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松江城区松乐路一小区里，有一株高大的古樟树。七百年前，曾有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艺成就“集大成”者，带着他内心深处最大的烦恼与痛苦，一次次悄然来到这里，来见他一生恐怕最需要勇气去面对的一个人。
他叫赵孟頫。他要见的人叫赵孟僩。
一
赵孟頫不是上海人。他的妻子管道升，就是写“你侬我侬”词的那位，有史志记载上海青浦是她的生长地，也有更多史料记载她的家乡在吴兴，青浦可能是她的成长地。
记者在追考中倒是发现：另一位鲜为人知者的存在，或许让上海鲜为人知地成了赵孟頫的“瓦尔登湖”，成为他直面内心灵魂拷问的“隐秘的角落”，成为他最有独特机缘与自己和解的救赎之地。
这个人叫赵孟僩。
僩（xiàn），“宽大也”。頫，屈身、低头、向下。
仿佛一语成谶。
这是一对血亲王孙，皇家宗室，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余世孙。然而，他们出生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
宋元交替之际，这对宋氏宗亲、难兄难弟，一个随文天祥抗元，一个出仕元朝做官。
抗元的，后来归隐云间，在松江先做道士后做和尚，名“僩”。他字月麓（一说号月麓），故称月麓和尚。
仕元的，“荣际五朝”，官居高位，有说是“元初仅有的两位汉人高官之一”，名“頫”。他字子昂，古人取名和字讲究关联，他的“頫”“昂”，一俯一仰，耐人寻味。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松江，与说来只是“族兄”的赵孟僩，一次次会面且长谈。
要知道，聪慧如他，五岁的字已卖钱。他“自带光环”的才气神采，能让忽必烈第一次见就赞为“神仙中人”。七百年后一本《赵孟頫传》对他的评语是：“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的绝才、全才。”水星有一座环形山，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为“赵孟頫”，昼夜遨游在宇宙的广阔无垠里。
1992年，故宫博物院王连起先生就是以赵孟頫的“广度”，回应傅申与朱惠良之争。
二
朱惠良说董其昌的艺术成就超过赵孟頫，傅申说不如。在场被要求评一评的王连起灵机一动，借用“师伯”王季迁的画论“看画要从两个剖面看——深度和广度”说：深度不好比的话，广度可以比，赵孟頫的书法真、草、隶、篆兼擅，绘画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俱能。
于是傅申说：“我宣布我胜利！”
王连起自己的直接评价是：“赵孟頫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全才。我讲的艺术史，主要是书画。”
从众多史料看，赵孟頫在书法、绘画、诗文、印章、音乐、考据、鉴定、收藏都有建树，不少登峰造极。
先说书法。
“楷书四大家”，颜、柳、欧与赵，前三位都在唐朝。所以有人感叹：“在唐人已经把楷书写到极致的情况下，他是后人中唯一一个上位的。”
《元史》说，赵孟頫“篆、隶、真、行、草书（一说为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还有一本相传为他写的《六体千字文》，六种字体，每一种都可作孩童写字范本（也有说其中三体为集字）。专家称：“他扭转了宋人书法只写行书，不能写工楷，更没有什么人写篆隶的情况。是赵孟頫把真草篆隶都恢复了，让整个元代的书坛丰富多彩。”
《草书千字文》卷，元，赵孟頫书，纸本，手卷，纵24.1厘米,横240.6厘米，草书103行。赵孟頫一生曾以各种书体多次书写《千字文》，草书之作存世不止一件。清人安岐评价：“此书体势圆熟，转折峻峭而兼章草。虽宗智永，与往昔所见迥别，乃公之变笔也。评者谓文敏天资既高，学力渊深，未有不神而化者，此卷良是。”此卷曾藏清乾隆内府。（图文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他被认为是“把书法上升为书道的关键人物”，“以技入道”的开拓者，“对整个东亚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他推崇二王、力倡“复古”，核心是推崇“用笔”之法、力倡书法之“气”。后世解释纷纷的书论名言——“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正是他写在《兰亭十三跋》第七跋的心得。“赵体”“松雪体”（赵孟頫号松雪道人），据说在当时的朝鲜、日本流行，还有印度，“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他自己写得好，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外孙王蒙（一说为外甥），也都是成色十足的一流书家。他带动和影响了数百年间一批书者。元仁宗特地将他与管道升、赵雍的书法装在一起，标示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善书者。”书法在元朝薪火相传，没有中断，源远流长，他的贡献与深远影响，不可忽视。
