。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一年也歇不了几天。
有时候，他路过儿童福利院，会下车在门口站一会儿。他和其他孩子曾在那里玩“跑大锅”的游戏。对那里的生活，他感到怀念，但他也强调，“幸福谈不上，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最想要的东西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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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初，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赵亮只能居家办公，时间突然多了起来。女友陈婷（化名）鼓动他再次寻亲。他虽然“一点儿兴趣”没有，但还是答应了。
陈婷在网上找到了“宝贝回家”的寻亲志愿者刘红涛，这个人是河南省中牟县的一个村主任，41岁，2007年开始帮人寻亲。从2018年起，他在抖音上发布了1800多个寻亲视频，帮助100多个人找到了家。不过，他对记者说，自己还不会用电脑处理信息，直到现在，每条寻人信息，他都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再制作短视频。
“家里种苹果、山楂，吃葱花饼，奶奶或外婆家里有一棵枣树，自己左眼扎伤过，脚二拇趾短一截。”赵亮按刘红涛的要求提交了“关于家乡和父母的记忆，以及自己一些身体特征”。2021年1月28日，刘红涛将赵亮这些模糊的信息和自拍照做成视频，发在网上。
第二天，赵家葛湖村的一个村民和牡丹江市绥阳镇的一位居民——此人是赵计成岳母家的邻居，都刷到了这条寻人信息。他们分别确定这是当年走失的赵连伟，因为他和二哥赵尔永“长得太像了”。
两名用户分别找到了赵尔永，赵尔永一刻也没耽搁，把赵亮的截图发给哥嫂。“我大哥看了一眼，说‘没错，就是了’。”他给刘红涛留了言。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见过很多“信息基本能吻合，双方匆忙见面认亲，然后DNA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空欢喜一场”的例子。刘红涛建议他们，先做DNA鉴定。
赵亮从网上买了血液检测卡，扎破手指，将血滴在检测卡上，寄到了吉林省的一家DNA鉴定机构。在那里，工作人员将他的血样和赵尔永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结果认定，他们是“同一父系血缘关系”。
陈婷也在抖音上发布了那条寻亲视频，巧合的是，这条信息也被那位绥阳的邻居刷到了。最后，没有通过刘红涛，赵尔永直接联系到了赵亮。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先加了赵亮的微信。
双方微信视频聊天一接通，赵尔永没再腼腆，直接喊了句“弟”。他甚至觉得不用等DNA检测了——弟弟跟他长得太像了。
全家人里，第二个加上赵亮微信的是在山东的大嫂房祥云。她在添加好友申请时写“我是老家这边的”。
“你好”，双方礼貌地客套后，房祥云提议，“我爸在这里，我给你开个视频吧。”她担心老宅里信号不好，特地把赵计成接到自己家新盖的楼房里。
“连伟”，赵亮在视频聊天时第一次听到别人喊这个名字。屏幕里是一个老人，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但他听清楚了“连伟”。
这一次他明白，那个喊“连伟”的老人，是他失散了28年的父亲。
父亲比他想象中要老。15分钟的视频通话是一次“身份确认”，房祥云在一旁帮忙翻译。赵亮提到小时候记得去过果园，赵计成赶忙补充更多关于果园的事；他描述记忆里老房子的布局，电话这头确认“就是这样的”。房祥云问他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什么时候回家。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
