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使节唐蒙，一枚吃货改变历史
文/张秀阳
越族是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据史书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记载。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曾“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从此句可见，勾践自认与周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之际，越人曾多次与中原诸国交战，使中原诸国吃了不少苦头。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势必对刚刚建立的秦王朝具有相当大的威胁力。这种威胁力，对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秦始皇以及整个秦帝国是不能容忍的，要想保持帝国的强大和牢固，就必须对外来的威胁力量进行打击。
秦统一六国后，开始征服南越，也即 “百越”。战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百越之战；第三次是公元前210年，秦将赵佗攻瓯骆之战，历史学家一般称这次是第二战争的延续而已。总之这三次统称为“秦始皇三征岭南”。
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军占领岭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秦始皇除实行戍守政策外，对于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还采取了建立郡县制；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开新道，凿灵渠等等政治经济措施。
秦统一以前，从中原到岭南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人们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往来。这些地方山高岭峻，成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碍。
随着秦向岭南进军，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的苦役，主要是筑路，所筑的陆路就是岭南“新道”。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由于他的暴政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反抗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四方诸侯、豪杰互相争夺，中原陷入战乱。接着就是刘邦和项羽的“楚汉相争”，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
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他临死前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召来，向他阐述了自己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的有利地形来建立国家，嘱赵佗“兴兵绝新道”以抵抗中原各起义军队的侵犯的谋划；并当即向赵佗颁布任命文书，让赵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
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
公元前206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当地士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从而为存在95年的南越国奠下基石。南越国的疆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即今广州市。
经过多年征战，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前202年初，汉高祖立吴芮为长沙王，以长沙、豫章二郡及将赵佗据有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是赵佗所有。
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接受汉王朝的封王归化中央政权，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并向朝廷称臣奉贡。此后，南越国和汉朝互派使者，互相通市，刘邦成功的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得赵佗归顺，没有成为汉朝南边的敌对势力。
从此，中原地区的铁器等生产资源及技术源源不断引入南越国，启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赵佗重视传入中原汉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并融合越地社会，使岭南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创下历史伟业，成为一代伟人。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死后，吕后临朝，开始和赵佗交恶。公元前181年，吕后发布了和南越交界的地区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和其它物品的禁令。汉朝与南越国的矛盾激化，吕后随即派遣大将隆虑侯和周灶攻打赵佗。
因为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越一带炎热和潮湿的气候，许多兵士得了病，连南岭都没有越过。赵佗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长沙国，并在打败长沙国的边境数县官兵后撤回。
公元前180年，吕后崩，汉朝命周灶罢兵归。赵佗凭借着抗击汉朝的成功而扬威于岭南一带，乘机对东边的闽越国用经济手段施加影响，而对西边的西瓯、雒越等部落加强控制。赵佗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对立起来。
公元前179年，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他派人重修了赵佗先人的墓地，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接着汉文帝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任命汉高祖时曾多次出使南越的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
陆贾到了南越后，向赵佗晓以利害关系，赵佗再次被说服，决定去除帝号归复汉朝，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又修好如昔，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象诸侯王一样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
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然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南越和汉朝这种微妙关系一直保持到赵佗去世，汉武帝时期期。
公前137年（汉武帝建元四年）赵佗去世，享年一百余岁，葬于番禺（今广州）。赵佗死后，其后代续任了四代南越王。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于南越自立为王是无法容忍的。越佗死后第三年，即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据《史记·七十列传·西南夷列传》：大行令王恢征讨东越，为了弄清楚南越的地理现状，使讨东越战事顺利，汉武帝派番阳县县令唐蒙做为使节去安抚南越。
南越人对汉朝使节既热情招待，又处处提防。唐蒙也不着急，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南越人的款待，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而且唐蒙是个吃货，好吃会吃。南越人一看唐蒙有美食爱好，就投其所好，想尽办法让他吃好喝好。大鱼大肉自不必说，即便山珍海味，南越各地的风味小吃，尽其所有。
在一次宴会上，唐蒙品尝到一种酱。唐蒙觉得味道不错，就问是从哪儿来的，是什么食物？南越人一见汉使喜欢这种风味小吃，就得意洋洋地显摆说，这种食物叫枸酱，并不是南越当地产的，它产自蜀中，所以当地人叫它是蜀枸酱。
唐蒙有点纳闷，蜀中远在西南，和南越番禺隔了千山万水，它是怎么运来的呢？因为蜀枸酱并不是珍奇食品，并不是只有王宫中才能享受。这种酱在南越是大众食物，平民百姓消费量很大，南越人只是为了让唐蒙尝鲜才从集市上采购来的。
作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臣，唐蒙敏感地想到，这么大的消费量，必然有一条稳定的进口渠道。难道在南越和益州之间，还有一条大汉朝不知道的运输通道？于是唐蒙装着不在意的样子，似乎随口问道：“这么多的蜀枸酱，你们是怎么运过来的呢？”
负责招待汉使的南越大臣没有多想，告诉唐蒙蜀枸酱是从牂柯江运来的。唐蒙回到长安，又询问市场上的蜀地的商人。商人说：“枸酱是蜀地的特产，是我们那里的商人偷偷地在边境上卖给夜郎人的。夜郎靠近牂柯江，江宽一百多步，可以行船，枸酱就是通过这条水路由夜郎运到南越去的。”
唐蒙得知从蜀地动身经过夜郎可以直达南越后，就向汉武帝刘彻上书说：“南越王的车马、旗子和皇上的式样一样，盘踞的土地从东到西有一万多里，名义上是朝廷的外臣，实际上是个土皇帝。如果从长沙郡、豫章郡出兵征讨南越，河流纵横，水道险绝，很难通行。我听说夜郎可征精兵十多万，还可以从那里乘船顺群柯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去进攻南越。这是制伏南越的一条奇计。凭借着汉朝的强大，再加上巴蜀的富饶，沟通夜郎，说服他们归顺朝廷，在那里派官员治理，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牂柯江，就是现在的北盘江上游，属于珠江流域。从这里坐船，可以直达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沿江而下，也可以出兵征战。
刘彻觉得唐蒙的主意很好，就任命他为中郎将，让他率领一千多士兵和运输粮饷的一万多民夫，去联络夜郎。西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从长安出发，经过巴蜀两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过干辛万苦，终于到达夜郎。
唐蒙拜见了夜郎侯多同，送给他许多贵重礼物，向他转达汉武帝刘彻的问候，要求由汉朝在夜郎设置郡县，并任命多同的儿子为县令。
夜郎附近的小城邑看到汉朝送给夜郎的绸缎、布帛，都很羡慕。他们以为反正从汉朝到这里，道路险阻，汉朝控制不了他们，也都表示听从唐蒙的约定，归顺朝廷。
唐蒙将交通夜郎的情况向刘彻禀报后，汉朝在这一地区设置犍为郡。而且汉武帝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又过了一段时间，南越发生内乱。公元前112年夏季，刘彻出兵10万发动对南越国的战争，汉军沿着唐蒙当年设计的路线顺牂柯江一路直下广州，并于公元前112年冬季灭亡南越国。
南越国一共经历了五任国王：赵佗、赵昩、赵婴齐、赵兴和赵建德。南越王第四任和第五任王在位时间都比较短，只有一年多时间。
自公元前204年立国至公元前112年被汉武帝所灭，南越国共历五帝九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