三
再说绘画。
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这么一句：什么叫好话（画）——宋徽宗的鹰和赵子昂的马。
明代书画鉴藏家兼史论家王世贞则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
文人画，简单说就是有别于画工求真的文人求意。如苏轼说王维：“品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今人了庐则称：“集诗、书、画融合于一体。”在他看来，文人画“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
文人从自身地位极高的宋代跌下之后，赵孟頫成为“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
不仅重新提振，而且“敞开大门”：使文人画从“墨戏”摆脱出来，走向正规画，下启众多名家。
被认为和赵孟頫较了一辈子劲的董其昌也称赞说：元四家都赖赵孟頫“提醒品格”。王世贞列“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为元四家，董其昌则列“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为元四家，而且称赵孟頫为“元人冠冕”。
谢稚柳也认为：“元代画派的兴起，是赵孟頫反对南宋画派的结果。”指出“这些画家不是亲受赵孟頫的耳提面命，便是私淑或再传”“赵孟頫成了一代宗师，而且一直影响到清初的画派。四王的妮古风尚（查陈继儒有书名《妮古录》，“妮”似为“软缠之谓”），固然是遥接他的衣钵，即当时以豪放为主的革新画派，如朱耷，髡残，道济等，也不免间接受了他的影响”。
《富春山居图》作者黄公望，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
王连起认为，赵孟頫对中国绘画的贡献，简单说就是用“省减”，改造了山水画两大派——李郭和董巨。他的名画《水村图》《鹊华秋色图》，改造的是董巨；《双松平远图》《重江叠嶂图》，改造的是李郭。“改造之后呢，跟董巨、李郭是天壤之别。”
《水村图》卷，元，赵孟頫绘，纸本，水墨，纵24.9厘米，横120.5厘米。本幅有清乾隆皇帝诗题两段。此图卷作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赵孟頫时年49岁，这是他最后一幅可靠的纪年作品。画家借景抒情，表现了一种静穆的心态和对“平淡天真”的追求。此图重要之处在于其对元画独特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赵孟頫在开创元、明、清文人画潮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图卷曾为董其昌所收藏，后收入清内府。（图文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省减”二字，关联着赵孟頫一个“空前绝后的主张”。
他在书论上提出过，“用笔千古不易”。而在画论上，他写下过一首极重要的名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大意为：画奇石，像书法上的“飞白”皴擦；画枯木，像古篆字的笔触；画墨竹，需通晓楷书“永字八法”。
这通常被用来说明，他提出了“书画同源”。
王连起先生的观点更进一步：书画同源指最早的人类创字，赵孟頫这是指书画“同法”，和启功先生讲“同核”一样，都是“用笔”的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知乎”一条精华帖排在首位的观点是：和西方的塞尚一样，赵孟頫解决了时代的问题。
那篇帖文的作者认为：绘画到了宋末，像不像没那么重要了，但笔触的美感究竟该往何处去，成为时代的问题；赵孟頫和塞尚面临同样处境，也都从画者的“固定观察视角”跳了出来，打开绘画的时空观——“把不同时间不同视角的画面，按自己的意愿，拼贴在同一个画面中”，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塞尚的《邻近圣维克多山小路》，这“重新定义了观看的方式”：以前的画家改变的是绘画的技巧或者风格，而赵孟頫和塞尚“改变的是整个观察的方式”。
