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冰点特稿1141号
罗老和她的朋友圈
手写文稿。
杨杰/摄夏天夜晚卖书。杨杰/摄
罗爱群在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改名“洛洛”,洛阳的洛,古城牡丹,她想去看看。她还想去看草原、看海,想去日本。洛洛出生在河北承德,爸妈第一次推着她去避暑山庄是在她12岁时。在一条青石板小道上,她摔下来了,脑门摔破,流了血,头发掉了一小撮,但好像不疼。
1岁多,没吃糖丸,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洛洛患上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右手不能动,左手没力气,两条腿逐渐变形,身体柔软得如同妈妈平日和好的面团。
她在一张小双人床上度过童年,又在轮椅上过完整个青春期。33岁了,在北京后海银锭桥往西的路旁,她用嘴叼着左手上的橡皮圈给买书的人签名,顾客帮她拔掉笔帽。已经出版的两本书分列两侧,轮椅上挂着大纸板,上面4个大字“我写的书”。
后海时光
下午三四点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打在洛洛脸上,油光细密,“没有什么被看得起、看不起的。”她调整了一下轮椅的方向,躲进阴影里,“生活所迫嘛。”
她来北京5年了,起初住在西四环外一间朝西的屋子里,只有下午才有太阳,黄昏看得久了,人就容易低沉。后来搬到鼓楼东大街,月租2000元,进院门后要拐3个弯才能到她住的门口。
房间20平方米不到,屋里有两只性格迥异的猫和码到屋顶的没卖出去的书。屋里黑,下雨时更暗。小时工每天来两个小时,帮她穿衣、洗漱、上厕所、做饭、洗衣服、抱到轮椅上,没有太多感情交流。隔壁住着附近饭馆里打工的青年,上下铺,偶尔在白天传出歌声。
洛洛吃过午饭,在小时工的帮助下出门,坐电动轮椅去后海。戴着猫耳朵的女孩熙熙攘攘走过,还有滑轮少年、汉服少女、穿情侣装的人、也有钓鱼的安静待一下午。
“这地方不适合卖书,他们是来买醉的。”烟嗓从下午5点开始冒起,接二连三的歌声,响得她心脏咚咚咚跳,早前她来一次得在家缓两天。熬到晚上12点回家,经常看见摇摇晃晃的人,大哭的,红着脸的,说掏心掏肺的醉话。也有买她书的人,冲动,喊着“给我签名!我一定要买!”有人买完书悄悄问她,“哪个酒吧好?都有低消吧?”
一到冬天,没有供暖的日子不太好过,房间本来就进不来阳光,窗外呼呼的风声,心里一紧。她的手在冷天使不上劲,写字不是想要的走向。心情也不好,感到无力,这个冬天跟上一个冬天有什么不一样呢。
12月,比12个月还漫长。冬天的后海结冰了,书也卖不了什么钱,一天几十元,或者不开张。摆摊时遇到很多问题,人们常问“怎么证明这书是你写的?”有人出于同情,付了账就走。更多人只是停在她面前,好奇,对同伴说,“连这种人都能出书,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然后走了。
洛洛不会推销,只说同样的话:“这是我写的书,可以翻看。”拒绝的人常说,“我不喜欢看书。”
旁边摆摊的同伴乐观得多,“酒吧里出来的酒蒙子,碰着了能给你开个大张。”刚来后海时,洛洛谁也不认识,天一黑,她需要有人帮忙把台灯从轮椅后的袋子里拿出,夹在桌上,插上充电宝,再补几本书。
一同摆摊的人就是她的“手”和“脚”。他们一起在大树下吃饭,分享食物和日用品,住在胡同里的老邻居免费提供热饭的帮助。刮风下雨的天气,他们就聚在出租房里唱歌、打牌。他们还一起躲避“黑衣服”城管,被逮到要没收、罚款,抓得严时,像捉迷藏一样。他们建了群,通风报信。
有一次,洛洛正在签名,低头一看书都不见了。“黑衣服”突袭,旁边摆摊的女孩把自己的东西藏好,又帮洛洛藏了起来。“我还没对她感恩呢,她就走了”。后海摊贩的流动性大,有的混不下去回了老家,也有人存够了钱盘了店铺。
“摆摊好像是最底层的人”,洛洛说,常人看来模糊的面貌其实活得无比生动。一对南方的年轻夫妻已经在河北买了房,努力还着贷款。北方大哥大嫂,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对谁都好,乐意借钱给洛洛,到冬天生意不好时,就带着大家去找别的营生。一个独身的中年女人,早年家人出车祸离世,结婚半年因为家暴离了,送给洛洛红色手串。一个北京大妈,拉着三轮卖水,她老伴走了,孩子出国,出来为了解闷……
“我以后要是有钱开公司,一定雇佣这帮人,他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洛洛爱他们的乐观,一遍又一遍把收起的商品摆好,不厌其烦。
