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中原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新小麦的香气。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有这样一个“不可缺少”土地的摇滚乐队，用音乐记录周围的小人物，记录家乡的黄瓜豆荚和落花鸟。
17年的坚守，他们的眼中，看得到梦想。
来听啊！路边卖油条的老张的一生，还能这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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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故乡，唱着快乐的歌。
2016年参加央视《我要上春晚》演出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贡振国段伟朵文陈晓东刘栋杰崔超摄影
摇滚音乐，其标签很多，比如先锋、叛逆、重金属等。然而，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有这么一支“离不开”土地的摇滚乐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他们的作品不关注爱情、不宣扬颓废、不刻意愤怒，却愿意用音乐记录身边的小人物，记录家乡的黄瓜豆角、落花飞鸟。17年的坚守，他们希望农村孩子的眼中，看得到梦想，不再有卑微。
6月的中原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的芳香，大河报记者赶赴浚县、赶赴鹤壁，探访那支以农民兄弟为名的乐队。
大伾山下，二环路口，有个卖油条的爷们儿，大家都叫他老张；
这儿的男女老少他都很熟，对谁都一样，不卑也不亢；
二十年前，在这扎摊，一年一年，风雨雪霜，树叶绿了又黄，儿时的他还正是年少轻狂，梦想已不是最初的模样，现实却是满脸的沧桑。
（《卖油条的老张》歌词节选）
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老张，但或许唯独河南浚县这个大伾山下的老张，一没有颜值，二没有建树，仅仅因为卖了20多年的油条，被人写进了一首歌。
农民兄弟乐队的队长蒋立炜，从小爱吃老张炸的油条。从青葱的学生，到不惑的中年，习惯用老张油条开启一天的蒋立炜，有一天突然发现，老张老了！
蒋立炜开始重新审视忙碌的老张——看着他从青年变中年，孩子长大了，有了孙子，孙子因车祸离开人间。失去孙子后，老张突然就老了。
“原来我们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故事。”蒋立炜说，那一天，他一边吃着油条一边猜想，年轻时的老张，是否也有梦想？如今他的梦想，可曾实现？想着想着，一首歌就有了雏形。
随后，乐队集体创作，为老张的一生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卖油条的老张》。
“我们想做真正跟农村有关、跟小人物有关的音乐作品。”蒋立炜说，摇滚并不是负能量的代名词。《麦田》《故乡》《回家》都是在这种情愫下创作出来的。“我们这一代农民，过得越来越好。我们用音乐记录小人物，其实也就是在记录咱这个大时代。”
农民兄弟乐队，目前有5名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从2002年成立至今，乐队已走过了17个年头，最终确定的风格是做流行乡村音乐、乡村摇滚，把歌唱给身边人听。不做口水歌，也不刻意另类，不写爱情。
“音乐没有贵贱之分！”蒋立炜说，成立乐队之初，他就想告诉世人，农村的孩子也可以玩摇滚，也可以做出很棒的音乐作品。
每一个早晨黄昏，每一次下雨牵手，那首生日的歌，没喝干的酒；
曾经吻别重逢，看过落花飞鸟，那七彩晚餐和霓虹街口；
每一次让你感到温暖的瞬间，每一次让你感到流泪的瞬间。
（《每一个瞬间》歌词节选）
“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走到一起是兄弟，就叫农民兄弟乐队吧！”乐队成立之初，蒋立炜给乐队取了一个很朴实的名字。很多年之后，当各种选秀节目中“农民”开始吃香时，有人给乐队点赞，“真会赶时髦”“抢注个大IP”，蒋立炜和乐队成员只有暗自苦笑，又有谁知道乐队成立之初，因为被演出组织方嫌土，被迫改名的经历？