和书法一样，赵孟頫在绘画上，也很“全”。《元史·赵孟頫列传》说：“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
不同的是，他的书法，争议很大。
四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专家何慕文，“最想与赵孟頫彻夜长谈”。
为了与他讨论——作为宋室后代，决定出仕元朝，做出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董其昌说，赵孟頫的字，“俗态”。傅山直斥：“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
不过到了晚年，他们又都发生了转变。傅山说：“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董其昌说：“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赵孟頫是吴兴人。
有观点认为，赵孟頫的字，老了的人更能深悟。因为他的经历。
热爱他书法艺术的人甚至说：“只有当你真正练习过‘赵体’，才会明白它的柔软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力量。”
赵孟頫曾在《题东坡书醉翁亭记》中，称赞过苏东坡的字——“外柔内刚，真所谓棉裹铁也”。
他又在《兰亭十三跋》第六跋说，王羲之写兰亭之所以神，是“因势而用，无不如志”。这八字理念，被认为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宋朝理学讲究的“中庸”。所以说，赵孟頫“以技入道”。
这当然是纯粹就艺术范畴而言。
对其人其事，一位网友这样总结：“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他，做了走狗。从整个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上来看，赵孟頫是解决了中国文化传承危机的关键人物。”
宠爱他的元仁宗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我有子昂。
赵孟頫自己，在六十三岁那年，一路高升之际，写过一首《自警》诗：“一生事事总堪惭。”感叹“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与此相映照的是，据任道斌《赵孟頫系年》记载，赵孟頫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他到大都“仕元”才一两年，就曾写过另一首《罪出》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同在这年，江西文人谢枋得力辞程钜夫之荐，拒不出仕，并称江南人才仕元可耻。次年，谢枋得绝食而亡。
赵孟頫，也是程钜夫举荐的。
可以想见，当他一次次来到松江，面对曾随文天祥抗元的赵孟僩，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
这恐怕是他本应最怕见的人了吧。
那他为什么要一次次来？
五
深入史料可见：赵孟頫与上海的交集，其实很多。
七百多年前，他与上海人任仁发同一年出生，后来也成为了好友。
七百多年后，他的两幅作品，与任仁发的一幅，一起在2002年上博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上与热情的上海观众见面。
七百多年前，他在杭州书肆意外收得，“淳化阁帖”祖本卷二、五、八，后又得另八卷“凑成全帙”，如获至宝，称“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七百多年后，被视为“中华第一帖”的《淳化阁帖》，被上博从国外购回收藏，“国宝回家”盛事轰动海内。
四百多年前，1559年，明朝的尚宝司丞（管皇帝符玺的官）顾名世，在今天上海黄浦区露香园路、大境路一带，买地造园挖池子时，发现了一块石头，上有赵孟頫题的“露香池”三字，就以此命名园子为“露香园”。
再后来，“露香园路”成为保留至今的路名。
四百多年后，1980年，松江发现“三‘文敏’的六块‘心经’碑刻”（现藏松江博物馆），轰动一时。三“文敏”，指赵文敏（即赵孟頫），董文敏（即董其昌），张文敏（即张照，清代松江书法家）。
再从今天的上海地图看去：
东南，浦东鹤沙，赵孟頫“尝过鹤沙，凡近镇寺院碑记、钟铭，皆其真迹”（雍正《分建南汇县志》）。
西北，青浦金泽，至今可见颐浩寺里，有赵孟頫留下的手迹“不断云”，并被刻成石刻。陈从周《说景》一文提到，赵朴初曾来上海，希望他陪去金泽勘查该寺遗址。
市区，法华镇路，曾有北宋建的法华禅寺，大雄宝殿匾额为赵孟頫题写。
西南，醉白池里，赵孟頫写的《前后赤壁赋》石刻，今天依然可见。追忆了顾野王的《松江宝云寺记》碑文，也是他挥毫写就。