前两年,后海开始整治,摆摊的走了,酒吧也不敢太吵,洛洛的书也卖得少了。“人们因为买醉来到后海,遇到了我,才买书,也许回去也不会看。”她坐在路边像个裁缝,守着轮椅。胡同游的三轮车在傍晚下班,呼啸而来,那么长的队伍让她无处可躲,她说,“像暮归的羊群。”
摆摊奇遇
摆摊这几年,倒是积累了些粉丝,有奇遇。她的微信上有2000个好友,1500个都是“僵尸粉”,她用嘴划开触屏,偶尔与他们联系,互相取暖。
一个在冬天买书的女孩,在第二年的8月给洛洛发来微信,说要来北京玩。洛洛翻了朋友圈才想起她来,邀请她来自己的住处。晚上两个人聊天,女孩讲了自己的秘密。
女孩从东北来,要去五台山。她大学刚毕业,父亲突然去世,只留下菩提子,在弥留之际告诉她,自己不在了要带着它去五台山。她爸是孤儿,在她4岁时与母亲离婚,爸爸带着她生活,没有家,房子是租的。爸爸病重时,她把房子退了,在医院照顾他。爸爸去世,她什么都没了。
“听着就非常难过。”那个在北京的夏天,女孩外出,洛洛发信息问她何时回家,看到“回家”两个字,她很触动。后来她离开北京,去云南支教,留下一把吉他,现在还挂在洛洛家的墙上。
在那间小屋子里留下痕迹的还有明星。他在一个晚上看了50页洛洛写的书,第二天来找她,送了她CD、书、猫王收音机和一些钱。它们摆在一个不断加高的架子上。
男明星说自己的青春就消耗在后海,是真正没有忧愁的日子。现在有了孩子,请教她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洛洛回答两个字:陪伴。她10岁前和母亲住在乡下,只有在寒暑假时,能看见做教师的父亲。现在叫起“爸爸”都觉得陌生。
来北京之前,洛洛在承德最繁华的一条街上卖书,挨着手机贴膜的小贩。路灯的颜色跟北京不一样,对面的商业街大屏幕上放着电影,夏天的槐花下雨一样落下,是甜的,落在书上,黏黏的,招小虫子。
对面婚纱摄影店有个助理常来找她,陪她卖书,送她回家,离开时给她拍了张槐树下的照片。
书摊前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个中年男人从书摊路过,瞥了两眼,翻了几下,说,买一本吧。洛洛比较反感他的居高临下,几天后,竟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无意中买了书,回去看了觉得很好。他是当地某个局里的领导,在电话里说,自己得了癌症。
承德是个安静的地方,夏天傍晚6点,购物广场就关门了。洛洛又去了石家庄,以为省会的生意总会好做一些,没想到街上没多少人,买书的更少。
石家庄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整个城市都像生活在雾里。洛洛卖书在人民广场一带,住的地方要坐40分钟公交车。房子租在一楼,别说阳光,光线都很奢侈。窗外有别人种的丝瓜,开的小花。
洛洛常去小时工大姐开的小吃店,尤其是下雨天,大家都在忙,她坐在棚里,看着雨,“周围都很热闹,但跟你没关系”。
小吃店旁边有个男人跟洛洛搭话,交上了朋友,男人来到她家上网。没过几天,家里被盗了。窗台上的小菊花撒了一床,电脑掉在地上。她猜想,男人想从窗户把电脑夹走,但失误了。东西没丢什么,只是生活一片狼藉。
洛洛曾在路上遇到过一条断腿的狗,见人就跑。她说人生就像这条狗一样,跑得特别难看,但是不得不跑。
她在石家庄遇到了翔哥。翔哥是一个女孩,比洛洛还小两岁。她卖小饰品,皮肤黑黑的,短发,大眼睛,高一米七多,像个男人。
有一次她们想喝粥,粥店规定买粥必须同时买包子。翔哥只要粥,不买包子,店员不理她,她自己盛粥,把钱一扔,扬长而去。“我管人家怎么看”,她以前推着车卖瓜,跟老头老太太打架。
后来翔哥对洛洛说,“你是别人看得见的身体上的病,我是别人看不见的。”她14岁得了红斑狼疮,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生命,每个月的医药费有两三千元。
“人到了这份上,知道自己活不长,什么都能豁出去。”翔哥长得挺漂亮,有人追了她两年,后来她进了医院,那男的照顾了两天就跑了,再也联系不上。“你看这就是爱情。”翔哥说。
洛洛想起当初一起摆摊时,她跟翔哥开玩笑:“韩剧里都是穷人被富人看上了,怎么没人来救我呢?”一晃8年过去,翔哥开了两家店,房子买在了富人区,已经过上了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富人生活。
