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半年过去了，瘦脸针的效果逐渐消失，减少的下颚骨又回来了，但皱巴巴的太阳穴，苹果肌没有回来，她的脸饱满光滑的线条再也没有恢复，颧骨下面多了几个可以触摸的硬块，用力按压，那硬块就会来回移动。
李帆（化名）手机里有上千张自拍照，可以被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2018年3月前，照片里的她有一张微笑的饱满的圆脸，两颊的苹果肌微微鼓起。后一阶段2018年4月后，她的五官没什么变化，但眼睛下方的苹果肌塌了，面颊松了，太阳穴瘪了，鼻子两侧，法令纹也出现了，似乎一下老了好几岁。
打瘦脸针之后，李帆的脸变得松弛。受访者供图，摄于2019年8月。
前后一个多月中，李帆唯一的变化是在东部某沿海城市的玫瑰医疗美容医院（下称“玫瑰医院”）打了一针瘦脸针。她原本期待着略带婴儿肥的圆脸，能变成又瘦又美的鹅蛋脸，然而注射后的几个月内，她的面部肌肉都变得松松垮垮，至今难以恢复。
为了搞清面部的变化，找到可行的修复方案，她花了大半年时间到当地的两家公立医院为她的脸拍摄肌电图、b超、核磁共振，整形外科、颌面科、康复科的医生见了不下二十个。然而医生难以找到其中的病理性变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修复。
她还想到了打官司，向医院索赔精神损失费和后期修复费用。但律师说，她容貌上的变化根本够不上医疗事故，连《医疗损害评级》中最低级别都达不到，“只是不好看，没办法索赔。”
李帆后悔了，不该为了理想中的“美”打那一针。她发现自己耗费了一年多，却只证明了一件事：法律保护健康，但不保护美。
200万和1万
李帆花了一年的时间证实，她难以得到赔偿。
8月22日，她戴着口罩走进玫瑰医院的玻璃门，出电梯后右转，找到一处隐蔽的楼梯。楼梯尽头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间小办公室。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抬起头，只看到一双又大又长的眼睛就认出了推门走进来的这个女人，“姜医生，李帆来了。”
姜医生是一名中年男子，在玫瑰医院负责医患关系调解。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对着电脑，一边打字一边听着李帆描述自己的面部变化，“你要提出诉求，我们看能不能满足。”
8月22日，玫瑰医疗美容医院外景。新京报记者 庞礴摄
其实开口前，李帆就猜到答案了。2018年4月至今，她几乎每个月都要来这间办公室，与姜医生对谈。李帆说出了一个数字：200万。姜医生看了看她，没说话。
“这个数字是合理的。”李帆开始算账：要想让自己的脸重新饱满起来，要用玻尿酸填充苹果肌和法令纹，像她这种情况一次需要15-20支玻尿酸，一支6000多元；用蛋白线提拉可以淡化法令纹，一次修复总价超过15万元。而且玻尿酸、蛋白线的效用只有一年，未来数年间，她得不断微整，不断修复。这样算下来，10年的修复费用差不多150万。
姜医生没表态：“你把这个数字写在纸上，我跟领导汇报。”
但李帆知道这不太可能，因为前几次协商时，玫瑰医院的领导都在场。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免费给她打几针玻尿酸，或者赔偿一万元，不能再高了。
对于这个结果，9月9日上午，玫瑰医院医务科徐主任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已经多次告诉李帆，可以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再走司法途径，去法院起诉。如果直接索赔，医院难以给出很高的赔偿额。
从玫瑰医院出来，李帆去了当地区县一级的卫生监督所、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监所是卫健委下的监督执法机构，2018年下半年李帆便去过，在投诉表格上写下了姓名、电话、投诉理由等，之后就没了下文。她也曾给市场监管局发举报邮件，同样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现在，李帆决定再往这两个地方跑一次。她怕自己怯场，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要问的问题：医院的宣传是不是有问题？负责的政府机构到底是哪个部门？医院能承担多少责任？赔偿到底要给多少？有问题的医生会不会得到处理？
进门前，她把这些问题又看了一遍，准备和他们好好谈一谈。看完问题她按下锁屏键，从屏幕的倒影里看到了自己的脸。
出乎意料的是，她与上述两个部门的对话十分简短。在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给了她一个地址，让她把医院虚假宣传的证据寄过来，并说医生注射肉毒针的技术并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内。
