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也是调”，在大众的潜意识中，借调被归为调的范畴。当这两者画上等号时，在外人眼中，借调也就成了颇为荣幸的事情。
但事实也许并不总是充满阳光，每一次不同的工作、每一次新的经历、每一次从零开始，难免产生了有些累、有些疲惫的“厌倦”感。尤其是那种“无助的无奈”，很难忘记。而在借调的荣光背后，是借调人员无法确定的未来。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造成借调人员心灵上的不安。
一句话，借调生活，冷暖自知！
“每年机关里借调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面孔。我知道，他们都在重复着我当年的生活，重复着我曾经的快乐与痛苦，兴奋与失落，骄傲与尴尬，梦想与执着……”当一位被借调者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侧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么，在借调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现在，请读者与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
王平：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借调3年，我只回了3次原单位。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在偏远的湘西呆了几年，当接到省某厅借调的指令时，我就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单位领导的派遣。临行，领导语重心长：这次借调你过去，听说是给厅领导当秘书，你可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厅里有人，我们以后办事也要方便些。我自然明白领导的意思，简单地收拾几件行李，头也不回地踏门而去，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慷慨与悲壮。在往省城的火车上，我着实做了很多美好的梦。
到了厅里，见过了处领导、厅领导，然后被带到机关办公楼旁一栋阴暗的小楼里。小楼其实是废弃的居民房。楼上是供借调人员住宿的，每间房摆了三张单人床；楼下是办公室，十几平方的房间里摆着三张破旧的办公桌。见此凄凉情形，好半天我都不愿相信，这难道就是我将要借调工作的地方？
原来，我要工作的地方只是一个挂靠的临时机构，办公室的两位同事都是被借调过来的，短的已有两年时间，长的则有3年多了。作为“过来人”，他们诚恳地给我打心理预防针，可我还是不敢想象该如何度过今后漫长的借调生活。
工作只需按部就班，完全听从吩咐，因此上班大多十分轻松，不能上网，几个人就在破旧的电脑上玩 “挖地雷”。中午，机关食堂里就餐的人很多，厅长们也在那里就餐，因此伙食格外不错。只是机关干部都是刷卡，而借调人员和那些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却用的是临时餐票。几个打菜的大姐一看到手持餐票的，就会露出鄙夷的神情。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从何而来。晚上，小楼上很热闹，借调人员凑在一起打牌、聊天、喝酒，欢声笑语，乐不思蜀；偶尔也会面红耳赤，甚至挥拳相向。但不管怎样，相同的处境有更多相通的语言，吵闹过后大家还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们大多来自省城周边的市县，且大都已结婚生崽。一到周五下午，就作鸟兽散，整个小楼就只剩下我孤单的身影。于是，我一个人把自己锁在房里，将电视开到最大，一直看到眼皮打架才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往往已是第二天中午甚至下午。食堂早已打烊，只好到门口的小卖部买几包方便面慰问肚肠。
处里那些科长、处长们其实倒很热情，没有传说中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架式。平常有人送“土特产”，他们会算上我们一份；出差检查工作，他们也会认真地跟别人介绍，这是处里新来的同志。只是自己总觉得有些别扭，不敢多说话，怕言多必失，泄露自己“借调干部”的身份。因为一次到县里搞检查，一位局长在识破我“借调干部”的身份后，竟打个照面后再也没见人影。当然，最难堪的还是要数到其他机关办事。进门登记时，凭一张外地身份证，经常无法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常被冷眼相看并厉声高问：你是借调的吧？！
办公室一位同事，借调3年多时间后要回原单位了。半夜拉我去酒吧喝酒。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两个人什么也没说，一口气竟喝掉二十几瓶啤酒，直到把彼此灌得烂醉。
借调3年，我只回了三次原单位。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而今，每年都看到机关里的借调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面孔。我知道，他们都在重复着我当年的生活，重复着我曾经的快乐与痛苦，兴奋与失落，骄傲与尴尬，梦想与执着……