最后一次在石家庄卖书时,洛洛竟然有些不舍。商户都搬走了,只剩洛洛一人和那盏路灯。“它像灯塔一样,和我度过那段最伤心的时光……说不清那是什么滋味,唯一清晰的就是我是路灯下的那个人”。
烧烤店的青春
洛洛和她的轮椅遇见过许多人,明星、官员、盲人、病人,很多人面对她,愿意敞开心扉。
“洛洛在朋友圈里算是核心,身上没有领导气质,却让人不自觉地聚在她身边。”朋友李晓征说。
洛洛小时候一直穿着哥哥的衣服长大,以黑色、深蓝色和军绿色为主。长大一点,她总想有自己的衣服。李晓征以前常陪洛洛逛街,“我是学美术的,都觉得她选衣服过于前卫了”。
她喜欢看时尚杂志里的各种款式,尤其喜欢旗袍,只是,她不能站起来,自认为穿不出精致的效果。
承德的冬天特别冷,大家穿着羽绒服、长大衣,洛洛突然弄了件披风,朋友们都觉得挺新鲜的。“当地人只求穿得暖和干净,她有眼界,有自己的想法。”李晓征说:“她的内心很大,不可以蜷缩在小环境里生活。”
李晓征为洛洛的第二本书《把我唱给你听》配图,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创作。那几乎是他在北京最困顿的时光。他跟洛洛分处两地,坐在电脑两端,时不时在QQ上相互催稿,好像办公室邻座一样。得知洛洛要来北京发展,他劝阻过。
洛洛不但来了北京,还走得更远。前两年,李晓征陪她去泰国,她穿着花裙子在海边拍照,轮椅陷入沙子里。回国路过免税店,洛洛想买个迪奥的口红,浅粉色的。李晓征说:“你又不化妆,买个曼秀雷敦得了。”
李晓征不知道,洛洛回国后坚持去专柜买了那个浅粉色的口红,就算不用,她也要有一套。
他们还一起去重庆,坐了33个小时的火车,看经过的城市和村庄,大片的田地,水稻以及向日葵,还有坐在家门口悠闲唠嗑的农人。洛洛一路很兴奋,话很多,对一切都感兴趣,又感慨那些远方的人一辈子只待在这方丈之间,有多落寞和苍白。
几个人去了秦皇岛的海边发呆,从早待到晚,也不聊天,“牙都晒黑了”。洛洛回来说,大海是人类悲伤的化身。又去过两次草原,轮椅轧在草原上,软软的,比地毯都舒服。到了草原才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她老早就喜欢内蒙古音乐,听德德玛的歌,她说那是产生于孤独的音乐。
她欣赏一个叫王凯伦的朋友,他花了3年时间,开摩托车走遍中国。王凯伦以前在承德钢铁厂上班,在40多岁的时候辞职了,妻子反对,离了婚,孩子上了大学后,他就走了。
他拿着相机给西南地区的孩子拍照,他让他们笑一笑,自己的眼泪却快要流下来,“他们长这么大可能都没拍过照片”。摩托车总是落入险境,日记里好多处“我可能不行了,如果有人看见……”
洛洛印象中,王凯伦看淡一切,他说过完那个冬天,会继续走,再不回来。他的眼神透亮,“那个年纪的人,已经没有那种眼神了”。
19岁那年的夏天,洛洛的“远行”是在承德开个书吧,全靠朋友帮忙。
对书吧的设想是有书、有音乐、有饮料,文艺风。她找父母要了三四万元,地址选在一条有生活气息的街道,旁边是小超市和面馆,租金便宜。
装修费了一番心思,墙壁刷成淡蓝色,靠上是深一点的蓝,下面是浅一点的蓝。一群朋友来帮忙,几乎全是学生。李晓征说,在装修过程中,他发现过往的人不像喜欢看书的,怕书吧过于小众,便提议改成烧烤店。等赚了钱,再去理想的位置开书吧。
洛洛听了他的建议,忍痛改成有音乐的烧烤店,买了音箱,放班得瑞的CD,店名叫“旷野”。鞭炮轰轰烈烈地响起,吓人的响声带来了她的新起点。朋友们有的负责采买、有人串串,有人招待客人。
有两个中年男人是常客,新疆人。每次到店,洛洛和朋友们就找出王洛宾的音乐《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年人给他们讲新疆的葡萄,大片大片的沙漠,一眼望不到边,偶尔有一棵树在遥远的地方孤单地立着。洛洛也想去这些地方走走。
烧烤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暑假过去了,朋友们陆续返回学校,店里招来新的服务员。很多事情洛洛不能亲力亲为,店里的收入一天天减少。
离取暖期还差几天,洛洛摸着店里冰冷的边边角角,哭了。爸爸来看她,呼出的气息是一团白雾。爸爸让她当晚就回家,转身就流泪了。后来听说,爸爸回家后放声大哭,妈妈从未见他那么伤心。
“旷野”最后还是决定转出去,来看过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整得不错,就是地势差点”。“旷野”花光了爸妈给的钱,也花光了借来的钱,结果失败,加上半年多盼望的落空,让她绝望。
从夏天走到冬天,“旷野”终究成了她心中真正的旷野了。
开店赔了钱,洛洛开始想怎么弥补,写书的想法一闪而过。
