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这个季节是武汉很为舒服的日子。秋天踏着它的步子一天天朝深处走去，天色也比以往要黑得早了一些。这一天，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意义，甚至没有人能想到这天会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些什么。
驻扎在武昌紫阳湖与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营表面上看过去，静悄悄的，但是一股巨大的骚动不安的暗潮却在涌动着。这是一支负责守卫楚望台清军军械库的部队。晚上7点钟的头道名点过之后，排长陶启胜查哨，发现许多人都不在房间，又见两个兵士金兆龙和程正瀛正忙着擦枪。陶启胜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叫了两个护兵意欲对金兆龙进行下枪并捆绑。金兆龙见事不好，大叫一声：“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
这是一声惊天劈地的叫喊，它像一根火柴，呼一下燃起了四周早已洒满汽油的柴火。他的话音未落，程正瀛举起枪托猛击陶启胜的头。蓦然间被士兵揍打的陶启胜吓得拔脚欲跑。程正瀛不知道陶启胜逃跑掉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于是端枪射击。
砰！就只这么一声，寂静的夜空被划破，声音响彻云霄。
这粒子弹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但它的结果绝不仅仅如此。
穿越了陶启胜身体的子弹，一直朝着逝去岁月疾行。它高速而有力，带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愿望，瞬间洞透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让帝王时代有如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中国历史因了它的横空出现戛然断裂，新纪元的曙光便随着子弹的落地而冉冉升起。
枪声过后，沸腾的声音立即在武昌城里响起。蛇山的炮声也从夜半轰然到天明。
第二天的武昌城里便插上了红旗。满街老百姓都在奔走。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咨议局门口。他们知道了一件大事：革命了。
革命的故事要从头说起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引颈就义。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唤醒了一大批中国有志之士为国求变的良知。1900年初春，与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有着“浏阳双杰”之称的湖南人唐才常建立了自立会，并在汉口成立了自立军。这年的夏天，自立军拟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聚集了十几万人，意欲以汉口为中心，五路并举，以成大业。
这是一次介于戊戌变法和武昌起义之间的革命。他们的思路与戊戌变法的思路是一路延续下来的。他们反对慈禧而力保光绪，他们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结果，正当他们弯弓待发之际，原与自立军默契相处的张之洞审时度势，突然反目，一夜之间，长江两岸陷入白色恐怖。自立军的主要领导唐才常等人亦在汉口的宝顺里和李慎德堂被抓获。第二天晚上便在武昌紫阳湖畔就义。谭嗣同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抓入狱，他在狱中墙壁上题下绝命诗。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唐才常则在引颈就义时亦口占二绝。诗云：“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唐才常之死距谭嗣同之死不过两年。“浏阳双杰”的鲜血在革命前夜已然流尽，但却滋润了更多的革命种子。这些种子在武汉的土壤上四下里发芽。
此时的武汉，张之洞的开放、洋务运动的发展、工商业的兴旺、教育业的崛起，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对留学生的派遣，直接对中国的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张之洞们派留学生走出国门，是为了让他们回国后继续办洋务并成为清王朝的栋梁之材。但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产生了莫大的误差。在海外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们，成了推翻旧体制最强有力的掘墓者。
1903年，从日本回来的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借孙茂森花园之李廉方寓所，邀上一些归国留学生及本地学生，进行聚会，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虽然尚未形成正式的组织，却实实在在地点燃了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火种。
1904年，武汉成立了它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宗旨标明科学，实际则以革命排满为密约。现在他们讨论的话题，不再是改良，而是革命。同年，他们与湖南的华兴会响应，意欲起义，结果流产。
1906年2月，革命者又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组建了“日知会”。日知会原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1901年开办的宗教文化团体。以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启民智而命名日知会，下设一阅览室。前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在这个阅览室躲避风声时将它开辟成了宣传革命的场所。一年之后，因叛徒出卖，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亦被捕入狱。1907年9月，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好几个湖北人都是发起人，其中的孙武无论在唐才常的自立军还是在刘静庵的日知会中，都算是活跃分子。孙武1908年回到武汉，立即在本地成立了共进会。他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军队，自命为“抬营主义”，即整体地把士兵变为革命者。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专为此而当兵行伍数年。这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1911年元月，也就是辛亥年的大年初一，一群革命者在黄鹤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此时距武昌起义只有九个月。它在新军中的社员已达三千人之多。
对武昌起义起着巨大影响的正是共进会和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