“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又恰好热爱音乐，仅此而已。”乐队成员既不需要觉得土而回避农民的身份，也不需要“蹭人设”，刻意穿上破旧的军大衣、戴着羊肚毛巾上台，博取眼球。
“啊，农民也懂音乐。”这是农民兄弟乐队不愿意听到的“赞誉”。
“农民也可以懂音乐，农民的孩子也可以有梦。”蒋立炜说，过去，农村的孩子眼里，总有那么一丝卑微，哪怕是考上了大学，住进了城市，那种卑微却没有随着地点的变迁而消散。乐队17年，还要继续做下去，为的就是让更多农村的孩子看到，人生有各种可能。
2013年，农民兄弟乐队搞了一次特殊的高校巡演，这是乐队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大型演唱会，却是公益的。看着台下的学生，蒋立炜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台下那么多的同学，最多一场2万多人，哪怕只有1个人，因为我们的某句话、某句歌词得到了启发，愿意去坚持梦想，看到希望，那么我们就没有白来。”
农民兄弟乐队，浚县麦田里土生土长的一支乐队，但创作出来的音乐却很“洋范儿”，为啥？乐队键盘手秦献社和蒋立炜是同学，他说，音乐无国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发展到一个巅峰时代，蒋立炜和秦
献社的早期音乐熏陶，来自于崔健、黑豹、披头士、山羊皮、警察乐队……“为了听到更多好歌，我们周末常去鹤壁市新华书店，坐在门口的花池边听，那里总会放各种最流行的音乐。”
昏黄的风吹过原野，蝴蝶的翅膀拨动了麦田；这个季节有人要离去，就像春天读不懂秋天的哀伤。
青春啊，能不能让我再走一趟；夕阳啊，别太快杀死少年的理想。
（《麦田》歌词节选）
17年坚持，源自单纯的音乐梦想。
2002年，从鹤壁师范毕业的蒋立炜在浚县一所职业高中做钢琴老师。课间，他看到几个高一的孩子在走廊上唱着Beyond的歌，年少时的摇滚梦重新燃起。“组个乐队吧！”一句话脱口而出，学生纷纷响应。
乐队有了，得有排练场所吧？蒋立炜就在老家村子里租了一处民房，30块一个月，对学生们实行封闭式训练、“军事化”管理。早晨5点起床跑步、训练体型，几点学乐理知识、几点练台风，蒋老师给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土坯房，四处透风，老鼠、蛇经常出没，音乐一响，梁上的土震得直往下掉。
但这帮孩子对音乐的热爱成为指引他们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为了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蒋立炜每周把大家约到自己家里，先看央视电影频道的《佳片有约》，然后一起排练、聚餐、聊音乐。
“我当时工资不高，还要养活一家人。该吃饭的时候就去买10块钱纯肥肉或鸡排，炖一锅大白菜，一人一大碗，就着馒头吃。那叫一个香。”蒋立炜回忆时眼睛里闪烁着别样的光芒。“窗外北风呼呼刮，小屋子里却特别温暖。”
17年间，乐队几度聚散离合，最多时，乐队有七八个人，最低谷时，只剩队长蒋立炜和鼓手赵彦青两人。
在主唱“老宝”的记忆里，乐队的日子“好过”起来，是2011年参加《我要上春晚》之后。春节串门，亲朋好友看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了，那种“你就瞎混吧，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的恨铁不成钢，变成了“看，这是俺家孩儿，上过央视了”的自豪和鼓励。
“很少哭，但那一刻却控制不住。”接受董卿采访时，蒋立炜泣不成声，将近10年了，终于可以给这帮孩子的家长一个交代。他们不是“胡搞”，是很认真地做音乐。从那之后，乐队被重新审视、被认可、被尊重。
2015年亮相《中国好歌曲》，则让农民兄弟乐队再度爆红，《我的番茄是干净的》被网友封为“开年神曲”。2015年1月8日，大河报以《麦田里的摇滚歌者》为题，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支乐队。
这个世界太拥挤，我有一片小菜地；这里远离107，没有雾霾和尾气；
我家不在那大城市，不用逢人都笑嘻嘻，不用争夺名和利，只要我的番茄是干净的。
（《我的番茄是干净的》歌词节选）
做音乐很简单，做音乐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是想吃音乐这碗饭，却很难。国内很多知名乐队，成了又散了，作为中原小城的麦田中土生土长的一支乐队，农民兄弟乐队如何生存？
