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摄影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部电影展被称为《女儿心中的父亲》，策划人就是邓小平的长女邓林。
展陈的内容，是邓林在生活中为父亲拍摄，许多不曾披露的影像资料。
许多老一辈人，顶着苍苍白发，看着一幅幅泛黄的旧照片，眼中竟染起丝丝泪光。
在邓小平的5个子女中，邓林是比较曲折的一个。
她生于抗日的战火，因生活条件恶劣体弱多病。
但她又是最热衷生活，热爱艺术的，她自小学画出身，为邓小平留下了许多难得记录。
邓小平总是担忧邓林的身体，怕她过不好生活。但邓林陪父亲走过春夏秋冬，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一、卓琳再次找到女儿，见她坐在椅子上，被苍蝇叮都没有力气驱赶
1941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生下夫妻俩第一个孩子，一个憨态、活泼的女孩。
邓小平看着她带笑的眼睛说到：“像绝了你母亲嘛！”于是以卓琳的“琳”字，为女儿取名邓琳（后改为邓林）。
邓林为艰苦的抗日斗争带来许多生气，却也受到许多磨难。
当时邓小平正与刘伯承、彭德怀等人指挥百团大战，前线的日寇时不时便来扫荡，邓小平经常需要转移，与敌人周旋。
无奈之下，邓林只吃了七天奶水，便被寄养在老乡家中。
严重的营养不良让邓林得上坏血病，嘴里长了瘤子，吃也吃不下，行动的力气都没有。看到其他孩子出去玩，自己只能呆在家里。
照看她的老乡见识有限，也不知道邓林生了什么病，只是通过村子里的渠道反映：这位首长的孩子身体不太好。
听到消息的卓琳和邓小平反复权衡，还是决定将女儿接到身边。2年后，卓琳才又一次找到女儿。
卓琳看到女儿，坐在破椅子上，一点都没了出生时的活力，脸上被苍蝇叮着都无力驱赶。
卓琳红着眼睛抱起女儿，邓林却并不认识这个陌生的阿姨，迷惑地看着她。卓琳大声说着：“小邓林，我是你妈妈呀……”邓林终于回到父母身边。
从那以后，不管战斗多么艰难，邓小平夫妇都把邓林带在身边。
有时候部队转移，妇女儿童跟不上，他们便会找一些悬崖绝壁下躲起来，不敢生火做饭，只带一些干粮，采泉水解渴。
那时的小邓林就已经很懂事，知道斗争的严肃性，从不和父母吵闹。弟弟邓朴方和妹妹邓楠出生，邓林更是做好“长女”的角色，帮着父母带弟弟妹妹。
邓小平难得回一趟家，只要回去，都会抱着孩子们，好好嬉闹一番，把邓林叫作“小大人”，夸她为父母分忧。
那时邓林最期待的，就是拿到邓小平从日本人那缴获的糖果、饼干。可是邓林并不会吃多少，而是把这些让给弟弟妹妹吃。
她真正喜欢的，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天生对色彩敏感的邓林，把这些精致漂亮的纸张收集起来，生出许多奇思妙想。
二、面对病痛，邓林更专注自己的艺术兴趣
解放后，邓小平夫妇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带着邓林治病。
邓林嘴里的瘤子，开了几次刀才慢慢痊愈。后来她还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吃东西都不消化，长时间地拉肚子。在最需要长身体的时候，邓林长时间受病痛折磨。
好在邓小平每到一个地方，便请当地的同志联系“名医”看病；加上卓琳的悉心照料，邓林的身体慢慢好了一些。
可邓林自己却对这些不甚在意，她更感兴趣的是绘画。
她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拿着小树枝在沙地上画小人儿、小花小草……甚至有些她没见过的东西，卓琳给她描述都能画得出来。
战友们都啧啧称奇，说到：“小平同志夫妻两个高材生，又生出一个艺术天才！”
其实卓琳心里清楚，哪有什么艺术天才呢？其实就是兴趣使然，熟能生巧。邓林从小对色彩敏感，长大了又喜爱美术，这就是最好的老师。
于是她又为邓林买了剪纸、书签，还有印有齐白石画作的小画片，好让女儿学得更多一些。
后来卓琳带着邓林，拜著名画家汪慎生为师，正式学习专业绘画。
1965年，邓林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却因为基础稍差没有考上，成了美院的一名旁听生。
她师从吴昌硕、李苦禅等国画大家，慢慢找到了自己国画写意的美术流派。老师们也颇喜欢这个勤学好问的好姑娘。
可以想象，如果这样一直学习下去，邓林应该会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画家。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她的“画家梦”。
1967年，正在学校上课的邓林接到通知：放下手中所有事情，立刻回家。
等她回到中南海才知道，原来是让邓家的几个子女，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搬出去，只留下邓小平和卓琳夫妇，而且只有两个小时让他们搬家。