宋卉：人生一段宝贵的历程
跟许多借调干部一样，我也兴奋、焦躁、不安过，甚至许多次梦中惊醒，有次梦中哭醒，梦到自己一起借调过去的干部转正了，而自己却不在其中。
跟许多借调干部一样，我也兴奋、焦躁、不安过，甚至许多次梦中惊醒，有次梦中哭醒，梦到自己一起借调过去的干部转正了，而自己却不在其中。醒来怀疑自己将来的前途，又是到天亮无法合上眼睛。
回想我的工作历程，心里无法平静。
我毕业后考入河南省汝南县广播电视局当播音员，2003年当上了广播电视局新闻中心副主任，同时负责新闻采访、编辑与播音。突然的机遇，2006年10月12号县纪委通知我单位领导决定借调我去纪委宣教室，单位领导告诉我，毕竟从事业单位到党政机关是很大的跨越，现在单位缺播音员，如果是条件不好的单位，单位绝对不同意借你去，这单位多好，去吧，到那，好好干！我想能借调到党政机关的机遇毕竟很难得，好好干，关系转正后最起码不会担心事业单位改革等等，所以不怎么思考就选择借调了。
在新的单位，我告诉自己要加倍努力，工作上能干多少就决不少干，决不能让领导和同事看扁了。而我又是那么幸运，遇到好家人好同事好领导。早去晚归，8小时内外，任何科室需要帮忙从不推诿。家里婆婆说，孩子的事情你别管，年轻就是干工作的，只要工作有成绩我就没白累，就对得起我。老公说，永远支持你的工作。遇到难题请教同事，他们都那么热情，感到他们水平素质很高，也激发、推动了我越发努力。只有当我想到何时才能转正，对前途产生可怕想法的时候，才感到累了。第一年领导开会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到实在太温暖、太有动力了，领导说，你们几个借调的工作干的不错，纪委没有把你们当外人看！
回味两个不同环境的工作，刚参加工作是学习拼搏，毕竟大家都是平等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借调就不同了，压力太大了，心理上有两大怕：一是怕退回去丢人；二是怕既不退又不转正，遇到原单位改革人事。所以不怕工作多、不怕别人安排任务多，就怕没有工作干、没人找我协助工作。
在借调期间，我原单位二级机构负责人调整，大家都清楚，如果我在原单位，无论工作还是资历我一定能接手新闻中心主任，但是由于借调在纪委，原单位没有考虑到我，内心很是失落！对自己的借调产生怀疑，一年多了，既没有转正，又耽误了在原单位进步，这些又能跟谁说呢！终于鼓起勇气到借调单位领导办公室问问领导：我们一起借调的几个人能不能转正？大概何时能转正？领导说你们干的不错，你们的问题也研究过，遇到机会就办了，不要急，好好干工作。
于是，我更加努力在借调单位工作，希望能把在原单位的遗憾弥补，甚至获得更大收获。压力绝对是最好的动力，借调让我的工作能力、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借调的身份让我能发挥极限价值。
无痕：用时间熬一个结局
借调只是多了一种希望，而非必须要求一种结果，但是时间静静的流淌，累积下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希望，越来越窄的退路。
赶在2007年最后一天来结束这种心境，只是希望失去了，也就开始了。
整整一年了，从一种等待终于彻底化为一种结局！
借调的日子，让我感觉生活一直没有起点，讨厌这样不确定的状态，提不起精神去尝试任何一种新的开始，除了工作，也有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等待中，以为只要坚持就会熬到结局；以为只要尽力，就能接受结果，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等待终结，结果浮现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当时的希望是怎样的深刻，因为失去的时候真实的心痛了。
M应该也是斟酌了很久才告诉我结果的：“党委会未能通过正式调入的报告……不过还是有机会的……明年……”，带着惋惜，她却无法想象我是如何努力的镇静的接受，真的特别感谢她能如此真诚的带我承受这种结果，而没有继续放任我在希望中自我陶醉，只是那一刻我却没法控制自己的心狠狠的落空！
走出菁菁校园，顺利的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面对不到20%的就业率，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于是欣然接受了第一种结局——下放基层锻炼一年，在陌生的城市里，我们体味孤单，倒数回归；二次分配，体制改革，人员定编，于是不得不放弃专业，从零开始，继续磨练……直到借调，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扬起了斗志，告诉自己一定该认认真真的做点什么，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希望。
也曾平静地告诫自己，借调只是多了一种希望，而非必须要求一种结果，但是时间静静地流淌，累积下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希望，越来越窄的退路，于是在这样一种预料之中、情理之外的结果中，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平静的心境去接受，扭过头眼眶依然是不争气的湿润了，因为毕竟有努力，因为毕竟在经历，关于这样的结束，跟脆弱无关，却没有理由不流泪。
