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 将于2015年10月出版 定价: 49.00
写不同的人物而兼及故实，要能有料、有趣，又做到所谓“客观”，并介入适度而隐然的评议，其实很难。……而每写一人，每成一稿，显然宗陶就掉进去，手眼所及，之细腻，之会心，恨不得钻进那人的肚里，直如孙悟空。——陈丹青
锲而不舍的劲头，灵动漂亮的文笔，踏实沉静的风格……我们已看出宗陶的后劲其实更足。她能活到老，写到老。——姜文
著者简介：李宗陶，七〇年代生于上海。曾任《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现为《289艺术风尚》杂志总主笔，在思想者访谈、人物特稿、历史写作、非虚构报道等领域均有出色作品。本书收录的《中国制造：欲望年代的干露露们》荣获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之时代表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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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是先天的，天资愚笨，后天再如何努力，也终究有限。看她采访录中那些知性与感性交错的好问题，就明白这个女孩的灵性。她出身于书香之家，命运的阴差阳错，却让她读了一所工科学校。毕业以后弃工就文，改行当记者。没有受过新闻系的刻板规训，反而让灵性尽情发挥，淋漓尽致。
不过，灵气再足，也有挥霍一空的时候。好在她对文学、历史与宗教哲学有近乎膜拜的热忱。买书、读书，写作，成为最大的癖好。她的每一次采访，都做足了功课。事后将录音全部整理出来，沙里淘金，提炼出最出采的篇章，如同王世襄老人下厨，一斤菜要掐掉七两，只留那一点点嫩尖，炒成美肴。
——许纪霖
接受宗陶女士访谈是智力与精神的双重享受。她一定做过大量和认真的准备工作，所以才能通过极有穿透力的提问和精辟的评议，将访谈变成双方共同参与的智力探索。更重要的是，她在精神追求上的真诚与执著，使得受访者产生得遇知音的愉悦。——阎云翔
我想宗陶不是一个以“记者”自限的人。她是一个读书人，或者如她自己所说，把书里的好东西化为自己的眼力、创造力最有乐趣，采访、报道反而是业余的。有时候想，做人物记者实在奢侈：只要你诚心一些，有人就会把他一辈子的故事讲给你听，事后你还有工资可拿。只是这个时代的纷繁，媒体上的呈现是过于初级了。收集故事碎片难以解释这个时代。记者有心告诉公众真相，自己首先得有一颗能容纳完整世界图像的心。以此共勉。——施雨华
宗陶的文章里充满硬通货，每一行都值得认真对待，快速阅读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她拒绝向流俗化的媒体写作妥协。——蒯乐昊
以下应作者本人授权，摘自本书自序部分，以襄各位“青瓷粉”。
一
江南燠热，梅雨季像艘慢船，拖着人昏昏驶向盛夏。天空总是灰黄色的。
这部书稿同我一样，昏沉不宁，近乎忧郁。将近三年，它经历了三次“通不过”，总之，就是不顺。而我，却有心思写一个自序了。
先说最近的一次心有所动。在德国北部，礼节性拜访一个艺术园区的主席沃尔夫冈·戈漠先生，没有写作任务。他63岁，身高1.96米，本是画画的，也做雕塑，在军队服役12年，经历过柏林墙的倒掉。操盘北部艺术区之前，他是一家犹太人博物馆的馆长。那段时间里，他资助过一些流亡到德国的东欧作家和艺术家，还为君特·格拉斯办过一个素描展、一个水彩画展——用他的话说，格拉斯是一位有写作才华、爱思考的版画家。他轻声细语化解我提问中的锋芒，提供一种平和大气的艺术批评，一边轻描淡写带出这些往事，谈话于是变得开阔起来。不知讲到哪里，他说：“60多年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不幸运吗？”我忽然眼睛红了。因为早几天在巴黎，听另一位白了头发、曾经波澜壮阔的长者讲出相同的话——他曾以soudruzstvi（捷克语：同志）的身份会见过哈维尔——这是时间给他们的礼物，也是对生长在和平年代却难免焦虑虚妄的后生者们的提醒：“沉着些吧。”
二
1932年1月底，日本海军陆战队潜入上海，同驻沪第十九路军交战。消息传出，W.H.奥登写下诗句：
啊，我听到，在我的周围，与上海涌出的
游击战那遥远彼岸的嘟哝声交织的
“人”的声音——“告诉我们在疯狂中存活下去的路吧！”
20岁的大江健三郎读到，心底震撼。因为诗人在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关照了人的存在和灵魂——这是文字的职份，他以为。十多年后，大江健三郎写出了中篇小说《告诉我们在疯狂中存活下去的路》。
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做界面（interface），意思是异质的两个物体相衔接的区域。我想，每个人的内心与表象，灵魂与外部现实之间也有一个界面，它是一种隐匿的保护层。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身心分隔，拥有自己的秘密。记者、作家、画家、音乐家，应是尝试说出这些秘密的人。人物特稿的使命之一就是尝试开掘人物的内在世界，将被界面隔开的两部分打通，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因果和出离因果，将那些似乎被遗忘被切断的事物联结起来，将那些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语言行动纳入理解。每一次采访，光线、气息、节奏、契机都是微妙的，若是能触摸到那层界面，穿透它，甚至只是在上面游走，都是空山雪霁、云卷云舒时刻。