查崇祯《松江府志》卷五十六：
从新场的《永宁寺碑》、鹤沙的《铁佛寺钟铭》、亭林的《宝云寺碑》、黄浦的《顺济庙碑》、华亭的《法云寺碑》、松江的《普照寺碑》、南门的《长春道院碑》、滨海的《归去来兮碑》，到“梁顾侍郎”四大字（在宝云寺）、行书《千文》（在华亭县）、《众福寺记》（在泰来桥寺中）、《千佛水□院记》（在普照寺）、《释迦殿记》（在普照寺）、《法云寺碑记》、《宝云寺慧光庵记》（在亭林）、《大士小像》（在上海），再到华亭县学里的《居竹记》、松江府西北泰来桥上的《众福院记》，及上述原在“府署”的《赤壁赋》，全都是赵孟頫写的。
数量之多，在当时松江府存“历代名人帖”排第一，前后史册也堪称罕见。
去世前一年，他还为松江写了《华亭长春道院记》。
但这些作品里，就是未见写给古樟树下那位隐者赵孟僩的。
六
相比赵孟頫来过这里，今人更应知道，他来见的这位赵孟僩。
这棵古樟树下，有块铭牌写着：本一禅院遗址。
这是松江区有关部门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所立。今天的松江，上海，小区一棵树下，都可能埋藏着丰厚的故事。
从浩瀚史料，找到这样一些记述：
这里原名“北道堂”，是南宋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松江本地人沈氏所建。“岁久业废”，宋元交替之际，赵孟僩“不屑仕元”，“托黄冠”做道士，“游云间”来到这里。
五年后，他又剃发为僧，更法名为“顺昌”，号“月麓”，又自号“三教遗逸”，改北道堂为本一禅院。
先儒后道再释，“本一”，是否三教合一之意？
这位台州黄岩人，还在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记述：“少游谢南斋、（欧）阳巽斋、刘须溪、朱约山诸公之门。”
这句话，细考下去，大有意味。
四人中，谢南斋暂未得考。欧阳巽斋，应是欧阳守道。宋史有传：他字巽，号巽斋，著有《巽斋文集》；南宋教育家，江西吉安人；著名的吉安白鹭洲书院建成后，请他第一个去讲学；他又曾被聘为岳麓书院副山长（讲学者）；他是文天祥的老师。
刘须溪，应是刘辰翁。他别号须溪，是南宋末年爱国词人，也是江西吉安人，做过赣州濂溪书院山长。他早年跟从欧阳守道，也在白鹭洲书院学习过，当时也教过文天祥。
朱约山，应是朱涣，也是江西吉安人，也是文天祥的老师。《全宋词》第2781页《朱涣小传》写道：“涣，号约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大理寺丞、衢州守。寿八十余卒。”查史料可见，文天祥写过很多首诗给他：《生日谢朱约山和来韵》《回朱约山贺生日》《寿朱约山八十韵》《寿朱约山八十三岁》……
四位可考的三位，都是文天祥的老师，重合度如此之高。尤其朱约山，应是文天祥在吉安乡镇书院里的第一位老师。
难道，赵孟僩从小也在江西甚至吉安？
崇祯《松江府志》有陈继儒写的《本一禅院志叙》，文中有两处提到他与文天祥的交集。一是“文丞相开閫江浙，辟孟僩与之偕抵吴”。閫，特指城门的门槛，引为统兵在外的将帅。辟，征召。这里应是指1275年，时任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起兵勤王，八月率兵至浙江杭州。
然而，“仅十日，某环卫王邦杰以城降元，授邦杰安抚使，孟僩吴江尹”。这里应是指同年十月，元军攻破常州府，通判王矩之、环卫王邦杰以城迎降。
就此，“孟僩称疾不就，远遁云间”。
二是赵孟頫“后闻文相狥难燕京，撰文遥祭，涕泗横流。临终说偈云：‘文山之客，千古忠贞。’”狥，徇，示众，亦通殉。文山，是文天祥的号，赣州今有文山路。
陈继儒感叹：“盖至死不忘故宋如此！”
赵孟僩远遁云间的这份气节与坚定，鲜为人知，但终究还是打动了后来看见的人。明代内阁首辅朱国祯写的《涌幢小品》卷二十中，位列关云长、岳武穆之后，陆秀夫、于谦之前的，是“文文山”。文中专门写到的另一个人，是“赵孟僴”（原字如此，所述与赵孟僩事迹相符）：“宋之宗室。年十七。及冑举。文天祥辟为参谋。天祥北去。居吴。依亲友以居。越十年为道士。名道渊。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为僧。名顺昌。因自号三教遗逸。改道堂为本一庵。临终手辞以诀。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贞。”
此书虽为“小品”，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说：“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尤为质实。”
天地有正气——1283年文天祥死于大都。远隔千山万水，远隔多少年后，无人知晓的云间海上一禅院里，一位隐匿者直至“人之将死”，依然念念不忘，与之心心相通。
会有人记得——无论“小品”，还是“府志”，甚至一棵古樟树。