邓林大感意外，正想说些什么，抬头却看到不远处的父母。邓小平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抽着烟，卓琳则是缓缓地摇头，示意孩子们什么都不要说。
邓林一下读懂了意思，沉默着收拾东西，招呼弟弟妹妹离开了。
三、为了做冬衣，邓家的五个子妹与管事的大吵一架
邓家的五个子妹被关进宣武门外的2间屋子，每人每个月只给25元生活费，这还是从邓小平工资里扣下来的。
血气方刚的邓朴方想去理论，却被邓林拉住了。邓朴方涨红脸说到：“别人都欺到头上了，再不回应，就弄假成真了！”其他弟妹都连连点头。
邓林摇头坚决地说：“相信爸爸妈妈，如果他们都解决不了这件事，我们同样无法解决。”
其实邓林心也心乱如麻，但她深深知道，作为家里的“老大”，几个弟妹的“主心骨”，自己更不能冲动。
保证大家的冷静、安全，是她这个大姐最重要的责任。于是他们制定“策略”：尽快与父母取得通信，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开始找到邓小平和卓琳的一些朋友，一开始只是聊天，绝不主动问父母的近况。直到对方忍不住，说一下邓小平和卓琳的情况，他们才往下问。
他们很快收到卓琳让人带的话：父亲没有错误，要稳住自己，等爸爸妈妈处理。这个叮嘱和邓林的想法一致。
他们还经常同管事的吵架，要求增加生活费。当时临近冬天，几个子妹连做冬衣的钱都没有，天天打哆嗦。
于是这几个人便和管事的大吵一架，最终争取了做冬衣的生活费。
正是有了这5个子妹的团结，对方根本没在邓家这里找到任何空子，只得让孩子们离开，将邓小平和卓琳“下放”。
分别前，邓林专门叮嘱弟弟妹妹：一定要沉住气，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慌张慌张冲动。
随后，邓林也跟着同学们到河北基层去劳动。邓林这双画画的手，也变成了造纸的手、插秧的手，还做着“三班倒”的繁重工作，有时通宵劳动。
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挂念这个大女儿，向当时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
我“大儿”邓林自小的病，身体一直不太好，现在没找对象，可能无法坚持长时间工作，可否调换至收发、办公等简单工作？
汪东兴收到信后，又往邓林所在的河北去了一封信，但因种种原因，最后没有落实。
而远在河北的邓林，现在更担心的反而是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邓朴方的情况。
当时邓小平已经年过六旬，卓琳又身体不好，能不能坚持劳动还是个问题。二弟朴方又很直率，在那个生活环境下，有极大危险。
邓林只得抓住一切机会，到江西去看看父母，为他们尽量做点力所能及事情。
四、让邓小平操心的邓林，最后过得十分幸福
但噩耗很快也传来：弟弟邓朴方在北大从三楼摔下，高位截瘫，辗转被送到江西父母那照顾。
邓林很是自责，她后悔自己作为大姐，没能管好弟弟。现在弟弟受伤，她也有一部分责任。
可是问题已经发生，邓林作为“老大”，更希望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共渡难关。于是她经常写信到江西勉励弟弟，和父母交流近况，一家人在低谷中慢慢走了出来。
1973年，邓小平被召回北京，邓林也到了中国画院工作。她的工作、生活慢慢有了起色，还认识了当时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一个小伙儿，名叫吴建常。
吴建常是湖南长沙人，大学学历，为人正派、勤劳，与朴实稳重的邓林相得益彰。
后来邓林找到邓小平汇报，邓小平知道后很高兴，但邓林似乎有些面有难色。
邓小平便问她：“有什么困难？可以跟爸爸说说。”邓林缓缓说道：“小吴他不是党员……”
那个时候，党员身份是一个人思想觉悟的表现，也是社会中很重要的看人标准。
谁知邓小平笑着说：“不是党员没关系嘛！我们家民主得很，你也不是党员，我们党员和‘非党员’可以和睦相处嘛！”一家人听着都笑了起来。
1974年，邓林与吴建常结了婚。有趣的是，吴建常后来不仅入了党，还一步步做到了冶金工业部的副部长。
这个让邓小平操心婚姻的女儿，过得非常美满。邓小平常夸这个大女儿“识大体”。
邓林自己也在事业上高歌猛进，获得不少国际奖项，一步步成了有名的国画大家。
每当一家人出游，邓林这个大画家也会端起相机，记录家人的每个“精彩时分”。
邓林最喜欢画梅。在国画界有共识：画梅是极难的一件事，没有足够的胆略气势，是根本不可能画好的。
而邓林的梅，已经被公认达到某种极致，含蓄深沉，博大雄浑，这与她随邓小平几经起落是分不开的。
她对自己的评价始终谦虚：“笨人笨画。”
其实“笨”有笨的智慧，“聪明人”或许走得很快，但那些朴实、低调、稳重的人会走得更远。
邓林继承了邓小平最优秀的品质：务实、低调、有大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