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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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围点打援”等战术，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打败了日军、蒋军的疯狂进攻，取得了驱逐日寇、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在麻雀战的推广运用中，刘伯承起到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底，一份战报送到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面前。战报汇报了在山西榆社、太谷一带游击作战的129师386旅771团2营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之间，在范村附近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连续打退了太谷县城日军两次“围剿”，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击毁坦克1辆、汽车1辆。
刘伯承，八路军129师师长，被誉为“军神”
这份战报立刻引起刘伯承的重视。他仔细阅读战报后，专门找人详细了解771团2营范村战斗的经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129师继115师、120师出师抗日后，于1937年9月底开赴山西前线。刘伯承计划在太行山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敌后抗日斗争。来到太行山区不久，刘伯承了解到，盘踞在太谷县城的日军极为凶残，屡屡制造惨案，杀害无辜百姓。1937年11月8日，太谷日军又枪杀了300多名老姓，这让刘伯承十分痛心。他命令129师386旅771团团长徐深吉和政委王贵德，带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太谷南面的范村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民兵，伺机打击太谷日军。
王贵德，129师386旅771团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徐深吉和王贵德带着771团2营秘密来到范村，但不久就被太谷日军发现。太谷日军决定立即派人“围剿”这支八路军。孰不知，2营侦察兵早已渗透到太谷县城，日军将于11月26日袭击2营的消息很快报给了徐深吉、王贵德。
徐、王经商议，考虑到2营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远远弱于太谷日军，所以决定由徐深吉带2营主力撤退到范村东面山梁子保存实力，王贵德带领2营8连在范村西北利用有利地形袭击日军。
11月26日上午9时许，日军500多名步兵、100多名骑兵，开着2辆汽车、拉着6门大炮，浩浩荡荡沿公路向范村杀来。王贵德知道如果硬拼的话，自己一个连的兵力肯定不是日军对手。即使打伏击，面对拥有重火力的日军，也很难讨到便宜。所以，他决定用一个排的兵力将日军引到公路旁边的山沟，其余两个排化整为零，埋伏在山沟左侧的山坡上，寻机打击敌人。
我军利用地形打击日军
日军果然中计，他们遭到山坡上八路军官兵的猛烈袭击后，立刻摆开阵势，向这个山坡发起进攻。当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杀到山坡，没想到上面根本没有八路军的踪影。原来八路军早已撤到后面的山坡上，占领了有利地形。日军继续向后面的山坡追击，结果在追击途中，遭到这个排的沉重打击。
一连几个回合下来，日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被越引越深。日军不敢再贸然进攻，决定先炮击。但深入山沟的日军周围，已埋伏了其余两个排的数个战斗小组。他们三五个人一组，看到机会就开枪射击。打伤几个日军后，又利用地形转移到其他地方。任凭日军步兵和炮兵怎么火力还击，怎么也捕捉不到八路军。日军四面都是枪声，日军晕头转向。6个小时激战下来，8连毙伤日军近百人，击毁汽车1辆，自己无一伤亡。
12月26日，日军卷土重来。这次“围剿”除了有500多名步兵，还带了3辆坦克。徐深吉、王贵德这次投入的兵力更多，分散的区域也更大。从北田受、北曲河、西曲河、东曲河到王公村山沟，在近10公里的诱敌路线上洒满了战斗小组。这些战斗小组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又一次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2营共毙伤日军40余人，击毁坦克1辆。
民兵在预设阵地伏击日军
刘伯承了解到范村两次战斗的情况后，认为这种战术是在太行山区组织八路军和民兵打击日军的好办法。综合比较八路军、民兵与日军的战斗力优劣，八路军和民兵的缺点在于武器差，民兵人数不多而且分散。但八路军和民兵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山地机动能力强，特别是民兵很熟悉地形，在山地作战中更加机动灵活。
如果八路军和民兵与日军打阵地战、攻坚战，那就是扬短避长，即便集中绝对优势打败了一小股日军，自己的伤亡也可能很大，得不偿失。但是如果运用771团2营这种战术，则可以扬长避短。虽然每一次战斗消灭日军的数量可能不多，但积滴水可成大海，通过不断消耗日军，势必对其造成极大打击，而我抗日力量也将不断壮大。
人少武器差的抗日根据地民兵
刘伯承专门发电表扬了771团2营的范村战斗，并且把范村战斗作为消耗战的范例转发给129师其他部队学习。1938年7月7日，刘伯承又在《129师抗战一周年战术报告》中专门提到范村战斗，首次称之为“麻雀战”加以推广。这种战术后来被我军各地游击队和民兵广泛运用，让日军吃尽了苦头。
除了麻雀战，刘伯承在战争中总结的战术手段还有很多。这些战术非常实用，而且被刘伯承总结后也很通俗易懂。
1947年6月的鲁西南战役，他采用的“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广泛运用的“围点打援”战术的最好解释。刘伯承可能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战术的，但这些战术经过刘伯承的提炼和总结，让更多的官兵懂得了如何运用。我军与其他军队相比，有很多指挥员文化程度不高，更没有上过军校。刘伯承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总结战法、推广战法，让广大指挥员得以掌握和领会。
【神枪手李殿冰（中间站立）是民兵活用“麻雀战”的典范，曾在3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带民兵游击组作战27次，毙伤日伪军267人】
刘伯承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是我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在苏区时期就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他亲自任教，大量翻译了苏军的军事教材和文章以供学员学习。特别是为了给红军军事学校提供更为精准的苏军《合同战术》教材，刘伯承在1941年到1946年间，一边率军在太行山根据地和冀鲁豫前线与日军和蒋军作战，一边修改从学校传来的初稿。
在翻译《合同战术》的同时，刘伯承还专门撰写了《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用通俗而精炼的语言将《合同战术》与我军作战实际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在他呕心沥血的付出下，我军军事教育事业一步步走向正轨。
【我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系1985年12月由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而成，其中军事学院系由刘伯承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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