2005年大年初三,洛洛铺开纸,握一只秃笔,趴在床上开始写自传书《心的翅膀》。那半年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全用在写东西。
当时洛洛没有电脑,手稿分给朋友们校对打印,又拿给当地作协的人看,对方看完后建议她出版。爸爸对她说:“你写得真好,我的学生里学习最好的,也不如你写得好。”
乡下童年
童年里父亲的身影极少。父母分隔两地,洛洛与母亲在乡下。
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带她去看露天电影。妈妈给她包一个被子,圆乎乎的,确保不会被冻着,再抱她走很长的一段路。她那时还不能理解电影里的内容,只记得漫天星辰,低垂得似乎伸手就能碰到。
大部分时间,妈妈要忙着去学校教书,下班赶到地里干活儿,洛洛总是一个人。最孤单是午睡醒来,发现房间里只有自己,周围异常安静,后来索性不睡午觉了。
老宅背靠一座山,打开窗,跟麻雀对视,树和自然离着人很近。春天开始,杏树开花了;冬天有松树,山也是绿的;秋天的野百合漫山遍野,橘黄色的,洛洛把自己想成最淡的那一朵。
10岁之后搬到承德市里,与父亲和哥哥团聚。洛洛的房间9平方米,里面摆了书架子、轮椅、电脑、衣橱和一张小双人床。从早到晚,24小时、48小时、一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床是她唯一活动的空间。房间是阳面,有个小小的阳台,透过它,能看见一小片天空。大量的阅读便从那时候开始。
洛洛从没上过学,启蒙教育来自母亲。在一个围着炉火的冬天,她用左手拿起火盆里熄灭的一块炭,在盆沿上写下了第一个字,“的”——“和任何意义无关的一个字,像我的命运,与世无争,可有可无。”
窗台是书桌,棱角磨光了。她看书、摘抄、写日记、听英语磁带,不是出于刻苦,而是打发时间。她熟悉绿色植物上的灰尘,和时钟走动的声音。
后来朋友们来了。
她从窗户扔下钥匙,小伙伴打开门和一个新世界。“他们让我有一种无障碍的感觉,有台阶就背我上去,只要他们在,就没有不可能,好像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闺蜜杨是“一次就吃两个米粒”的林妹妹式的美女,她住在洛洛楼下,陪伴洛洛的时间最久。洛洛失恋时,大家整日陪着,一起放风筝、逛街,坐在一块听音乐、聊天,讲最热烈的笑话。后来起哄“818”是个好日子,给洛洛和杨办“婚礼”,有人送了两个粉红色的香皂盒。一帮朋友说好每年到这一天都聚会,不带外人。
后来杨嫁了人,洛洛没去婚礼,“好像去了就会失去她一样。”再后来,杨生了孩子,聊的是柴米油盐,“从精神上我们已经分开了,我真的失去她了。”去年,洛洛忽然收到一条短信,祝她“818快乐”,发自杨。
17岁迎来初恋和失恋。他在妈妈学校的食堂里工作,外地男孩,笑容好看。两个人决定在一起时,男孩哼着“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洛洛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才喜欢你,第一次见你,觉得这个坐在轮椅上、大眼睛的小女孩,蛮可爱的。后来通过接触,你的单纯、干净和善良越来越吸引我。”男孩说。
那时的洛洛陷入爱情,他等于快乐,他等于思想的全部,那有一些空洞的生活从此具有沉实的走向。男孩的家人知道后,明确反对,说若是病情轻一些就好了。
洛洛问爸爸妈妈,能不能通过治疗减轻病情。爸爸四处打听,后来找到长春的一家医院。妈妈陪她去做手术,如果成功,她起码能站起来。
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人醒来已经是15个小时后了。骨头深处在痛,疼着疼着,人就失去了知觉,妈妈和医生们的呼喊越来越远。有一次休克了10分钟,每次模糊地醒来都被硬邦邦的医疗器械穿插着。注射器那么大,妈妈用手比划,看上去像是给牛打针的家伙。
妈妈一瞬间就老了,头发白了,牙也掉了。“妈妈她有没有后悔过有我这样的孩子呢?”她在书里写道,“我想做个祈祷,祈祷来世,我们继续做母女。不同的是,让我做妈妈,把她今生给予我的爱,再毫不保留地还给她吧。”
手术最终宣告失败,洛洛的腿还是没有力气。初恋男友离开了,他的家人说选洛洛,就跟他断绝关系。
爱情很短,叹息很长。她被确诊过抑郁症,觉得死是非常愉快的事,活反倒是煎熬。“有时候真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毁灭在铁轨上”。
