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肯尼亚女医生塔图卡莫介绍了肯尼亚法院2011年通过的《2011年女性生殖器切割法》(prohibition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ct 2011，以下简称" prohibition of female gamo "
该法案规定，如有人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施行、或协助他人施行割礼行为，此人将受相关法律惩治；如女性因割礼行为死亡，施行人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并处以二十万肯尼亚先令的罚款。
依“法案”成立的“肯尼亚反残割女性生殖器委员会
卡莫医生的诉讼激起千层浪。在反对女性割礼的社会活动者眼中，反割礼法案是里程碑式的胜利，它的推出是肯尼亚国内和国际、民间和官方各方面人士多年不懈努力争取的结果，其严厉的处罚措施也标志着肯尼亚政府的决心，要彻底消除这项在国际社会眼中侵害妇女儿童基本人权的陋习。
在肯尼亚举办的第一届泛非anti-FGM青年论坛
在拿着数百页的调研资料和委员会对薄公堂之前，卡莫医生用数年时间在社会各界游走呼吁，收集意见，起草调研。而她并不是第一个发声维护这一习俗的人，在割礼习俗盛行的非洲，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如肯尼亚一样立法禁止这种行为，质疑禁令并为割礼辩护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女性的身影。
早在1956年，肯尼亚尚未推出通行全国的反割礼法案时，在其东北部的Maru部落中，一个由男性领导者组成的地区议会Njuri Ncheke下令在部族中禁止所有切除阴蒂（clitoridectomy）的行为（属WHO定义的类型一或类型二的女性割礼）。法令通过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地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部落中女孩们竟以集体互相施行割礼的方式来对抗这一禁令。
在Maru部落里，部分或全部切除阴蒂的“割礼”（circumcision）是女性成人仪式的一部分，是与男性割礼等同的文化和宗教仪式。在接下来的三年，有超过2000名男性和女性因违反禁令而被拘捕和起诉。
如果法案推出的目标是维护肯尼亚国内妇女的权益，又为何会有妇女们亲自站出来，拒绝和反对这项维护自己的法案呢？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在形容其支持和反对的行为时，卡莫医生和反对她倡议的社会活动者们的用词是不一样的。
anti-FGM
1978年，美国人类学家Rose Oldfield Hayes在自己的论文中首次使用女性阴部残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这种说法。在之后这一说法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最终在1991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沿用。
世卫组织anti-FGM宣传图，强调它侵犯人权、危害健康并造成沉重经济负担
在anti-FGM的团体看来，mutilation一词准确的点出了这一行为的本质：残忍的器官切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残割女性生殖器（FGM）涉及切割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外生殖器，或因非医疗原因对女性生殖器官造成的其他伤害的行为。它被认为是一种对女性健康毫无益处的危险行为，有可能导致大量失血、休克、感染、分娩并发症和更高的新生儿死亡率等多种严重后果。由于FGM大多是在幼女从婴儿期到15岁这段期间加以实施，它被视为对妇女，尤其是对女童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Pro-FC
虽然在国际社会主流的反残割叙事中，女性割礼通常被冠以“残忍”、“野蛮”、“落后”、“无知”等描述，然而像卡莫医生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身居社会中上阶层的支持者也绝非个例。无论是像卡莫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互相施行割礼的Maru部落女性，她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残割（mutilate）”女性。在她们看来，这种行为应该被称为“女性割礼”（female circumcision 简称FC）。较之FGM这个说法，FC习俗的历史要久远的多。
直到1980年代，无论是部落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对这一行为的称呼都是以“女性割礼（FC）”为主，与男性割礼相对。在FC的支持者看来，这是肯尼亚众多部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女性建立身份认知、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在我们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mutilation）暗示着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行为，好像我们是在刻意伤害我们的女性。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错误的”，卡莫医生在法庭上如此陈述。
盛装出席的12岁马赛部落女孩。该部落超过90%的女性接受了一类FGM
在接受肯尼亚媒体采访时，她说：“如果女性可以选择抽烟、喝酒，如果女性可以参军，如果女性可以选择做各种可能会给她们身体带来伤害的事，那么对于是否接受割礼这件事，女性也应该可以做出选择。当一位成年女性决定要接受割礼，她就应该被给予最好的医疗辅助。”
记者问及她对这次诉讼的期待，如果法院判定她的胜诉，她会如何看待有关Anti-FGM和支持女性割礼合法化这两种运动的走向，“这类的讨论应该继续”，卡莫医生表示：“就好像我们应该继续劝阻人们吸烟或是过量饮酒，这样的倡议应当继续。但是，那些希望接受割礼的人，特别是那些成年的女性，她们应该被允许这样做”。
显然，卡莫医生看到的是“割礼”这一行为背后的文化或者宗教意义，她所倡议的是政府应该尊重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自由，而她所反对的是肯尼亚政府一刀切地谴责并禁止一切形式的割礼的决议。
