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习的快乐精神的第六层含义
学习的勤与乐这一问题的第六个方面，是说学习之乐在处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之关系时，应取何种态度。孔子之所以称赞颜回，不仅仅是表示赞同他的甘于贫困简陋，孔子的用意，只有在准确把握了他的学习思想之后，才能看出。
孔子主张的学习，是为人格的学习，以知之、好之、乐之为三层次。为了追求这一学习目的，必须全身心投入。因此无力去谋取物质利益，学习者的贫困也就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何对待既要学习又无法摆脱贫困的问题，是摆在每一个学习者面前的严峻任务。
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中生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相比之下，做为一个人来说，物质利益方面的需求，只是低层次的需求，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需求。如果一个人的全部人生，都为了物质利益而忙碌奔波，在孔子看来，那无异于动物的生活，即便谋到了丰厚的物质利益，生活在优越的物质环境之中，其人也因精神层次的内容太过贫乏而处于是低层次的生存状态，其人生内容又怎会丰富多彩？其人生价值又有多大意义呢？
孔子所追求的是具有丰富意义的人生，只有在精神层次达到极端充实的人生，才是富于价值的人生。物质上的相对贫困，虽然也会给人带来一定的困扰，但那是可以克服的，是不能把精神情趣上的享乐抵消了的。特别是在学习者从知之进步到好之乐之的境界之后，学习所带来的精神之乐已远远超过了物质贫乏所造成的肌肤之苦。
颜回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生活可谓非常困苦，若是别人早已不堪其苦，而颜回不改其乐，这种情景令孔子为之赞叹，亟称其贤。难道孔子仅仅是赞扬颜回的忍贫受穷之毅力吗？问题决不会如此简单。孔子赞扬颜回，完全是从好学乐学的切身体验出发，赞赏颜回在学习的进程上已经达到了乐之的境界。
孔子自许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他赞赏颜回之贤，其言外之意，就好比在说：颜回在陋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贫困之苦。孔子之所以最为推崇颜回，正是因为颜回就象自己一样，也从知之好之进到了乐之的地步。在当时众多的弟子当中，只有颜回能在境界上进至如此地步，所以孔子发自内心的赞叹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孔子、颜回的这种精神境界，被后世儒学家推崇为圣贤的特有素质，认为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肯去努力，孔、颜的境界，都是可以达到的。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孔子自己有着从十有五至于七十的学习过程和成仁经验，又有了其弟子颜回的好学而乐之的成功范例，因此他确信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经过学习而达到如他与颜回的高妙境界，可异叹的是众人都不肯用力于是，而置身学习之外，徒劳地把一生精力耗费在谋利谋食上，白白地虚度了一生，而未能通过学习用力于仁，最终成为一个如他和颜回那样的圣贤之人。
孔子说：“我未见力不足者，”这只是讲人之改造成为舜尧一类圣贤的可能性，其言外之意，还要求人们去经过努力来完成圣贤人格。若说已尽是舜尧，那就是把由一般人成为圣贤的中间过程全部省略了。而孔子最强调的则正是这个中间过程，认为这个中间过程的完整通过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重视这个过程并且正视这个过程的艰巨性，是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不能忽略这个过程并且轻视这个过程的艰巨性。
孔子的学生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这在当时的社会之中，已是杰出之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精英集团了。但在孔子看来，其中真正令人满意的只有颜回一人而已。因为只有颜回一人能够在学习之路上走到乐之的境界，而其他弟子不过是比之其他社会大众在学习上有所成就，在人格上有所修养而已。这些弟子还远远没有进步到乐之的地步。
这个事实，使孔子认识到人性改造的艰巨性。他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学习思想中，特别强调学习者对于学习之乐的认识，不能具备学习之乐的认识，这个学习者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精神动力促使他不懈地努力，而最终到达乐之的境界。不能到达学而乐之的境界，也就不能成为圣贤之人。学而乐之的思想，在孔子的学习思想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即可看出。
要真正具备学而乐之的思想，就要有忧道不忧贫和安贫乐道的情操。“君子忧道不忧贫”，这是孔子的名言（见《论语》卫灵公篇）。与之类似的话，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同样也在《卫灵公》篇中。而“安贫乐道”，则是后之儒生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仔细分析起来，这两句话也有差别，但其基本意思则是一致的。
忧道不忧贫，是说君子所关心的事是学习，也就是说，只关心如何通过学习在对“道”的认识上有所进步，同时而使学习者在道德的修养上有所提高。只有在这方面做好了，物质上的问题也就会随之迎刃而解。此即孔子所谓“学也，禄在其中也。”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时代是以承认学问和知识为特色的。有这种社会环境，才会有孔子的相应思想。
而后代的“安贫乐道”，则似乎只继承了孔子的谋道忧道的一面，却把孔子的“学也，禄在其中也”的一面给抛弃了。安贫，就是不再企求个人的禄利，这似乎是社会迫使学者们不得不如此。如果社会具备承认和尊重学者及其知识学问的良好机制，不待学者们去求物利，社会也会适时地给予相应的待遇和地位，则学者们也就不会从学习上分散精力去谋求物利了。这将保证他们在学习上能够以充分的精力来从事其业。
然而从学者的方面来讲，在社会不能完善其应备的功能之前，他们也无力去改变社会现实，使之合乎自己的愿望，而只能以安贫的精神去从事其业。如果没有一个可供他们乐于尽心的“道”，这种人又该去干什么呢？所以说幸亏还有这样一种“道”在，使得爱好学习之人还有事可做。不过，贫困的物质环境，又究竟有多少学者能够安之若素，如颜回那样不改其乐、乐而忘忧呢？
扬雄说过；“学不羡”，要学者不要去羡慕奢侈的物质享受，而专心于学问。孔子也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又说：“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都是要求学者不要计较生活环境的好坏，只管专心学习。若要计较不已，就不配厕身于学者之列。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光说学不羡，还可以让人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而具体地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说不要“耻恶衣恶食”，则会使人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了。人们也许会说：“让学者在食无饱，居无安，恶衣恶食的环境中进行求道的学习，做为一个社会，其良心何在？难道求道的学者是有罪的人吗？应该在此种环境中接受惩罚么？他们的求道，难道仅是为了个人吗？”诸如此类的牢骚肯定会层出不穷，不知孔子将何以对之？
不是说孔子的话毫无道理，只是难免会有人如此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责备学者确是不太公道。如果一个社会也大肆宣扬这种义理，让学者们来无条件地适应和顺从，那就不仅是不公道，简直就是太霸道了。
从学者自身来讲，当然要有一种自觉的学习求道精神，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由他们自己来解决，而不需要别人来指手划脚地批评指正。学者自己的责任，他们自己认识得非常清楚，你不去督促他们也会自觉去履行的。而他们则没有过分地去要求社会，只是社会不太自觉罢了。
如果把社会比做一个人，学者就是这个人的头脑，一个人的头脑是否在正常运转，将决定这个人是否明智和是否健康。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都不怎么正常，常把自己的头脑置于受虐待的境地，使之在痛苦中变得麻木。而这个头脑也在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中渐渐变得没有自我意识了，要去违心地顺从那个没有思想的躯体，结果使得躯体更加变本加厉地虐待自己。于是在不断的恶性循环中双方都在不断退化，谁也记不得自己是谁了。文化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乃至民族的悲剧，就由此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