2014年，乐队成立12年，蒋立炜算了个“小账”，乐队赔了30万。为啥？因为这一年，农民兄弟乐队在鹤壁搞了个演唱会，乐队请来黑豹乐队、零点乐队等国内知名乐队同台演出。前两排的VIP座位留给了参加过乐队的成员们和成员的直系亲属们。
“如今，乐队在鹤壁市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传媒公司，有自己的录音棚，可以做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事情。”蒋立炜笑着说，农民兄弟乐队的“名头”越来越大，每年都要参加几个电视台的演出，而乐队始终坚持原创，其音乐作品本身也能“换钱”。此外，传媒公司承接一些演唱会的舞台搭建、灯光设置、演出流程制作等，比如为朴树做过演唱会，承办过央视晚会，实现了“做音乐的事儿，赚该赚的钱”。
乐队还建了自己的“会客厅”，安放着乐队17年来的“历史”——乐器、照片墙、荣誉证书等。“会客厅”旁是乐队捯饬的一个酒吧，名叫“从前慢”。不过，这个酒吧并没有对外经营，主要用于乐队排练。
以前我是一个简单的农民，现在摇身一变也成了城里人；
不一样的是高耸的楼群，还有无边的车流让我脑袋发晕……
我在这里不太好，心情有些燥；我在这里不太好，想对蓝天笑；我在这里不太好，想听鸟儿叫；我在这里不太好，明天会更好。
（《我在这里不太好，你们好不好》歌词节选）
“物质上，我们要求很简单，对名牌都没有什么概念。”蒋立炜说，正值壮年的“老宝”，捯饬捯饬也算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但他却常年穿着贝斯手兼设计总监刘波设计的队服，低调含蓄，只有开嗓那一瞬间，才惊艳众人。乐队上台演出，一水儿的黑色T恤，干干净净的短发。
不是没有年少轻狂过，不是没有特立独行过。“早些年，我们好几个乐队成员都留过长发。”赵彦青告诉记者，他也有过“长发及腰”时。
然而，随着年华逝去，岁月匆匆，大家对音乐有了更成熟的认知，成员们开始褪去外在的各种标新立异，只希望用作品打动人心。“做好音乐，没有那么多套路，不论鲜花和掌声也好，还是赞誉和诋毁也罢，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是幻影，最终能留下的，只会是好的音乐作品，这才是乐队的硬核。”蒋立炜立场坚定。
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依然没有改变。每周排练后，仍是自己买菜做饭，人人都练就一手好厨艺，放下吉他、贝斯等乐器的手，也能娴熟做菜。一锅汤面条、一兜白馒头，就是几个人的一顿饭。
过朴素的生活，努力做好音乐，养活一支乐队，原来也很简单。
晚风吹来，回家的路变得漫长；四处飘荡，早不敢提少年梦想；
总在赶路，错过多少美丽风光，蓦然回首，却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叫他故乡，那里有我们的开始，那里有我们的爹娘；
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叫他故乡，那里能看到麦浪，也能闻到槐花香；
（《故乡》歌词节选）
为啥乐队发展了17年依旧在浚县？北上广，并非没有发展机会。但农民兄弟乐队的几位成员，一致选择留在河南。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身心是自由的。”“老宝”说，乐队每年约200天都在外地演出、工作，但最多待个四五天，再长就受不了，要回家，吹吹家乡的微风，听听淇河的鸟鸣，接接中原的地气儿。
说来也奇怪，坐在五星级酒店里，吃着贵的、吹着空调，不如坐在鹤壁街头，肆意聊着，用筷子轻敲碗碟，就着花生毛豆一杯冰啤下肚，那创作灵感“哗哗”就来。
“我们都不爱吃山珍海味，就爱吃捞面条。”蒋立炜说，就是要与街坊邻居在一起，与父母兄弟在一起。
他们搞音乐创作，他们也帮家里种地。《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就是这么一首写实的原创歌曲，是中国人“守拙归园田”情结的最佳映射。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麦地起高楼，2016年，乐队成员在“老宝”家收了最后一次秋。大片的农田没了，但80后“老宝”的田园梦却始终不醒，前不久，家里老爷子在小菜园里种红薯，“老宝”赶回去帮忙，顺便重温下田劳作那份独特的快乐。