在卫监所，李帆甚至没走进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在楼道里对她讲，“在医疗美容项目管理的分级中，瘦脸针等级很低，门槛也低，玫瑰医院的资质没问题，医生的技术怎么样不归我们管。”
两家机构的答复没超出李帆的预期。她站在卫监所楼下一脸苦笑，“就是这个结果。”
9月9日，新京报记者联系了上述市场监管局及卫监所的投诉举报部门，前者电话始终占线，后者回复称，如果患者有证据证明医院违反了法律法规可以举报，如果调查属实，卫监所会对医院进行警告或者罚款。
一针下去，整张脸就垮了
打针失败前，36岁的李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公司里有人以为她是“90后”。她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眼尾向下，总是带着笑意，两颊像少女一样饱满，几乎没有法令纹。
如果满分是100分，她会为自己的脸打85分。扣掉的15分是因为面颊两侧强壮的咬肌，它们让她的下颌角方正宽阔，略有几分男性化特征。
整容前的李帆。受访者供图
那时的李帆是一家基金公司的理财经理，收入全靠提成，不大稳定，但总体不错。她很清楚容貌对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一名与她初次见面的客户曾一次买下200万的理财产品，“后来客户才说，我眼睛好看，觉得很相信我。”
为了弱化咬肌，2015年初，李帆在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第一次注射了肉毒素瘦脸针，效果不错。
2018年11月，她收到了玫瑰医院的瘦脸针促销信息，美国进口的保妥适一支只要3068元。放在平时，同样的一支要5000多元。她决定再去打一次。
对于民营医院，李帆本来有些担忧，但玫瑰医院在上海开了多年，公交车、公交站牌上到处都有它的广告。而且这是一家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医院，在官方网站上，每位医生的执业编码都被标注在名字下方。
与拥挤、吵闹、需要长时间排队的公立医院相比，玫瑰医院的院内环境和医护人员的态度很好。这里不用挂号，负责营销的导医带着她与三名医生进行了详谈，李帆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一个——一名30多岁的男医生。男医生在她的左右腮各打了三针，共注射了85个单位的肉毒素。
那次注射后，李帆感觉自己的颜值达到了巅峰。她在手机里留下一连串自拍，常常自我欣赏。照片中的她，两腮咬肌比之前明显变小，略带婴儿肥的圆脸逐渐接近鹅蛋脸。
一位公立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如果想要再次注射，必须等到6个月后。但仅仅4个月后，玫瑰医院又来了新优惠，李帆在春季大促最后一天的下午6点赶了过去，一名恰好有空的女医生为她再次注射了瘦脸针。
和之前一样，注射后的第3天，肉毒素开始发挥作用，咬肌酸涩并慢慢缩小。可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李帆觉得哪里不对——不仅咬肌缩小了，苹果肌也开始缩小，后来咬肌上部的肌肉也变小了，太阳穴慢慢干瘪下去。本来饱满流畅的脸，线条变得凹凸不平。
“有几次晚上做梦，看到自己的脸不断变形、拉扯，好像在放恐怖片。”李帆说，那段时间她变得恍恍惚惚，通过镜子、橱窗等各种能反射出影像的东西观察自己，看到的却是一张有些陌生的脸。她用手指捏捏脸上的肉，以往紧实的皮肤，现在松松垮垮。
焦虑、抑郁找上李帆，医生给她开了百忧解。药吃了，情绪被压抑下来，人变得昏昏沉沉。她到公司办了离职手续，戴着帽子，低着头，绕开熟人，只和一位私交不错的同事打了招呼。对方看了她一眼：“你怎么胖了？”
更可怕的是，半年过去了，瘦脸针的效果逐渐消退，缩小的咬肌又回来了，但干瘪的太阳穴、苹果肌没能回来，她脸上曾经饱满流畅的线条再也没能恢复，颧骨下方甚至多了几块摸得出的硬块，用力一按，那些硬块就会来回移动。
打完瘦脸针之后，李帆的皮肤变得松弛。受访者供图
“毫无痕迹地变丑了”
瘦脸失败的一周后，李帆就到玫瑰医院找了为她打针的女医生。对方看了她一眼，“这不是挺好吗？”李帆指着自己的脸，解释变化的过程，女医生却开始不耐烦：“脸部下垂了是吧？人反正都要老的。”
李帆又找到院内另一名咨询过的医生，对方看看她的脸，“确实有点问题，会慢慢变好的”，说完就离开了。
从2018年下半年起，李帆到当地的两家公立医院看了十多位医生，希望证实面部的病变。但医生们表示，她的脸部没有明显病变。一名颌面部专家拿着她的核磁片子解释，“人脸的肌肉都很薄弱，除非有严重损伤或者左右不对称，否则肌电图、核磁共振很难看出问题。”