一个人的内心真实不是伸手就可以拿走的现成之物，它常常是被视而不见、藏在意识的褶皱里，或者已经悄悄流走却又意外重现的东西。
君特·格拉斯画过一幅水彩：他的打字机，漂亮的蓝。画上有一节短诗：
我已用旧的打字机，
让我如何不停编织谎言，
即便如此，每当改稿之际，只是一个打印错误，
都将成为设法接近真实的证人。
在这里，你可以听见记忆中存着的痛苦往事在出声。2006年，格拉斯在自传中交待了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是纳粹武装党卫队队员的历史，将自己暴露在可能来自整个欧洲的批判平台上。无论一个人怎样掩饰、假装遗忘，心里总残存着一些真实记忆。撒谎和忏悔同时存在。有时候，它们会自我启动，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辅助，需要一盏照亮它们的灯。
这种时刻经常出现：言语繁盛，却无法抵达内心，无法在倾诉与倾听之中建立一种神思张悬。怪提问愚笨、耐心不济、录音笔僵硬吧，或者根本气场不对。
他的眉梢眼角，他的固执神态，他的叹气或沉默（沉默也是语言），偶尔露出的狡黠的笑，不假思索的语言惯性，精心为之的率性豪情；也许还有邋遢的衣衫，身上的烟味，掌上的茧子，以及某些节点上突如其来的走神……如何表现那些平静又迟钝的悲哀，那更像是意志力的乐观，那如影随形的孤独，还有他身后那个迷宫般的背景？世界好像旋转木马，感觉来来去去，交替、重叠、对峙，常常在不兼容的情况下同时涌来……人物特稿写作因此有了更复杂更辽阔的叙事空间，想象力、辨析力、平衡感、自我怀疑，都是质感所在，落到笔端，谨慎加精确，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天马行空。
画家弗朗西斯·培根那些扭曲融化了人脸的三联画肖像一直吸引着我，引我看进去。用培根评价1926—1932年毕加索风格的话来类比：“一个从来无人探索的领域被打开了，那是一种有机的形式，和人的形象相连相系，却是一种全然的歪斜变形。”一张人脸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依然是他自己？一张脸在疾病、狂喜、仇恨里，依然可辨吗？“我”的边界在哪里？
人之存在是个谜。它被消解在人们对确定性的期待里，确定性让人安全，让生活容易，确定性对于谜一样的本质没有好奇心。所以，尽管有这么多历史的磨难，人们有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下一回合却依然蠢笨，好像跟苦难初初相遇。
尼采的想法：在发生的那一刻，一个现象会显现出它的本质。但事情发生时，你多半不在那里，你只是一个不具有侦探资质的事后追踪者。怎样克服后见之明、主人公过滤性的回忆以及时间性的失真？我觉得没有办法。怎样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的复杂”，“这个人也是”？只能在采访时为它们之外的可能性留出空间，在写作时避开这个行业里已经生成的某些腔调，比如高度仿真—具有上帝之眼，比如把人物的言行命运和年代紧紧捆绑在一起—人，纷纷沦为年份的注脚。
如果手艺不差，你的生命和情感会在他人的故事里得到延展，他人的经验也成为你的（终究隔了一层的间接经验）。然而确实，这种机会增多了：在探索对象的同时，我能感觉到重新认识了自己——都是有弱点有挣扎同时在不断自洽的人，以这具肉身，去追求高一点的东西——真是悲喜交加。
三
这里收录了17篇人物特稿，是我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作业，最远，大概是七年前写的。它们中的一些，被阅读，被肯定，大概因为其中朴素、诚挚、走心的东西。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够。已经形成套路了：精研一个人，从父祖、师承、教育、经历等等入手，从陌生混乱的片断材料中理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索，主人公的种种包括心路通常被处理成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链条，读者也能消化。
可是承认吧，生活好像不是一条由原因、结果、挫败、成功连成的明亮轨迹—在这本集子中，不妨试试去捕捉这样的关节点（可惜没能再掘下去）。这种在因果之外、超越逻辑的东西，是迷宫，是不由分说，是人之为人而世界之为世界的诗性存在，如今就像培根那些三联画一样启示着我。它鼓动我去捕捉那些反理性的、锐利的、令人眩晕的时刻，那些刚张开了嘴下巴却不幸脱臼的时刻，那个类似卡夫卡笔下K的世界，那个反简化的世界……在通往人之深处的灌木丛生、风景奇妙的路上，这才刚刚开了个头。
然而环境变了。传统纸媒的衰落是上帝也束手无策的事情，同时，新媒体的内容正变得越来越轻——麦克卢汉说，媒介即内容——一种宏大沉着的美正在离我们而去。在这一轮失去重力的竞赛中，较为深入的写作变成一项需要坚持的事业，而探测个体的内在生活也变得更加不合时宜——它好像不在新时代的语法里。可心灵鸡汤仍有市场，还有治愈系——多么轻巧的词，还有大学里那些直逼内心苦闷的讲座最容易让听众溢到走廊上……
文化是应对危机的古老而长效的技术。我打算这样写下去。越来越有把握的一点是：过一种审美的生活，是成为一个写作者的必要条件，是接近我想去的那个地方的必经之路。心无旁骛去听一场音乐会，看一次画展、一场芭蕾演出，或者在闷热的下午为自己配一壶茶，不是品味，不是沉溺，是在动荡岁月里提高综合技艺的一种修行，为写出更像样的东西。
2015年7月7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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