赵孟僩就葬在本一禅院后。
七
志书中，还记载了本一禅院和院中“吕公樟”一些奇闻。
杨维桢写道：战火中，松江城内外佛寺百余处，要么“夷为焦土”，要么“穿漏为四虚之亭”，唯独本一禅院“岿然于瓦砾场中，椽瓦不动”。人们说是祖师愿力所致，也说靠木材柱石优质。杨维桢用垦田比喻说，赵孟僩最初的开垦、治理、播种，辛苦而有功，“后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所由来哉”。
条目“吕公樟”则写道：有邻人生疮，被赶出家门，在一座桥遇见一位道人，带他来到本一禅院内。道人对樟树作揖说：“樟先生无恙。”月色微明中，“俄顷林影婆娑”，对患者说：“你采我的叶子洗疮，应该会平复。”这年疫病盛行，乡人们采叶煎服者“立愈”。有人题诗说：“吕公曾此问樟公”“古树苍苍寂照中”。吕公，当以吕洞宾指道人。
这显然是道家故事。不过“吕公樟”，是否就是现在这棵古樟？
当年这里还有“双松堂”，在院西“林木深沉”处，是赵孟僩的“休憩地”。堂壁上，有元代画家赵希远画的松树。
还有“梅影轩”，壁上有吴仲圭画的梅花，“梅花道人画老梅于壁”。吴仲圭，应为吴镇，号梅花道人，王世贞和董其昌列的“元四家”都有他。
记载中一起来的，还有“云林黄鹤大痴”。是谁？倪瓒，号“云林”。王蒙，号“黄鹤山樵”。黄公望，号“大痴道人”。也就是说，董其昌所说的“元四家”——吴镇、倪瓒、王蒙、黄公望，当年一起来到了这棵古樟树这里，为“寻中峰遗事，霜晨月夕信信宿宿而归”。信信，有说意为“连住四夜”。
究竟是什么“中峰遗事”，竟然吸引了大名鼎鼎的“元四家”集体来此，在上海聚齐？
正是赵孟頫见赵孟僩。
八
中峰，应该就是赵孟頫、管道升、赵孟僩都尊为师的中峰明本和尚，尽管他年龄比他们都小。
他被认为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元代最杰出的高僧”。
研究者叶宪允在《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禅师交游考》一文认为，赵孟頫与中峰明本1296年前后相识于杭州。
从此，两人多次交游，屡屡通信。赵孟頫收到信会“焚香望拜”。中峰书法也不错，《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及管夫人一帖》成为传世书帖。
二十三年后，当管道升去世，赵孟頫“手足无措”之时，还曾恳切地希望中峰来超度。
所以，当赵孟頫“数度来访”，赵孟僩便“因请天目山中峰禅师至院登堂说法”，相聚于古樟树下。值得注意的是，从行迹记载看，赵孟頫在长期居住的杭州、湖州及苏州等地，其实与中峰已屡有往来，也更方便。所以，如果不是赵孟頫要来见赵孟僩，就不一定会有“中峰遗事”与上海之聚了。
他们具体谈些什么？
史料目前所见，只有“讲道”二字。
中峰所到之处，居所都名“幻住”。史料说：他们三人“讲道小憩之所”，本一禅院大雄宝殿后面禅房的“左室”，也被中峰题为“幻住山房”（赵孟頫似题了“本一禅院”）。
赵孟頫临终前不久，写给中峰的最后书札里，有这样一句：“人谁无死，如空华然。”空华，似与“实相”相对。
1980年，松江镇友谊药棉加工厂建房挖土时，人们发现了一块石刻，线条文字完好无损，上面并排画有三人，正是中峰、赵孟僩、赵孟頫三人。
图为《月麓昌公、中峰本禅师、赵文敏公画像石刻》，右一为赵孟僩，中为中峰本禅师，左一为赵孟頫。该石刻约明晚期重修本一禅院时所刻。赵孟僩像上方有陈继儒写的“文山之客，千古忠贞”。中峰本禅师像上方有他的“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之句，右边竖排三行小字为董其昌书的赵孟頫赞词。该石刻1980年出土于原松江老北门西南元本一禅院旧址，现存松江博物馆。 郭泉真 翻拍自《上海碑刻选·松江卷》一书
其中，位居中间的中峰禅师画像上方，有他的自题款：“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唤作幻伥，白日见鬼。自题。”
右为月麓昌公（即赵孟僩）像，上有陈继儒书的赵孟僩《自赞》：“文山之客，千古忠贞。”
左为赵孟頫像，穿着元代官服，面目清秀。
左上有孙克宏（孙克弘，松江人，明书画家、收藏家）写的说明：“此赵松雪自为临写镜容，并玉图刻，贮一银盒内，闻于吴兴故居中得之。其秀颖奇特，足令观者解颐。”
这块石刻，成为考证“本一禅院”的重要实物。
三百五十多年前，陈继儒在《本一禅院志叙》写道：“今人但知月公为开山祖，不知其为赵孟僩。但知建文时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和尚。”为此，他嘱托人“特刻中峰、月公、松雪三像，以见缘起之所自，而意则表章月公之忠义也”。雪庵和尚，据说是明建文帝时的御史，因“靖难之变”，壮年出家隐匿山中，据说常乘舟读屈原的《楚辞》，“朗诵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巳辄哭，哭巳又读，叶尽乃返”。