对于成名这件事，“老宝”表示，想，但也没有那么想。兄弟几个对于名利看得都很淡，“容易满足”，渴望更大的舞台、渴望被更多人认识是音乐人的本能，但他觉得，成名不是终极目标，发自内心的平和和幸福感才是。
这是一场中国式的狂欢，也是咱们老百姓的盛宴，
锣鼓从初一一直响到今天，尖嘴号是对祖宗的呼唤；
这是中国的一个小城，他的名字叫做浚县，这里的庙会香火燃烧了几千年，流淌着中国才有的人烟。
朝拜的不止山上的神仙，更是心里对这片热土的眷恋。
（《正月》歌词节选）
浚县诞生出这样一支乐队，是偶然，却也并非偶然。
乐队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而浚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片热土的熏陶，让农民兄弟乐队的诞生和延续，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蒋立炜的记忆里，每年的正月初九、正月十六，是浚县人的大日子。浚县庙会，据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古庙会，到了这两天，浚县人都会扮上装、踩着高跷，一定要上到山顶。哪怕是风雪交加，山路难行，人推人、人顶人、人抬人，都挡不住心底的这份执着。“这是群众自发自愿的行动，是源自千百年来浚县人基因里的一种传承。”
外出演出，农民兄弟乐队会在话筒上设置一点“小心机”，比如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咕咕放在话筒架上。“家乡的小玩意，外出带着，觉得有家乡的气息，我们也想把家乡的文化带到各地。”
农民兄弟乐队生存的这片土地上，还有知名的大运河、黎阳仓。浚县商代称黎，明初改称浚县，有“黎阳收，顾九州”的说法。其中，黎阳仓是隋唐时期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国家官署粮仓，经考古发现，这座依山而建的古粮仓，距今1400多年，总储量约3360万斤，可供8万人吃1年。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滑县-浚县段、黎阳仓遗址被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延续千年的古庙会、丰厚的文化遗迹、淳朴的乡情民风，是乐队写作的最好素材，也是渗透在乐队每位成
员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我有个中国梦，希望头顶是蓝色的天空，吃的食物都放心干净，人们的脚步都从从容容。
（《我有个中国梦》歌词节选）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9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做好“三农”工作，对河南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返乡创业浪潮越来越高涨，女硕士返乡种果树、男博士返乡搞养猪，成为热门新闻。蒋立炜没赶上这拨热度。“曾经有很多机会离开，但我们都选择了留下。一直都没有离开，又如何返乡？”他笑着说，用音乐书写浚县故事，书写河南故事，书写中原精神，已经成为乐队的一种“责任”。
前不久，乐队创作了一首《我有个中国梦》，成员们聚在一起，从食品安全、蓝天白云、教育、脱贫、养老、医疗等多个领域，畅想了未来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队员们发现，中国梦，原来就是老百姓的梦，就是他们自己心中最向往的生活。“我们现在，不正在实现和践行吗？”
即将迎来“成年礼”的农民兄弟乐队未来有何打算？秦献社表示，谈不上坚守，因为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不刻意，很自在。
“特别具体和明晰的想法，没有，但可以肯定一点，我们哥儿几个，会一直坚持走下去。”蒋立炜说，就算白发苍苍，几个老头还在一起，还能登台唱歌，那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把自己的生活写成歌，用自己的生命谱成曲，我想，那一定是乐队最棒的一首作品。大家看到我们会说，瞧，原来坚持真能创造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