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日本以青森县八湖港为据点进行了所谓的“科研捕鲸”，当天捕获了7条鲸鱼。
（图源：东方IC）7月1日上午，捕鲸船队从山口县下关市港口启程，开启为期数月的捕捞活动。随着捕鲸船鱼贯出港，在日本被“禁闭”31年的商业捕鲸全面开禁。
这一消息引起舆论关注，特别是一些环保人士，甚至惊呼日本又要制造一个“海豚湾”？既然已禁止了30多年，日本为何要取下“封印”，重操旧业？
“身在曹营心在汉”
重启商业捕鲸始于2018年日本惊世骇俗的“退群”决定。
2018年9月，在巴西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大会上，日本提出重启商业捕鲸提案，但是遭大会否决。这是日本数次重提放开商业捕鲸却又数次被拒的其中一次而已，不过或许是把日本“逼上梁山”、最终抛弃组织的最具决定性的一次。
日本在1951年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成为“会员”。1986年，IWC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商业捕鲸。日本在两年后，即1988年停止商业捕鲸。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时，支持捕鲸的国家认为，一旦各国就可持续捕捞配额达成共识，这条禁令就能解除。谁知，30多年来，这道禁令几乎变成准永久状态。
日本显然“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受到公约束缚，却一直想突破制约，恢复自由身。它屡屡以小须鲸等部分鲸鱼种群数量回升、相对充足为由，反复向IWC提议重启商业捕鲸。同时，日本还极力推进委员会就可持续捕捞配额达成协议。但是遭到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成员反对，始终未果。
在日本看来，IWC须承担保护和利用鲸鱼资源的“双重职责”，但IWC部分成员仅关注鲸鱼保护，却拒绝准许合理利用这类资源。
于是，安倍政府在2018年12月26日不再拖延，果断宣布“退群”。成员资格会在半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6月30日终止。而商业捕鲸活动也在次日即7月1日（昨日）正式恢复。
共同社称，这是日本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退出的第一个主要国际组织。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会“离经叛道”，可能是意识到在IWC框架内寻求重启商业捕鲸的希望已经渺茫。因为若想重启商业捕鲸活动，须获得IWC四分之三成员的认可。但是，目前在IWC 89个成员中，半数以上持反对态度。考虑到批准门槛很高，所以日本决定以“退群”来摆脱制约。
自民党的加分项？
只是日本为什么那么迫切渴望恢复商业化捕鲸？不惜“自毁形象”也要孤注一掷？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吉川贵盛给出一条很实惠的理由。他说，食用鲸肉是日本的传统饮食文化，希望重启商业捕鲸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复苏。
在专家看来，日本重启商业捕鲸背后不限于此，包含多重考量：经济与政治利益、文化因素乃至国家战略。
日本是高度依赖渔业资源的国家，捕鲸活动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市场。仅太平洋沿岸地区，日本就有捕鲸船1000艘，捕鲸业还关联大约10万日本人的生计。若放开商业捕鲸，会给日本渔业等相关行业发展带来利好。“如果鲸鱼肉能更容易获得，价格就会下降，大众消费也会增加。”一名鲸鱼肉加工者说。据日媒报道，鲸鱼肉预定于2019年8月底前后上市。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友骏认为，在国民经济层面，日本重启商业捕鲸可能还想实现两个目的。一是日本国内粮食自给率很低，未来若能把鲸鱼肉搬上餐桌，多少能填补食物供需的缺口。日本《每日新闻》称，二战之后，鲸鱼肉曾帮日本人熬过缺粮时代。据农林水产省统计，日本1962年度鲸肉消费量达23万吨。
二是通过商业化捕鲸推动农林水产品的出口战略。“鲸鱼肉可以作为未来日本高级食材出口的主要抓手，并以此扩大日本的农林水产品对外出口。”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顾问王少普还补充道，鲸鱼生存需要捕食大量其他鱼类，比如蓝鳍金枪鱼、秋刀鱼和乌贼等。一头巨鲸一天消耗近两吨食物，再加上鲸鱼成群活动，不利于海洋渔业资源发展。
经济好坏自然与政客的选票和仕途深度捆绑。日本媒体称，来自传统捕鲸地区的自民党议员等要求“退群”恢复商捕的呼声高涨，这也构成了安倍政府作出决断的背景。
众所周知，在日本政治版图中，从事农林渔业和出身农村的选民是自民党的重要票仓，自民党自然不会放弃。而且为了选票，自民党一直在给农民与渔民高额补贴。要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即将在本月举行，在月初“适时”重启商业捕鲸，对自民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加分项。
“捕鲸情结”驱动？
除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外，文化因素或许也是日本执意恢复商业捕鲸的驱动力之一。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自绳文时代就有捕鲸文化。“日本将捕鲸和食用鲸鱼视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沿海地区的许多社区从事捕鲸活动已绵延几个世纪。”BBC报道。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日本民众有着很深的“捕鲸情结”。据BBC援引的数据，日本此前每年捕捞约200至1200头鲸鱼。
日本政府2018年调查发现，大约7成日本人支持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还有报道称，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国际社会反对捕鲸是“日本受欺负、日本文化不被尊重”的表现。
“尽管受到外界一些非议，但日本确实有捕鲸和食用鲸鱼肉的传统。”王少普说，日本此前一直以科研名义，在南极海域及西北太平洋捕猎鲸鱼，只是在数量和品种上受到控制。如今，日本把原来的科研捕捞转变为商业捕捞，可以用来销售，在市场上流通。
有评论指出，鲸鱼是沿海渔民的传统食物，但是摆上日本普通民众的餐桌却是二战之后的事。上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鲸鱼成为日本最大的单一肉类来源。但由于1986年实施捕鲸禁令，鲸鱼肉价格被推高，从此变成一种奢侈食品，食客逐渐变少。而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日本人，对鲸鱼仍有一定程度的怀旧之情。
战略转变的开端？
开禁商业捕鲸最深层的动因或许还牵连战略问题。
从日本2018年底罕见“退群”可能就显露端倪。二战后，日本几乎没有脱离国际组织的先例，“此次罕见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对于一贯重视国际合作的日本来说是一次重大战略转变。”日本共同社评论道。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陈子雷指出，日本怀揣海洋强国之梦，但在实现过程中，日本一直觉得受到挑战，特别是在涉及海洋权益方面，比如围礁造岛（日本曾想把冲之鸟礁变成岛）就受到批评。商业捕鲸涉及海洋动物保护问题，为了获得捕鲸的权利，一向谨遵国际组织规则的日本也不惜选择退出IWC以重启商捕活动，说明日本不愿再受到约束，透露出日本对待海洋事务的态度在趋于强硬。至于日本是否在推动战略转型，值得观察和关注。
陈友骏认为，重启商业捕鲸只是一个战术动作，背后则隐含一个更为综合、更为庞大的战略计划。一方面，在涉海问题上，日本希望未来能在海洋资源的利用开发方面实施大规模投入，恢复商捕能为以后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做好铺垫。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就是海洋国家，它志在成为海洋大国，希望依托海洋问题入手，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取得引领和决策地位，而重启商业捕鲸只是个开端。（解放日报记者 廖勤）
原题：不顾国际舆论反对，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退出主要国际组织——日本重启商业捕鲸，不止为了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