28年前，赵计成回家后，房祥云发现了他的异样：整个人垂头丧气，经常心不在焉，每天对着一张照片发呆。照片里有赵计成夫妇、4岁的小儿子和彼时未过门的房祥云。那是四个人应大儿子请求特地到照相馆照的，花了十几元，寄到大儿子手中。
这张不全的“全家福”，是刘桂玲留下的唯一一张影像。赵尔永没有与母亲的合影，他翻拍了照片，在电脑、硬盘里备份了好几份。“我妈在我心里一直是照片的样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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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亲子鉴定结果后，赵尔永和弟弟商量好，只要防疫政策一调整，他们立刻见面。绥化市疫情后“解封”那天，赵亮和陈婷连夜从工厂所在的绥化市赶回牡丹江，开了8小时。与此同时，赵尔永从吉林开车500公里到了牡丹江。
刘红涛嘱咐陈婷，“录个视频、拍几张照片”，记录下兄弟俩见面的场景，他想放到网上，给粉丝们一个交代。
“我说没问题，你不说我也会做。那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必须回馈粉丝。”陈婷爽快地答应了。
在约定的火锅店门前，她看到了比他们早到的赵尔永，让赵亮先下车，自己要拍下兄弟的首次见面。兄弟俩没有拥抱，也没有表情的变化。两人隔着一米远，赵尔永和弟弟寒暄，“路上好不好走？”
陈婷举着手机拍了好久，也没等到“热情感人的镜头”。
赵尔永与赵连伟第一次见面时的合影。
赵亮进屋脱掉羽绒服，胳膊上的疤痕暴露出来。赵尔永眼睛一红，什么都没说。
“我还需要问吗，我17岁出来闯社会，他受的这些苦我不问也能想到。”他对记者说。
餐桌上，赵尔永板着脸“警告”弟弟，要对女朋友好，不然自己第一个揍他。这是赵亮小时候盼望过的，“犯错闯祸了能有家长揍自己一顿。”
转天，赵尔永开车带着弟弟去了二姨家，那是赵亮和母亲28年前未曾抵达的目的地。对方见着赵亮忍不住抱着他哭了起来，赵亮眼睛发酸，没掉眼泪。
“我其实哭不出来了。”赵亮说，自己的眼泪都在等待父母的日子里流干了，后来再怎么想哭也没有了。
在那场团圆饭里，他们把最先刷到寻亲视频的那位邻居请到了上座。
席间，赵尔永和舅舅发生了点不愉快。借着酒劲儿，他们争吵了起来。他不懂为什么弟弟回家这么重要的事，舅舅却以“黄鼠狼咬了家里的鸡鸭”为由，迟迟不肯出现。“我舅叹气，说你弟找回来了，你妈妈呢？还有点埋怨我爸当年没去报案的意思。”赵尔永那天喝得面红耳赤，“断片了”，后来的谈话他不记得了。
舅妈第二天一早拨通了赵亮的电话，向他解释当年他们真的尽力去找了，觉得对不起他们母子。
赵亮跟着哥哥去给外祖父母上坟。他听说，老人去世前，还一直惦记着走失的女儿和没见上面的外孙。
接下来的日子，赵尔永几乎每天给赵亮发信息，内容无非“弟，在忙吗”“吃饭了吗”。房祥云也偶尔把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视频发给他，告诉他村子附近新修了广场，偶尔还有热闹的集市。
赵亮每次都字斟句酌地回复。即便只回复“过年好”，也要加个句号。亲戚们纷纷来加他微信，他的好友列表里突然有了姨、舅、哥、嫂、表姐还有外甥、侄子等一大家子亲戚。但他从不主动联系。必须联系的时候，他会请赵尔永帮忙沟通。二哥是他和这个家联结的纽带。
“也许是我的不对，人情关系我不会处理，也许是因为没有真正和家人一起生活过。”两个哥哥离家打工时，他还不满3岁，赵亮对他们没有印象。
在儿童福利院生活时，他经常幻想自己能有个弟弟或者妹妹，“这样万一我爸不要我了，我就照顾他，领着他生活。”
事实上，他习惯为别人着想，和人相处时总扮演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在工厂，他每天早上提前帮工人烧一壶开水，允许员工自己调整打卡上班的时间。有客人到访，他提前买好水果去车站接，第二天掐着时间为对方点早餐外卖。“我想给他们那些我渴望过的东西。”
赵计成（图左）和二弟在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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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要回家的时候到了。