独自在跑步机上创造了5600米的记录，大汗淋漓，却仍然理不出思绪，甚至想象如果没有结果，只是希望，该有多好。
或许是因为现实真的有点让人不知所措，所以突然间有一种错觉，一个希望破灭了，却突然发现它是唯一的希望，不得不承认自己没追求，没创意。
事过境迁，平静下来，路依旧漫长，仍需坚持，仍需努力，只是希望不只是在用时间堆积一种结果，祝福无限……
朱幸福：我的借调岁月
讨论我调动事宜的那晚，狂风肆虐，暴雨倾盆，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为这次又会功亏一篑了？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朋友就告诉我说：“昨晚我们都通过了！”
一直想当名报刊编辑，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报社有一个编制空了许多年，我就努力了好多年，领导换了好几任，还是很难实现。所以，当2002年秋天，领导说可以先借调到报社当编辑时，我便欣然前往。因为我知道在没有办法正式调动之前，借调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况且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少风险，大不了再背起铺盖厚着脸皮回原单位罢了！于此我便决定辞了校长的职务，卖了农村的住宅，举家搬迁进城。朋友说你这是孤注一掷。我笑了说这叫背水一战！
从基层到机关，从教师到编辑，从单位的“一把手”到机关的“打工仔”，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尽管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单位里的气氛也很宽松，但还是有种种碰撞。有次酒后和一位旧友谈得兴浓，免不了发了几句牢骚，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有人转告我：我昨天说的某一句话领导很不高兴。吓得我半个多月没敢说话，对那位旧友也敬而远之。好在领导十分宽容，并不计较这些芝麻小事，待我依然如故，还十分关心我女儿转学、妻子就业的事，让我十分感动，工作就更加安心卖力起来。
我原是以文学创作为主，新闻也弄过，但不多，所以每有别人不愿去的外出采访任务，我就主动承担。吃点苦受点累，对于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这时我便觉得自己不再是打工仔，而真正融入了他们之中，只有在单位开党支部会议和年终考评时，我才突然有一种游离的感觉：我还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单位缺编，我又在这儿做事，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两者结合当然完美，可为什么偏偏就调不进来呢？领导说有人都借调了四五年了还没调进来，你急个啥？又不少你一分钱工资。
看来，这借调的日子还长着呢！真怕有一天一不小心得罪了哪位领导，叫我“滚回去”。那可就惨了。
直至2004年6月正式调入县报社（事业单位），皆大欢喜！特别是县编委会开会讨论我调动事宜的那天晚上，狂风肆虐，暴雨倾盆，电路故障，全城一片漆黑，我也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为这次又会功亏一篑了。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朋友就告诉我说：“昨晚我们都通过了！”
陈海春：“老借调”的生活艺术
借调，尤其是在大机关借调，是一个“当孙子”的历史。当然，会当孙子也是本事，否则也就难以当成大爷，正如美国的一句名言：“背不起十字架，就戴不起皇冠”。
我是个“老借调”，分别在一个国家机关四个单位借调，有些部门是一次，有些部门是两次；有些是专项工作，有些是日常工作。应该说，我对借调生活的体验是非常深刻的。不过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还是我在第一次借调后，向校长复命，校长问及我的感受时的回答：低姿态、勤工作、观大势。
低姿态
借调，尤其是在大机关借调，是一个“当孙子”的历史。当然，会当孙子也是本事，否则也就难以当成大爷，正如美国的一句名言：“背不起十字架，就戴不起皇冠”。我从当知识青年开始，就在领导身边当孙子。作为公社书记的勤务员，早上给首长打洗脸水，晚上给首长打洗脚水，已深谙做孙子之道。到了北京，我不过是重操旧业罢了。每天早上，打开水、抹桌子、拖地板；每天晚上，清理桌面、关饮水机、关门关窗是我的必修课。因为，时任我校驻京办主任的朋友说某司想从我校借调一个人，但希望年龄小一些，我那年43岁，司长嫌我年龄偏大，我是请首长“疏通”后才到岗的，哪能不珍惜？！没想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后来这位领导对我说，正是你这样做，才在部里站住了脚跟。