但一家医院拍摄的面部B超显示，李帆“面部可见肌肉纤维化”，指的就是那些她颧骨下方的硬块。但在整形外科专家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基本每个医生都跟我讲，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李帆说。
8月22日，李帆在医院排队挂号。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自己的脸虽然没搞定，但在网上搜索修复、维权信息时，李帆找到了不少同病相怜的人。她加入了十几个微信群，少的几十人，多的超过500人，都是医美失败者。她们有的打了肉毒素，希望去除眉间纹，却发现脸变僵了，“甜美一天天变成凶神恶煞”；有的做了双眼皮手术，却左右不对称，成了大小眼。
“不了解情况的人感觉你变了，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觉得你毫无痕迹地变丑了。” 一名女孩说，这种毫无痕迹的丑陋，正是微整形的厉害。
群友们甚至建立了一条“后悔鄙视链”：瘦脸针打毁了的，羡慕那些填充假体失败的，因为“假体可以取，注射一不小心就毁得彻彻底底”。
和一些群友相比，李帆的损失不算最大的，虽然面部很难修复，但她只在注射上花了3000元，没做后期修复。56岁的关月（化名）为了这张脸，花出去的钱是李帆的上百倍。
2013年11月，关月在玫瑰医院接受额头、鼻沟、人中的爱贝芙（一种不可取出、不可吸收的填充剂）注射，交了17.88万元。但填充的地方不对，她的法令纹没有消除，颧骨下方倒是多出两道横肉。
接下来的四年，关月多次修复：两次线雕、一次“微拉美”——将蛋白线或蛋白带穿进脸颊以起到收紧效果，仅修复费用就有20多万。
关月在玫瑰医院注射“爱贝芙”填充剂的前后对比图。受访者供图
或侵权，或合同欺诈
与医院协商无果、监管部门又说超出它们的监管范围，李帆将目光对准了司法途径，开始咨询医疗律师。
在医疗律师沈诚看来，如果进入司法程序，医美失败的当事人有两种选择，要么适用侵权责任法，起诉医院侵犯了自己的健康权；要么适用合同法，起诉医院存在夸大宣传、虚构资质等合同违约、欺诈行为。侵权和合同，只能二选一。
李帆想走的是侵权途径，而这条路径下又分为医疗事故鉴定、医疗损害鉴定两种方式。
医疗事故鉴定方面，依据原卫生部2002年《医疗事故评级标准》，最轻微的四级医疗事故包括“一侧眼睑有明显缺损或外翻”“双侧轻度不完全性面瘫”等16种状况。李帆的面部变化不属于这16种情形，所以无法通过评定医疗事故等级获赔。
“和医疗事故鉴定比，医疗损害鉴定相对宽松一些。”9月9日，玫瑰医院所在地的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解释，医疗损害鉴定不必遵照《医疗事故评级标准》，而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共同认定。
依据最高法院2017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患者只要拿出证据证明在诊疗中受到医疗损害，就能起诉医院。
8月21日，李帆在前往医疗事故鉴定中心的路上。新京报记者 庞礴摄
从2019年初开始，李帆先后找了几名律师，大家都认为即便是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结果也很可能不利于她，不愿接她的案子。倒是有一名律师表示愿意代理，条件是不管诉讼结果如何，都要收取一笔不菲的律师费，而且要在开始打官司时一次性付清。“这不就是觉得我的案子没戏吗？”李帆拒绝了。
另一种选择是适用合同法。沈诚说，患者可以起诉医院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包括未适用承诺的材料，未获取应有的资质等。
40岁的李先玲（化名）就曾以合同欺诈为由，将北京某医疗美容机构告上法庭。
2017年，李先玲在这家医美机构接受了17万元的面部提拉手术，却问题不断：先是医院承诺的两小时手术时间变为9小时，局部麻醉变成全麻；术后“3天消肿，5天带妆出门”的承诺则完全不可能，她术后一个月才拆掉头部的纱布和缝线，却发现左嘴角不能动了，脖子上还有一点未收进皮肤的蛋白质提拉线。
尽管问题很多，李先玲却没把上述情况作为诉讼的由头。咨询律师后，她先收集了医院广告并进行了公证，以证实广告语中的“快速愈合”为虚假承诺；又进行了专利资格查询，证实该医院宣传中所谓的“专利提拉手术”并无注册专利。
2018年10月，李先玲一审胜诉，北京市某基层法院判决医美合同无效，要求医院返还所有医疗费用。“虽然要不到赔偿，但这已经算是医美纠纷中少有的大胜仗了。”李先玲说。
“在这种官司里，广告和其他证据留底是最重要的。医院偶尔会在网站上做出虚假承诺，例如专利、疗效、恢复时间，机构和医生的资质等，这都可以成为日后维权的证据。”李先玲说，但现在的医美机构在宣传方面越来越谨慎，取证等工作越来越难。
