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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庆节,我回到湖南老家去看望以前工作过的生殖医院的老院长。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是老院长扶了我一把。我叫苏萌,85后,湖南湘潭人。2012年初春,我失恋又失业,便凭借着手中的助理医师资格证,赌气跑到一家民营的生殖医院做院长助理。
这家医院,通过生殖做口碑,把病人吸引来后,往男科和妇科方面引导,从而达到赚钱的目的。我这个职位,明面上是给院长打下手,整理病历、合同资料以及负责跟患者。实际上,我就是帮院长增加创收的助手。
院长姓张,是计生系统很有名的手术医生,他擅长各种不孕不育的治疗,人称“送子观音”。这家医院的生殖科,几乎完全靠他撑门面。但院长脾气耿直,从不会主动创收。
来就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奔波于各大医院经历各种治疗后几近绝望才来的,她们对张院长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和希望。作为院长助理,我也沾光见识了个遍。
曾经,来了一位叫小艾的病人,她的要求,令我瞠目结舌。
小艾并不是院长的病人,她是门诊挂号后直接由妇科接待的。院长一般不跟下面的医生们接触,也更不过问门诊挂号病人的情况,用他的话说叫眼不见为净。民营医院为了创收,总是会有些独特的手段。
我之所以会接触她,是因为她要做的手术下面的医生做不了,妇科医生亲自登门详细介绍了她的情况,其实是想跟院长事先“通气”,免得东窗事发。
小艾想要做的是处女膜修补术和阴道紧缩术。一般来说,手术室的医生是可以做这类手术的,小艾的特殊之处在于,这已经是第3次做了。
尽管每次都花费不菲,但因为都达到了她的目的,而且这样的手术也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她每次还是来我们医院找同一个妇科医生。
妇科为了赚钱也一次一次地开单,而手术室的医生却火冒三丈,因为这样的手术本身就难做,而她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此次手术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手术室医生终于撂了挑子,但患者术前协议都签了,手术费也付了,没有退路,这才找上了院长。院长摇了摇头,还是答应了。
三观震荡之余,我内心充满了好奇:是什么样的原因驱使一个23岁的姑娘反复做这样毫无意义的手术?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遇人不淑吗?关键是,这年头,这张膜真的这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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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小艾也如约来复诊,妇科医生破天荒地让她独自来找院长,说是先让院长看看恢复情况,然后再回妇科找她。而我也终于逮着机会,得以解开我心中的疑团。
在院长的交代下,我跟小艾说了很多相关的注意事项之后,终于忍不住试探性地提出了我的疑问:“你的男友很在意这个吗?”
她却出人意料地特别健谈,看我畏首畏尾地试探,她笑着回答说:“他喜欢。”
我沉默了很久,因为我始终也没读懂这个喜欢指的是什么,然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提问,只好重复了一句:“他喜欢?”
她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若无其事地说:“他说他喜欢那种紧紧包围的感觉,更喜欢床单上的红印。”
我当时还没有结婚,虽然身为医生对这种事也了解,却并没熟稔到可以随意闲聊的份上。我脸一红,赶紧转换话题道:“你男朋友没陪你来吗?”
她回答:“出差了,要不然我哪有时间来做这个手术?”
缓过神来的我,突然又开始琢磨她说的“喜欢”这俩字,这难道意味着这几次手术都是为他吗?这也太……转念一想,这不过是我的猜测,于是又不死心地追问道:“那你之前两次做手术也是为了他吗?”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是啊,怎么了?”
我有些语无伦次地说:“没……没怎么,我在想你的男朋友肯定很优秀,才会让你这么不顾一切。”
她的神色竟有那么一瞬间的黯然,但是很快又恢复原样,摆弄着她的包对我说:“他很爱我,我也爱他,爱到不知道除了这个还能为他做什么。”
见我不说话,她举起她的包笑着对我说:“你看,他给我买的,好几万呢。”我并不认识什么名牌包,却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她这句话,只好回以礼貌的微笑。
她离开时,我好几次想要叫住她并且告诉她:如果他真的那么爱你,这种事情是你最不需要为他做的。
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毕竟我无权干涉别人的生活。但是,这次老院长亲自上阵做手术的事情,也让我真切意识到:实力的重要性。
于是,我捡起医学知识,开始主动学习,过上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医院学习,晚上十点才回宿舍睡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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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后,一大早,我打扫完办公室,静待着院长的到来。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大力推开,闯进来一对中年夫妻。妇人皮肤黝黑,身体强壮,眉眼间充斥着一种莫名的怨气,以一种近乎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男人生不出来孩子怎么办?”