赵尔永平日主要靠开大货车挣钱，有段时间在机场附近干活，他近距离拍下飞机滑行、起飞直至飞入云端。这次，哥儿俩各自花了1000多元买了从长春回家的机票，赵尔永有点心疼，但坐飞机节约时间，弟弟的工厂等着开工。
2021年2月20日，在赵家葛湖村，赵计成和弟弟等几位至亲站在院子里等着儿子。
飞机上，赵亮还在盘算，回家见到父亲，要不要哭？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怨恨要怎么发泄，是不是要当面狠狠地埋怨父亲几句？
想象的一切都没有发生。父子俩握了一下手，没有哭。他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关于父亲，他隐约只记得一个场景，自己小时候父亲坐在门口抽旱烟，但他看不清脸。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结束这些年的分开，然后重聚。”赵亮说，“看到我爸，我能想到我丢了28年，他也内疚了28年，我们过得都不容易。那些所谓的恨一下子就没了。”
家里远比他想象的破败。父亲住的房间，除了父母结婚时的两个柜子，再没其他像样的家具。木板床四角各立一根竹竿，上面挑着一张雨布。下暴雨时，能防止水落到床上。墙上的水泥只抹了一半，杂物堆在靠边的桌子上。一口挂钟还在认真地走。
“甭管多大岁数，得‘支棱’起来啊。”赵亮对父亲对付着过日子有些不满。
在很多方面，这个家的时间，停在了他和母亲走失的那一年。
当年，赵计成夫妇探亲出发时，原打算至多外出半个月，家里的新房子正盖着，需要人手。等他回来，一间房子盖到半截，他不操持盖下去了，水泥沙子就堆在房前。
直到今天，半截房子仍在那里，赵计成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没人住就不盖了。”
赵计成把赵亮拉到一边。“这是你的房子，爸一直给你看着呢，”他小声告诉小儿子，“我还有几万块钱留给你。”他把家里的宅基地分成3等份，大儿子和二儿子早已盖上了房子。他住的地方，是留给小儿子的。
赵亮觉得心酸。父亲守着破败的房子，像守着宝贝一样等自己回家。“虽然我小时候没有体会过‘父爱’，但现在我觉得很真实。除了温暖，还有点愧疚。”
房祥云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她刚来到赵家时，赵亮已经会走路。婆婆外出，他老是跟在自己身后转悠。他们走失的头几年，她还会经常梦到娘儿俩。她也有些懊恼，赵亮完全不记得她了，这次回来都没和她说上几句话。
赵亮找回了父亲，还有生日，还有一大串亲戚。父亲告诉他，他的生日是八月初十，但不知道是农历还是阳历。远亲近邻都来看他。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塞给他红包，说这是孩子回家的习俗，她是看着赵亮母亲长大出嫁的。
莒县是一个千年古县，曾是一个小国的都城，“毋忘在莒”就是那里诞生的一个成语，有“不忘前事”的意思。
长辈们劝赵亮将工厂搬回山东，他们已经打听好了几个办厂的地方。他们唯一没问出口的问题是，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父亲家里没有地方住，赵亮住在二哥家。亲戚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他们几乎每顿饭都在饭店吃。他给人敬酒，但参与不进他们的话题。语言是他在这里最大的障碍，他绝大多数时间听不懂人们在说什么。
赵亮很想知道关于自己小时候、关于家庭和那次远行的故事。但即使回到了家，这些他也一句都没问出口。
“我二叔说我小时候淘。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怎么淘气，但他话说到这就停了，我就没问。”赵亮说，“老问这些，会让人家误会‘你是来追责的’。”他说不知道怎么和家人相处。
“我最生气的是，孩子丢了，你为什么没想到到收容遣送站这地方去找。”赵亮觉得大海捞针似地寻找大可不必，“按照正常的逻辑，孩子丢了就去这几个地方找，然后到派出所去报案。”
去年，赵亮和女友养的狗在街上被人抱走，他们沿着街道从白天找到夜里两点多，凌晨5点又起床去找。后来，他们又去报警查附近路口的监控视频，最终找到了。