也就是说，这块石刻，是赵孟頫去世三百多年后，明代崇祯年间所刻。又三百多年后，被后人发现。
应当感谢陈继儒，为后人留下难以磨灭之石，也让赵孟僩这位“寓贤”，永存于上海松江史册。
九
这恐怕也是赵孟頫唯一的存世石刻画像。
松江博物馆相关介绍文章分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孟頫《行书高峰和尚行状卷》，卷首有赵氏自画小像，也是穿着元代官服，面目清秀，“与松江区博物馆所藏石记画像相比较，不难看出，两幅自画像的技法、章法极为接近，在细线圆开光内，穿着元代官服的赵氏，仪态端庄，面目清秀。不同之处在衣纹，衣袖位置上，两幅自画像稍有区别”。
石像上，赵孟頫面容神态安然。
史书说，他六十九岁临终那天，白天还在“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时”，至黄昏“翛然而逝”。
翛然，悠然自得的样子。
所以后人为他写《行状》称：薨于里第之正寝。他实现了“寿终正寝”。
他不是不会悲恸之人。管道升去世时，他写信给中峰说：“哀痛之极，不如无生！”“孟頫自老妻之亡，伤悼痛切，如在醉梦……盖是生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一旦哭之，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极，如何可言！”
甚至，“忧患之余”，他“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
巧的是，前述他写的“空华”一词，有说就是“隐现于病眼者视觉中的繁花状虚影，比喻纷繁的妄想和假相”。
失妻与仕元，应是他一生两大苦。
而最终他走向了“翛然”。
本一禅院东面，今松江松乐路一带，还曾有一座禅定寺（原名瑞应教院）。民国时期，同样曾有一位画家逃来暂居，取法名为“大千”。
他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
不同的是，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妻同心参佛。
那首著名的《我侬词》写道：“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不少人是从两情相悦的爱情层面去理解。而如果联系到本一禅院石刻画像上，中峰禅师自题的那句“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如果从赵管夫妻同心参佛的角度，换一种眼光去看这句——“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从佛家的角度去看这里讲的姻缘或者说因缘，会不会又是一番意味？
比较了赵孟僩与赵孟頫不同人生后，陈继儒充满感情地写了一大段：“夫孟僩、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呜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彻，进可为文丞相，退可为月公；死生未彻，即官至学士，书画至赵松雪，兄弟间未免尚负惭色。今月公以大忠大节熏蒸之，中峰以大彻大悟钳锤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从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禅之不早矣。”
这当然只能是后人的一种猜想了。
他最后总结道：“盖松雪以两公闻道，非两公以松雪借名也。”
今天的松江文史学者王正表示：“赵孟僩来到松江，先为道士后成和尚，因此吸引赵孟頫前来，并把松江作为重要客寓之地，为松江培养了许多书画艺术人才，为明代松江在书画方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在文化贡献上，是为后世铭记的。”
纯就长相而言，赵孟頫无疑是美男子。他自己在《田氏贤母之碑》一文写道：有一天在北京的街上，忽然遇见一人，上前问他：“您不是子昂吗？”他很诧异，问对方是靠什么认出的？这位名叫田衍的人说，是从赵孟頫好友鲜于伯几那里听说：“赵孟頫‘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而我客居北京数年，没见过这样的人，不是您是谁呢？”
而他留在今天松江博物馆石刻画像上的模样，留给自己人生最后时刻的样子，是“翛然”。
这份最终的安宁，多大程度，是因为“僩”？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郭泉真
来源：作者：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