随后,她一声如呵斥般的招呼,一个男人有些畏首畏尾地走了进来。他看起来老实巴交,眉毛皱成一字,背还有些佝偻。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病例,例行给他们做登记。妇人名叫陈晓洁,女,32岁,婚9年不孕。
院长到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冲到他面前,表达了自己想要孩子的渴望。院长翻看病历和检查结果后,示意我带他们到隔壁谈话间进行谈话。
病例上赫然写着:无精症。怪不得自从进了诊室,他就闷声不响,即使是我按例询问病史,他也就简短地回复几个字,仿佛每多说一个字都会加重罪责。
见多了不孕不育的病人,我能理解这种沉默。对于无精症的患者,首先得做输精管造影除外堵塞,然后做睾丸活检,明确有没有生精能力或潜力,然后再根据结果给予相应的治疗。
说实话,男性不育,无论是检查还是后续的治疗都比较麻烦,并且效果很难保证,而这种问题其实还有别的途径可以解决,比如人工授精。但由于这会涉及男性的自尊,所以我与他们的沟通也都是漫长而且小心翼翼的。
经过几句铺垫以后,我试着说:“如果你们坚持要自己的孩子,那么治疗周期会比较长而且能不能成功也不好说;如果可以接受别人的精子,相对比较简单,女方监测卵泡,到排卵期做人工授精就可以了。”
毫无疑问地,夫妻俩都没有应答。
沉默了许久,陈晓洁问:“哪种花钱少?”
我想了想,回答说:“前者主要还是耗时间,花钱多少就得看他的检查结果;后者花钱会比较多,但是快。”
经过一番考虑,他们决定人工授精。当他们告知我这个决定时,我习惯性地看向男方,再确认一遍:“那意味着要接受别人的精子,你确定吗?”他低垂着眼眉,并不搭话。陈晓洁赶紧接过话头说:“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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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人工授精之前,必须来院做B超监测卵泡。随后的日子里,每次都是夫妻二人一起来。
有一天做完彩超后,陈晓洁支开她老公,来到我的办公室,神秘兮兮地问道:“苏大夫,人工授精是不是找人跟我同房啊?”
我被气笑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捐精人的信息是完全保密的。捐精人捐精以后,他的精子会经过处理以便提高成功率,然后再由我们注入你的体内。”
她红着脸,有些难为情地说:“那我要是自己找个有生育能力的人同房,是不是效果也差不多?”
我竟一时语塞。这时正好她老公出去买水回来了,过来找她,她也就没再追问。
后来彩超结果提示,陈晓洁的卵泡大小快达标了,我便跟她说这两天监测要比之前频繁,每天都要来医院做彩超。她想了想说:“我家离这比较远,能不能就住在这里?”
民营医院的住院要求没那么严格,而且病房都是单间,条件跟宾馆差不多但便宜不少,于是,我按要求给他们开了单子,他们办好手续便住了下来。
等监测到的卵泡差不多快成熟了,我跟陈晓洁谈话,告诉她第二天是最好的手术时机,并告知了一些注意事项。
她唯唯诺诺地应着,她老公的头埋得更深了。那天的气氛很是奇怪,但我并没有多想,毕竟对于当事人而言这也是件比较难堪的事。
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陈晓洁就闪了进来说:“医生,这手术我不做了。”
我有点懵圈,但还是跟她解释了半天,比如一个月只排一次卵,错过了又得等一个月之类的。但她还是坚持,我便也没有强求。
办出院时她一个人来的,我随口问了句:“你老公呢?”她回答说:“回家了。”
待她走后,有个护士跟我说:“你知道吗?刚走的那个女的昨天晚上领了个陌生男人到病房住了一晚上。”我一惊:“她老公呢?”护士呵呵一笑:“昨天下午回家了。”
我突然想到那天陈晓洁问我的那个问题。尽管与我没有半点关系,但我还是吃惊得中午饭没吃下去。
一个月以后,夫妻俩又来了,说是例假没来,想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怀孕了。陈晓洁落落大方地跟我打招呼,倒是我跟做贼似地很不自在。
在她老公去交钱的空当,我没忍住问她道:“你老公知道吗?”她若无其事地答:“知道啊。”
他们走后,我的三观还久久地处在惊涛骇浪之中。见我情绪不对,院长关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说:“孩子,别想了,我们需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但也必须接受这世上有不同于我们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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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院长的疏导,但这份工作向我展现的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所遭受的摧残依然让我内心郁郁。
国庆节后的一天,患者李虹来求诊。她快50岁了,有点胖,皮肤白白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穿着一身休闲服,说话也和和气气的她,乍一看怎么也看不出来是个富婆,而且是那种女强人型的富婆。
写病历时,我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
我一愣,没忍住脱口而出:“‘那你来这里是?”