在北京当孙子的第二个本事，是要能够忍。应该说，大多数同志对我们这些借调的同志是不错的。但正如我常说的，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矛盾，矛盾的原因在于接触，接触本身就是缘分，只是此缘必有善恶之分，善缘是朋友，恶缘是小人。一日，我请几位正式工吃饭，半酣，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吏说：老陈，你怎么象抗战时期的维持会长，白天对付日本鬼子，上半夜对付国民党，下半夜对付共产党。我笑言，你知道我是何方人士，保定府的，这是我的功夫！回到宿舍里，越想越不是滋味，翻开《曾国藩全集》，读到一段话释然：“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我在四个司局工作的经历恰好是我老领导身份不断变化的几年，先是做校长，后来是做副部长，再就是成为正部长。人们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变化，也不会不知道我的历史身份。但我始终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要拉大旗做虎皮，不要惹麻烦。我是“两不参合”：不参合人事纠纷，不参合经济分配。这恰恰是老领导最初对我的告诫，直到2005年11月，学校领导调我回校机关，我才结束了借调生涯。
勤工作
借调工作者的定位非常重要，一句话就是“打工者”，只不过是从城里来的“打工者”。勤工作还要巧工作。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司长对我说，你从基层来的，又不熟悉这里的文稿风格，因此最好先不要写东西，先从看文件开始。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学校好歹也是全国名校，这也是“基层”，后来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看我们学校是个“天”，教育部看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点”。而且，你在学校不把学校看成天，你难以生存；你在部里不把学校看成点，同样难以生存。
勤工作还要来的快，但也不能太着急。平日里要有准备，关键时才用的上。我们那个部委有个好传统，只要不是涉密文件，都会在各处室里传阅。有些正式工习以为常了，往往视而不见，而我是每篇必读。“要把文件当小说来读”，这是我的信念和习惯。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是要抄的早，抄的巧。此外，要学会“压活”，不要把不成熟的东西交上去。你不交首长总认为你在工作，你交了首长会不断给你新的工作，而批评你旧的工作，这叫吃力不讨好。
观大势
做过行政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屁股决定脑袋。借调工作人员就像个风筝，飞得再远，绳子还是牵在放风筝人的手中。这个放风筝的人就是原单位。我无论在北京如何当孙子，心里总是想着学校，想着多为学校做点什么事情。我常说，低档次的人善于做事情，高档次的人善于做标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高档次的人，但我却是一个善于将学校的事情做成全国标准的人，这源于我在北京参与筹备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段经历。但凡中央开会，总是要有一些会议交流材料。我以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我导师朱九思先生担任华中工学院院长时，就曾经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交流过学校的经验。在参与审查和汇编这次会议材料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些省委书记和省长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有些领导人还自己打电话问及本省是否入围，自己是否在大会发言等事宜。一本会议文件和材料汇编后面隐藏着多少故事，原来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人为的结果！
机会来了。1999年3月的一天，我在部里工作时，我校科技处的一位同志奉领导之命来找我。原来，1999年中央决定要在教育和科技战线开两个会议：上半年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下半年开全国技术创新会议；上半年的会议由教育部筹备，下半年的会议由科技部筹备。科技部向全国20余所学校征集材料，我校科技处也写了个初稿，校领导要他们来找我。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大事。在筹备上一个会议时，我对做这种事情总结了八个字：“业绩、经验、材料、关系”。有些细节是不能说的，这是我的职业纪律，但结果可以告诉人们：本次大会只有八个单位大会发言，高等学校只有两个：一个是华中理工大学，一个是东北大学。
人生发展就是有得有失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历本身就是财富，而且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借调生涯正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宝贵的财富。感谢借调，感谢借调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来源：《决策》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