联合国2017年的最新调研显示，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15到49岁的女性中有86%接受了割礼。来自塞拉利昂的阿玛杜（Fuambai Sia Ahmadu）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并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她深入研究了非洲众多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割礼习俗的来源，还研究了其在现代非洲社会中的意义。同时，作为塞拉利昂Kono部落的一员，成年后的她主动选择接受割礼，积极宣传和普及割礼习俗的非洲起源，创立了Sia Inc.和Sia Meg，在社会上呼吁受割礼女性的平等权益。
Sia（Sierra International Afrique -S.i.A）杂志
和卡莫医生一样，她希望停止使用FGM这个在她看来带有明显歧视和误导意味的称呼，而采用这一更加中性的词汇。“我认为非洲的后裔们有必要去理解自己文化的渊源（尽管长久以来，我们被告知这里没有历史，或者只不过是欧洲文化的配角，根本不值一提，传承保护更是无从说起），而割礼就是当下的我们与过去的知识相连的桥梁。”
侵犯基本人权还是维护文化习俗自由？
Anti-FGM团体常常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简称《宣言》）的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和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来支持自己的倡议。在他们看来，将一部分割礼合法化的行为，是对其残忍的鼓励和认可，会对更多的女性带来压迫。
而为成人女性割礼正名的团体则会引用《宣言》的第二十七条的“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的主张。他们认为，一刀切的定义是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污名化，而针对女性割礼的禁止（却无视在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样广泛实行的男性割礼），是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他们各自的论述似乎也都站得住脚：人身安全的自由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孰轻孰重？或者，这样的比较本身是否成立呢？FGM还是FC，争论背后其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
图源：Pinterest, Article from larry
FGM or FC？
无可否认的是，不论是在肯尼亚还是塞拉利昂，目前大部分女性在都是在儿童时期接受割礼的。孩童无法像成人一样自主选择，在这个时期为她们施行割礼，无疑是对她们基本权益的侵犯。反对针对未成年人的割礼行为，这是anti-FGM和维护成人FC团体的共同底线。而无论使用什么称呼，这一行为本身带来的身体上的痛楚和不可逆转的改变、以及潜在的健康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将成人割礼合法化以给予女性更好的医疗辅助，还是彻底消除割礼习俗、杜绝强制施行的隐患，两个群体本质上都致力于维护女性的利益，而两者最大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含义——它是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仪式，还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身体残害？命名之争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站在现代视角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传统，又该如何促成它的良性演变。
Ahmadu创立的SiaMeg杂志 /图源：www.
FGM or FC？这不是一个“非洲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文明”对“落后”的教化问题。对于那些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与其简单地告诉所谓的受害者们“应该”怎么做，也许更需要的是和他们一起想象“还可以”怎么做：我们需要如何理解现有的文化和社会机制？如何理解女性在其中所遭受的各类暴力和不平等？这是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人都需要反思和回应的问题。
电影《沙漠之花》海报
同时，这也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但Waris Dirie的人生故事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她出生于索马里的一个游牧家庭，五岁时被施行割礼，十三岁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伦敦。她做过清洁工，也曾流落街头，直到十八岁在街边乞讨时被一名摄影师发现，才开始了自己时尚模特的职业生涯。
2002年她成立了“沙漠之花”基金会，让更多的人关注FGM的问题；2006年她成为联合国反割礼大使；直到今日，“沙漠之花”还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推广针对anti-FGM的教育和医疗支援。
"沙漠之花"基金会
在讲述Waris人生经历的电影《沙漠之花》中，她这样说：“在我的家乡有这样一句谚语，‘骆驼队里最后的一只和第一只走得一样快’，发生在我们中最不起眼的人身上的事，也会影响我们所有人……所以，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尝试去改变作为女性的意义。”
面对现实的不公和压迫，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有着不一样的过去，但我们都分享同一个当下，也要面对同一个未来。除了有能够“站出来”发声谴责和控告的勇气，只有当我们认识彼此的立场，倾听彼此的声音，我们才能“站在一起”理解传统的价值，并合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6年，在肯尼亚的Samburu地区，350个女孩通过另类的成人仪式宣告自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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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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