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大发明”再次进行了热搜。
事件的原因令人咋舌。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峰在QQ集团和学生讨论论文主题时发生争论，提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并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有学生把对话截图发到网络平台上，突然引起全民讨论。电子科技大学对郑文峰进行了较为严重的惩罚处理。
很多网民对学生的举报行为及校方的粗暴处理感到愤怒。学校的处理妥当吗？学生举报行为是否正当？老师的发言是学术规范层面的问题还是道德修养层面的问题？对告密的支持值得鼓励吗？
但是，四大发明对当代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1.四大发明的说法源自外国，是“出口电内销售”的结果。大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作者——英国思想家培根在1620年写了一本名为《新工具》的书，这本书继承了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的话，高度评价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三项发明。
这时“四大发明”的提法还没有出现。只有“三大发明”受到称颂，培根也不知道这三大发明来自古代中国文明，也没有考证这些发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传播的源流。
2.此后，马克思也高度评价了这三大发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大发明成为英国民间约定俗成的谚语。鸦片战争清朝战败，通商口岸开放后，这一主张也传到了中国。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看到这些发明都在中国流传，感到很惊讶。传教士发现中国的活字印刷时间比古腾堡印刷快时，大吃一惊。这与文明古国的印象非常吻合，因此欧洲人认为中国是这几大发明的原产地，同时还同时采用造纸技术，四大发明的格局正式形成。1876年，在中国生活了很久的英国报纸亨利贝尔福特激动地写道：
“人类文明不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人有火药、印刷术和水手使用的指南针。这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我们要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他们在4000年的历史上取得了我们称为四大发明的胜利。”
3.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开始接受这些发明的提法和功劳，但一开始写教科书的仍然是三大发明。随着历史的继续前进，20世纪初，中国受到骚扰，特别是在30年代中期，日军入侵中国的阴影开始笼罩全国。在这个迫切需要民族认同感的时期，四大发明说正式被知识分子发扬光大，客观上也起到了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作用。
四大发明纪念邮票
1943年，李约瑟应重庆国民政府邀请，向抗战军民宣布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此后，李约瑟执笔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开始成为官方认可的宣传事实，四大发明和中国古代辉煌的科学技术成果也被普通人广泛接受。
4.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考证没有停止，对四大发明的说法也仍在接受考验。近年来，有关主题的争议始终不断，质疑者不是少数，倡导者也很多。
四大发明在生产力方面对历史有很大影响，很少有人能反驳。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 (1861-1863)中的一段话。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示着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粉碎了骑士阶层，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变成了新教工具，总体上成为了科学复兴的手段，成为了创造精神发展所需先决条件的最强大的杠杆。
反对者实际上对这个观点有同感，他们的疑问更多。第一，这些发明经历了漫长而广泛的传播，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对发明做出了很多改进，功劳都不能算作原产地。第二，发明本身并不重要。他们的价值应该放在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里。毕竟，中国在面对近代西方文明时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四大发明和祖先引领的古代技术没有多大帮助。而且，四大发明是更多的技术成果，背后没有科学精神。(科学)。
古代中国有骄傲的科技成果吗？这是毋庸置疑的。维基百科《历史发明时间表》所列人类历史上共有133项主要发明中，中国有30项(印度有1项)，但共占15世纪全世界总数的78项的38%。
但是，当我们讨论四大发明问题时，我们必须明确问题的本质。在这个事件中，学生为什么举报老师的言论？老师的说法与学生心中对祖国文明的崇拜相抵触，所以学生无法接受与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相关的负面看法，所以决定诉诸人身。你不爱国。你应该被指控并受到惩罚。诉诸人的做法和举报固然愚蠢，不值得提倡，但动机背后其实隐藏着大多数人的“技术焦虑”。
这种科技不安的背后有在科技史背景下被称为“辉格科技史观”的思维。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说：“我相信500名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与莎士比亚或弥尔顿相符。”即使是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羊英国，守旧的、藐视自然科学想法也长期存在。于是，以极端对极端，在19世纪，一批英国学者为当时英国的自由党前身：辉格党的政治利益服务，选择用急功近利的技术史观解释一切。在他们的技术至上的认知看来，技术等于进步，有技术就是好的，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鼓励科学、技术进步的简单化做法就一定是对的并且包治百病。
这种心态以往常见于落后环境里的维新派，他们主张全盘西化，若碰到阻碍因素，则将其视为保守、落后、闭塞的因素。这种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曾经长期存在。守旧派固然看不到历史的走向，维新派也往往提出与客观环境不符的大跨步做法，两者都时常会犯对复杂世界错误地简单化的毛病。
6. 西方世界之外的后发国家，亚洲、拉美，以及中国，都有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科技焦虑，激进的他们会选择在文化上进行自我否定，认为自己的文化从骨子里缺乏科学精神。土耳其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同样的思潮。
但如今的中国情形又非常奇妙，知识分子的科技焦虑与年轻一辈的盲目自信产生了强烈的对冲。一帮人觉得传统文化当中糟粕众多，而另一帮人一点批评的话语都听不得，并且熟练地运用举报工具，借公权力对对方进行毁灭打击。
我们愿意相信年轻人是心怀朴素善意的，他们认为四大发明的神圣性需要得到捍卫，也会在媒体举出“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时骄傲转发，因此自信心爆棚。当他们看到四大发明被人质疑的时候，反击的方式也不择手段。
但这样，他们会如何看待鲁迅先生的言论？鲁迅在杂文《电的利弊》中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嘲讽：“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这点出了一个真相：“四大发明”长期以来被中国人熟视无睹，从未想过应用层面的价值。直到近代的西方人发现了其突出意义，我们才察觉自己家中有宝而不自知。
但这也不算是中国人的错，创新发明的价值只有在特定社会环境当中才能得到确切的认知。西方人将这几项发明评价甚高，也是出于西方人自己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无法逆推的过程，历史的推进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欧洲中世纪鼠疫的肆虐和工业革命之前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客观上都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不会让后人因此就将惨痛的灾难当做值得欣慰的好事。
7. 所以，当我们重新看待历史，我们应当看到，对于历史发展而言，关键并不是发明的权利归属、背后说明的技术水平，而是这些发明被普遍应用之后，带来了怎样的社会效果。它的进化是怎样适宜了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情况，这才是真正应当被思考的。
从这个意义上，“新四大发明”所运用的技术并不完全来自本国，但实际的使用效果与产生的社会效益，反而是非常成功的，这恰恰证明了当下中国的技术力比起过去，有了深远的进步。
新四大发明纪念邮票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来，对四大发明的质疑实际上并不需要成为大众的科技焦虑来源。无论是四大发明还是“新四大发明”，真正的价值都需要与社会事实相结合。对于年轻人来说，中国是不是科技人文全方位吊打世界的文明古国，实际上没必要成为争执的话题。技术应当放下身姿，成为引领人们更好生活的工具，而非高高挂起、光耀夺目的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