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江船的笛声长大，乘日落回家，每年、每天、沿着长江养育了几代海运人。
他们热爱长江，眷念航运，把这份热爱用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将航运人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他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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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沿江大道走进民权街，这条街辖区最南端，就是王家巷社区。
社区占地面积不到0.1平方公里，里面却深藏着武汉首座社区博物馆。社区只有长航宿舍和鄂航宿舍共53个门栋，居民人数不多，绝大多数拥有同一个身份——船员。
王家巷社区专门将一楼两套百余平的居民房改建为航运博物馆。深藏在王家巷社区的航运博物馆里，连一枚小小的纽扣都有着妙不可言的故事。
博物馆的门口，一个通身漆黑高约1.5米的大船锚格外吸引眼球，许多人会误认它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但其实这是一个具有60年历史的真船锚，重约300公斤，由社区共建的航运企业赠予。
它屹立于此，像一个黑色的骑士，注视着每一个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光洁透亮的玻璃展柜里，在漂亮的红绒布上放置着一块白色的背景板，上面陈放着被拼成船锚状的30粒纽扣，这些纽扣都来自同一个主人——林鸿春。他是一名82岁的老人，一个在船上待了22年的船员，和船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这些纽扣都不一样的”，林鸿春跟记者提起的时候异常兴奋。
林鸿春介绍，船员的纽扣，每一粒上面都刻有船锚的花纹。扣子也分样式，小一点的纽扣是钉在袖子上的，大一点的是钉在衣襟上，深色的是冬天制服上的，浅色的是夏天制服上的。
而那些占据拼图中心地带的、带有金属花纹而显得异常精致的铜扣子则更有来头。
1957年10月15日，那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日子。“那时候我还是学生，还在航运学校里上学。”林鸿春回忆道，“学校给我发了人生中第一件制服，白色的，就钉着这个铜扣子，特别好看。”
万里长江第一桥通车的时候，18岁的林鸿春就穿着这件白制服，在通车典礼的仪仗队里，目睹了火车飞驰过长江，南北铁路贯通，从此“天堑变通途”。
“我夫人很喜欢自己做衣服，所以连带着也喜欢收藏各种样子的扣子”，除了捐献出来的这些，家里的纽扣还发挥着最原始的功能。
“我的儿子小时候的衣服，凡是自己做的都是这种纽扣，他每次穿出去都很高兴”，提起同为航运人的儿子小时候，林鸿春脸上充满了骄傲。
三年前，林家喜得重孙。林鸿春的夫人表示自己亲手为新生儿织了一件小毛衣，钉上了纽扣盒里最好看也最有纪念意义的那一枚，给远在国外的重孙寄过去。
林鸿春说，对船员来说，锚就是安全的象征，早已融入进了船员的精神与血脉之中，它不仅是一个符号，也代表着水上船员无所畏惧的意志。
将带有船锚的纽扣赠送给重孙，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希望孩子平安康健，还有一种态度的传承。“我们想将家族的航运精神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林鸿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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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皮制外包、漆黑的外形上极具质感的光泽，展柜中的望远镜，第一眼望去便有一种“肯定质量很好”的感觉。
捐献者杨志宽介绍，船上配备的望远镜是当年最好的望远镜，在那个月薪30元的时代，这个望远镜便已售价800，“早些年刚拿回家的时候，在家里就能看到黄鹤楼”。
作为老船长的林鸿春说：“望远镜就是船长的眼睛，即使现在科技发达，船上配备了各式雷达，望远镜还是少不了。”
“它也曾救过人命啊”，回想起那段记忆，杨志宽记忆深刻。2002年，作为后勤处的管理者，杨志宽和供应船一同出发去别的站区运送物资，返回武汉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
“就在武汉二桥的附近，余家头那里，我在船头吹风就听到了有人喊救命”，杨志宽回忆道，那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只能听到声音，完全看不清是什么情况。
“幸亏当时带了这个望远镜，我们在已经近乎看不到的边缘看到了落水的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抱着一个大轮胎，在江心漂浮着”。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望远镜，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因为立了大功，杨志宽对这个望远镜更为珍爱，平素在家中都不许随意触碰，常备干燥剂以防望远镜内部发霉。一直到这次组建博物馆，作为船长的重要“助手”，望远镜却没有实物展品展出。杨志宽这才割爱将自己精心养护二十多年的宝贝贡献出来。
“如果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上世纪长江航运的真实状况，我把它捐出来也算是值了。年轻时没能上船工作，心里多少有点遗憾。希望现在我的藏品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对过去的航运史多一点了解，多一分敬畏心。”
杨志宽望着展览柜中的望远镜说，“它在这里挺好的。”
3
“九江鳊鱼滩，查水位191.86，2号浮标”，林鸿春重新翻开那些布满标记的航线图的表情，就像许多人描述数年后回看自己的高三笔记时一样，那些自己亲手标下烂熟于心的印记，是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留下的痕迹。
“每次开船前我都会祈祷，希望一切顺利。”林鸿春说，水上运输环境瞬息万变，一点小小水位的改变就可能聚成“蝴蝶效应”。因此虽然不是第一次走上海-重庆的往返航线，但是要把每一次当成第一次，作为总指挥官，船长尤为如此，航线图更是要随身携带，时时翻看。
林鸿春整个船长生涯里共有三本航线图，只要在船上，人在哪里图就在哪里，随时随地标记航线上的各种变化。
“风向、风力、航道、船情、水位、浮标的数量、颜色、移动距离等等，这些都是要记下来的。”
因为需要随时调整，林鸿春都是用铅笔小心翼翼地标记，以便下次再更改。
“这就好像是战场上的武器，一定要勤快点时时补记，”林鸿春说，“哪怕后来我下船工作了，在办公室里也是时时翻看。因为这个对安全航行太重要了。”
在现代船只上，电子地图反应更快、更新及时、使用起来更为简单，因而这种纸质版的航线图几乎已经无人使用了。数十年过去了，航线图上的标记恐怕早已更改数次“面目全非”了。
摸着这本现在近乎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航线图，林鸿春感慨时代变化的真快，从前顶顶实用的工具书，现在就只是一种纪念。
“我从来不觉得现在的航运人要像我们当年一样做满笔记才算刻苦，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到，你们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要了解过去，传承长航人的踏实能吃苦的精神，把我们的航运事业发展下去。”
在这座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旧照片旧物件，方寸之地，藏着的不仅仅是那些船上的老物件，还有一代人的青春和一个国家的过往；
那些发黄纸张上的文字，不仅仅书写了上一辈人的故事，还激起了年轻人的热血。一代航运人的有心之举，让温情这样被看见、被铭记、被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