她随意地两手一摊,很直接地说:“嗯,想生儿子。”作为医生是不应该八卦的,但我忍不住犯嘀咕,都50了才想起来要儿子,早干什么去了?
她也并没有解释,只是问我还有没有可能。我想了想,很认真地对她说:“首先,你已经到围绝经期了,卵巢功能已经开始衰退,能不能怀孕还需要经过检查评估,但是几率肯定是小;其次,即使怀孕,也不一定是儿子。”
她笑了笑:“这些我都懂,那我就先查查看吧。”
很不幸,经过检查,她的状况确实不容乐观。我委婉地说了很多,她反而笑了:“医生,不用那么小心,我也不是那么想要,不过是想试试。这情况不好我就不生了呗。”
在决定放弃以后,她并没有急着走,仿佛在等我发问。我也比较默契地没有忍住:“你小女儿都20好几了,怎么到这时候才想起来要生儿子呢?”
她沉默了一会,说:“我老公在外面找了个女人。我本来也不知道,主要是一直忙着打理家里的生意,老公闲散惯了我也没空管他。只是女婿在公安局上班,在一次突击检查时,碰到他在跟别的女人开房。”
当我还在脑补那场尴尬的会面时,她接着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要儿子。”
我呵呵一笑:“是因为一直想要也没要上吗?”
她回答:“我也是才知道他有这想法,20几年了他甚至从来没提过这事,对女儿们也很好。家里条件并不差,他提过哪怕一次,我也早都行动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她却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也知道这是借口,要真有想法,无论他怎么掩饰,这二十几年我总该发现点什么。可他又不愿意离婚,我也年龄大了不想折腾。他既然说出来了,我就试试。能满足他就满足他,也好堵住他的嘴。”
虽然知道不该多嘴,但我还是忍不住问:“那现在怎么办呢?”
她想了想:“看他吧,实在不行就离婚。这个家是我辛辛苦苦打理的,女儿们也懂事了,都支持我。”
临走,她有点恨恨地说:“等我老了,要是觉得孤独,我就去包个小白脸。”
她走了很久以后,那句话还在我耳边萦绕,想到她那无奈的眼神,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即使是这般努力、这般成功的女性,依然逃脱不出被传统观念的束缚。
在她的丈夫看来,她没有生出儿子就可以是背叛最完美的借口。我想,这大抵并不是她老公一个人的看法吧,生不出儿子都是女人的错,至少李虹会出现在这里,就说明她潜意识里也接受了这种不公。
身为旁观者的我,除了叹息,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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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一眨眼我工作快一年了。院长逐渐地建立起了对我的信任,出于对我专业知识的认可,开始让我独立接待病人。
王煦就是我独自接待的第一个病人,她四十出头,五官精致,人也和气,若不是她一进来就从包里掏出了厚厚的一摞就诊资料,我是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已经结过3次婚、做过4次试管婴儿的不孕病人。
听王煦介绍,她的第一任老公是房地产老板,很有钱,对她也不错。她自己是会计,早些年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可是结婚几年后,她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老公着急了,但也还耐着性子陪她检查、治疗,甚至去做了试管婴儿。
可是连续做了4次都没成功,之前就诊医院的医生说以她的年纪和她目前的情况,也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她考虑再三,放弃了,于是她也毫无疑问地被她老公放弃了。
结婚10年,王煦落下了因为各种治疗而千疮百孔的身体,以及疲惫不堪的内心。好在前夫还是给了她一大笔钱,她本打算拿着这笔钱独自过完下半生,奈何她的美貌总带给她希望。
目前的老公已是第3任,但因为不孕,马上也要维持不下去了。她一脸坦然地对我说:“市里的各大医院我已经都尝试过一遍了,有个病友说你们把她治好了,所以我也来试试,你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可能是多年的求医经历让她已经麻木,也有可能是那个怀孕的病友给了她信心,她的依从性极高。她的第3任老公是个资金链断裂的建筑公司老板,公司全靠王煦支撑,所以也还比较配合。
但是她卵巢功能本来就不好,也有可能是经过多次试管取卵后,卵巢受到很大伤害,一般的促卵泡生长的药对她却完全不起作用,经过几个周期的常规治疗,她的卵巢仍没反应以后,院长改变了疗法。
院长临床经验丰富,用药比较大胆,大胆到我看不懂也不敢偷看,但她却不问缘由地照单全收。中药西药一块上,一次一次地促卵泡生长,监测卵泡、促排、指导同房,她也不厌其烦地照做。失败了就微笑着对院长说:“那就再来一次吧。”
皇天不负有心人,治疗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她真的怀孕了。
来医院确定怀孕以后,她竟然直接包往地上一甩,扑上来抱住了我。此时正值夏天,南方特有的湿热弥漫着,可我依然感受到了她滚烫的眼泪滴在脖子里,湿透了我的白大衣。
良久,她突然加大了力量搂住我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不是因为我坚强,而是我担心眼泪里也会有药的气味,我多么讨厌吃药,讨厌得一提到这个字我就恶心。
“可是这么多年了,我却那么一把一把地吃,一碗一碗地喝,你知道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吗?