她说,世上什么都没有了,母爱便可以使一切再生。“我的命运像不加糖的咖啡,苦得如同中草药,妈妈是糖。”失恋时,妈妈陪她出去散心,说世间的情感有许多种,需要我们用心用意地去体会和感受。爱情不是唯一的,失去了它,生命也照样在闪光。
她那时听相声,感觉人生就是这么一点儿事,没必要追根问底。
拥抱他人
当地的电视台曾报道过洛洛的故事,很短,一位农民工看到了,打电话过去想要买一本洛洛的书。他从六楼摔下来,脖子以下不能动了,已经躺了五六年。
洛洛看他太寂寞了,建议他用嘴咬着筷子上网。现在听说他有了智能手机,还有快手,很多朋友认识他,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孤单了。
洛洛还曾资助过一个青海的学生。那时她认识了一个来承德出差的刚毕业的大学生,说青海有许多像他这样读不起书的人。洛洛就让他帮忙联系一个小孩,每个月给他寄点钱。寄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她发现那小孩是他的亲戚,并不贫困,一件有意义的事很不开心地结束了。
洛洛佩服一位盲人朋友,他懂得多,会说话,以前当地公交车对残疾人收费,他就不停给热线打电话,居然成了,免费了。洛洛后来签了捐献眼角膜的志愿书,她说盲人的生活比肢体上不好的人更艰难,“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要不停讲话,来确定你的位置”。
有一次洛洛往后海走,看见有人推着轮椅上台阶,反反复复地失败,那人很愤怒,“推着的人都那样了,坐轮椅的人会是什么感觉?坐轮椅的人很敏感,你的气息、你的情绪、你的气场已经伤害到他了。”
“有时候我不想认命,有好多想法,觉得我可以,但是出行的困难,我就认命了。”台阶就是两个世界。在北京一个40摄氏度的夏天,她在地铁上艰难换乘,去参加严歌苓的签售会,人很多,根本挤不进去。她埋在人群后面,被挡得严实,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也挺好的,因为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常看到轮椅上有一张张被欺负过的脸。即便来到后海,也没带着游玩的心情,“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表情,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压力呢?”
她感谢那些持续给她温暖及伤痛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她不会有那么多的力量。
看过她的书的人问她,“亲情、友情、爱情、梦想,你所拥有的过去和你热爱过的死亡,换成别人,也会这样洒脱吗?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一起陪伴你,奋不顾身的勇敢的努力生活着的你,现在有渐渐感到孤单少些吗?”
还有读者发来长长的信息,“喜欢你写的父母对你的付出……使我悟出一个道理: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爱……喜欢你写的朋友之间的友情,那是你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城市之后认识的一帮要好的朋友,他们增加了一个城市的温度。”
洛洛现在一个人在出租房,猫睡醒了走过来,也挺好。
她以前常与人通信,有个人在信里鼓励她: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
在后海干燥的风中,洛洛说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是出书,出书使经济独立。她一直渴望做些什么,哪怕月薪只有300元,也能为母亲买一件新衣服。现在,她日复一日地担心生意,想要摆脱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她说,起初和朋友们一样,爱好音乐、读书、电影,现在想的是赚钱,“我离自己也远了”。
来往的路人不会注意书籍封底的一段话:“如果非要问我,到底为什么而写?我会正襟危坐地告诉你,我只想留下点什么,留下一点我活着的见证。还有,希望那些拥有健康体魄和灵魂的人,在合上我的这本书以后,对生活会更感兴趣,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和初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