“尤其现在，许多医美机构的宣传都是在微信上进行的，一对一。这种宣传、承诺很难作为日后的证据。”常年在医疗纠纷中代理患方的律师宋中清说，这是因为微信号无需实名认证，宣传、推销等很可能被认定为职员个人行为，而非医院的机构行为。
玫瑰医院销售发给李帆的微信。新京报记者 庞礴摄
患者还是消费者？
除了上述两条路，医美失败的当事人还可在诉讼中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作为侵权或合同欺诈的补充。沈诚说，消费者要提供证据证明受到损害，且院方在明知风险或资质不全的情况下却不告知消费者，并实施欺诈行为。但这里的损害与侵权责任法的要求不同，不必进行事故鉴定，而是由法官进行裁量。“如果消法可以适用，当事人可以获得医疗费用一至三倍不等的赔偿，比单纯的合同欺诈退还医药费得到的补偿更多。”
2014年12月，接受了爱贝芙填充的关月以消费欺诈为由将玫瑰医院告上法庭，称后者侵犯了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因此请求法院依据《消法》判决玫瑰医院对医药费退一赔三。
她在一审、二审中都败诉了。原因之一是，法院认为关月与玫瑰医院缔结的合同“并非普通消费合同，而是医疗服务合同”，玫瑰医院的医美行为属于医疗行为，因此不适用《消法》。
类似案件并不少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2017年5月，河南郑州的一名女性在医美术后发现鼻孔一大一小、双眼皮一宽一窄，遂向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起诉医院消费欺诈，一审胜诉。但医院上诉后，二审法院撤销原判，认为消费欺诈不成立。2015年11月，苗某在广州某医院进行医美手术，希望取出面部填充的奥美定，但术后仍有不少奥美定残留。苗某以消费欺诈为由，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起诉该医院，一审法院认定医院消费欺诈，二审却撤销原判，驳回了苗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书显示，上述案例中的被告医院均提出，医疗美容医院系医疗机构，与原告的关系为医患关系，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也是医疗美容纠纷中的核心点：那些接受医美整形的人究竟是消费者，还是患者？
多年代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律师宋中清告诉新京报记者，医疗美容行为是“侵入性”的，会对体表造成伤害，符合医疗行为的特征，国家对医美机构的管理也要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因此医美确实属于医疗行为。
但另一方面，医疗美容又具有消费行为特征。律师沈诚认为，接受医美往往是出于变美的需求，与《消法》中规定的“出于生活目的”进行消费一致，而且医美项目的开展往往是为了盈利，并非治病救人公益目的，这意味着其中的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2017年3月30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其中第17条规定，如果机构和个人明知服务缺陷，或者未取得资质便实施医疗美容，最终造成健康损害，受害人有权依照《消法》向经营者要求赔偿。
“这相当于将医美纠纷纳入了《消法》适用范围。”沈诚说，一旦适用《消法》，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就变了，患者不用再找证据证明医疗行为有过错，只需证明欺诈；医院则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医疗服务完全没问题。
2018年，浙江省温州市审结的3起医美纠纷中均适用了《消法》。三家被告医院因未取得消费者同意便更换手术医生、越级开展手术和虚假宣传等问题，被认定为消费欺诈。最终，两名原告赢得了医疗费用退一赔一的判决，另一原告则是退一赔三。
为了这张脸，李帆已经努力了一年半，她希望自己的维权也能进入司法途径，也能适用《消法》。她的电脑里有玫瑰医院在各个网站上的宣传资料截图等证据，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以此为依据维权，“把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一败涂地”。
但浙江省的地方法规对其他省份并不适用，比如李帆和玫瑰医院所在的城市。对于她和与她情况相似的大多数医美失败者来说，维权的希望仍然渺茫。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