赵尔永记得，弟弟试探着问过他“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找我呢”，只低声提了几次。赵尔永“说不清自己心里的感受”，他叹气，“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俺们法律意识淡薄，懂得少。”
在老家，赵亮一共待了两天。他没来得及四处转转。他听说山上的苹果树“早推平了”。他对过去有点好奇，“你说我就愿意听”，但他又一句都不想问，“可能还有怨气，可能因为我妈还没找回来。”他想过，如果母亲在家，他想缠着她讲上一天一夜。
信息一点点拼到了一起：赵亮回家后，亲戚们终于知道，他和母亲在那次落水后已经失散了；赵亮则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没来由地爱吃葱油饼，习惯了将苹果煮着吃。亲戚们告诉他，那都曾是他母亲的手艺。他的胃还残存着一些与母亲有关的记忆。
28年前，44岁的刘桂玲比丈夫更期待那次外出。近20年里，她没出过远门，没回过娘家。赵计成知道，妻子想念另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念完初中就去了黑龙江，跟着舅舅们打工。老三赵连伟是她快40岁时生下的，去田里、山上干活时，她把儿子背在背上。刘桂玲话少，勤快，农闲时，还要到村口的作坊里打零工。
那时，赵计成在生产队每天挣两角钱，农闲时他和村里人一起去黑龙江和内蒙古伐木，每天挣7元。村里大部分人靠“闯关东”挣下的钱盖房娶媳妇。那条路，赵计成往返过很多次。他清楚记得，两个大人的往返车费一共124元，这让他们着实心疼了一把。
回家后，赵亮告诉父亲，自己还想再把母亲找回来，或者能找到当年从冰河里救了自己的人，当面道谢。
全家人都应和着他的说法。尽管他们暗地里都相信，刘桂玲凶多吉少，即便还在世，她也有72岁了，她能看到寻找她的信息吗？
赵亮也没告诉他们，他想找到母亲，但内心又希望母亲已经过世了。“不然她到这个岁数，孩子和家人都不在身边，身上和精神上肯定受着折磨过日子，那样的话，我更希望她已经不在了。”
离开家时，赵亮提议，父子三人拍一张合影。照片里，赵亮的手自然地搭在父亲肩头。
前一晚，赵计成攥着两小兜花生和虾米来到儿子的房间。“你带上，我不吃。”他用近乎不可反驳的语气对赵亮说。他又从怀里拿出10张面值100元“连着号”的崭新钞票，塞进儿子口袋。
他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张照片给了小儿子。回到牡丹江后，赵亮把照片锁在了保险柜里。
赵计成保留了属于他的纪念。很多年前，他把妻子和小儿子的衣服收拾到一个包袱里，压在箱底，从不示人。房祥云见过这个包袱，想要拿走，他不让。
“娘儿俩的全部衣服也没几件，不占地方，不碍事，就放这儿吧。”赵计成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那时几年才做一件新衣服。
赵亮不知道那个包袱的存在，父亲也没向他提过。
赵计成（图中）和儿子们。
陈婷建议赵亮，可以把父亲接到黑龙江，尽管两人还没买房子，但一起租房也可以。赵亮担心父亲换了环境不习惯，也担心他们跨越不了语言的障碍，沟通不了。不过，他承认自己有了新的牵挂。有时想晚饭时间给父亲打电话，又怕父亲已经睡了。2021年父亲节这天，他给父亲打了电话，内容主要是“吃了吗”“怎么样”和“注意身体”。
4个月里，他们通话3次，赵计成都记得。提起儿子，他眼里有光，高兴地说，“连伟来过好几通电话啦！”
赵亮现在认为，亲人“意味着全部”，“比如如果他们生病了，需要我身上的肝或者肾什么的，那我用不着想，我会毫不犹豫把我的给他们。”
“现在我只希望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一起多待几年就几年吧。”他说，“人生没有几个28年。”
疫情冲击了他们的生意，赵亮仍想多赚点钱，把父亲的房子收拾一下。他还打算把户口从福利院迁回老家，把用了28年的名字也改掉。他不想再以别的名字生活了。他是赵连伟，那是父母给的名字。
责任编辑：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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