“你知道取卵有多疼吗?你知道我一次一次地取卵移植换来的还是枕边人的冷眼时有多寒心吗?你知道我即使自身条件并不差,但因为生不出孩子,与人相处时觉得矮人半截的滋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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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这么趴在我的肩头,一桩桩一件件地数着她的委屈和苦楚。
我也仿佛看到了一个看够了别人的白眼、听腻了别人嘲笑的女人,为了得到那一点点的尊重而东奔西跑,为了得到一点点关爱而一次一次地走入婚姻的殿堂,却只换来更多的白眼时的辛酸与崩溃。
生育原本应该是女性释放天性并传承爱与希望的幸福体验,于她而言却成了沉重的枷锁。我并不能为她做什么,因为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只能回以紧紧的拥抱,并流下开心的泪水。
很快,这个消息在她们不孕圈里扩散开来,来找院长的人更多了。
三个月以后,王煦再次找来了。尽管已经是严格保胎,但她仍不幸流产了。她自己认为是因为亲戚过世,她过度悲伤导致的,但我们猜测很大可能是胚胎本身脆弱。
她表现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伤心,我当时想可能是因为这次怀孕让她看到了希望吧。然而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建议再次调整治疗方案时,她却说:“我不想试了”,然后潇洒地挥了挥手,走了。
再次见到王煦的时候,是2014年春节过后,她拿了一堆水果来办公室,淡淡地告诉我说她已主动提出离婚,所以也已经完全放弃治疗了。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相处,我跟她的关系已超越了一般的医患。
她拉着我的手笑着说:“求医的这些年,我尝遍了人间苦楚,而这几段婚姻也让我阅遍人间冷暖,我累了。”我不无惋惜地劝她:“至少你曾经怀孕,再坚持坚持,没准奇迹就出现了呢?”
她再次笑了:“其实从第一次离婚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尝试了。我不那么喜欢孩子,可是周围人总是夹枪带棒地嘲笑我,说我是不下蛋的鸡,所以这些年我更多的是在赌气。证明我能怀孕,于我而言就算成功了。
“至于结果我并不那么关心,所以即使流产了,还是谢谢你们。”听了这话,我为她的释然,为她能找到自我,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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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了两年多之后,院方董事发现我并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帮院长增加创收,就此多次找我谈话。他们想换掉我,但院长说,找个用着顺手的助手也不容易,并不同意辞退我,所以我就那么尴尬地存在着。
2015年的初夏,我接待了一对夫妻,那个丈夫只是说了一句“不行就抱养一个”,我竟然像见到了什么神奇物件一般稀罕了半天 ,甚至跟朋友聊天说起时还对这位丈夫赞口不绝。
朋友不解地来了一句:“这不是很正常嘛?”
这句话就像扔进了湖心的一粒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层又一层:这很正常,那说明是我已经开始不正常了。
我想我是在这压抑的水洼里待得太久,每天吸进吐出的都是别人的唾沫,便以为这就是人生的滋味了。
于是,我决定考研,与其说是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倒不如说是想要逃离这样的工作环境,想去更高的平台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没日没夜地努力之后, 2015年6月,我收到了天津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辞职的时候,院长给了我一个大红包祝贺我成功升学,并送了我一支钢笔,哽咽着说:“这几年,每天下班你都叫我路上小心,我的心里那个温暖啊,觉得你就像我的女儿。真舍不得你走,但是你的选择是对的,年轻人,应该去更大的世界去看看。”
2018年6月,我研究生毕业,留在了导师所在的医院。转眼,也工作了两年多,见识到了另一番不同的生死。嗅到了没有铜臭的新鲜空气。
离开生殖医院的这几年,我每年都会回去看院长。这次,院长跟我说,他已转岗为纯行政工作了。我深知,院方留着他,不过是为了让他当金字招牌。所幸,院长已决定回家颐养天年了。
看着院长斑白的鬓角,我的眼睛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