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欲速则不达。王绾并没有反对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实行郡县制，只是担忧燕、齐、荆地远，“黔首未集附”，旧贵族残余势力伺机作乱复辟，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需要暂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秦虽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明隙暗纹，不及时加以弥补、焊接，很可能还会四分五裂，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管开天窗、唱高调，蹈虚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急政，左也，超越现实，不接地气，非坏事不可。王绾的建议，务实而稳妥，表现出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远见卓识。史书记载，项梁、项羽、张良、魏咎、张耳、陈余等，就在燕、齐、楚这些地区隐姓埋名，阴结党徒，并与游士广通声气，伺机而动，以恢复昔日的割据局面。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这些地方的旧贵族残余势力闻风而动，如项梁、项羽、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韩广等燕国旧贵人、豪杰起于燕，各种反秦势力迅速合流，并不断扩大，终致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不可遏止。其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在这些地方置王的建议，导致这些地方各级政权组织缺少忠心和权威，武备松弛，缺乏强大的社会控制力，而朝廷和强悍的禁卫军远在咸阳及其附近，且禁卫军不可轻易调动远征，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鞭长莫及。正所谓：“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柳宗元在著名的《封建论》中，强调指出封建制的形成是由于“势”，不是出于圣人之意。文章以周、秦、汉、唐四代史实作为依据，论证封建制的弊端：裂土分国，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继世而理”，贤、不肖往往倒置；士大夫世食禄邑，堵塞贤者发挥才能的机会，远不如郡县制优越。他认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实行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可否认，但问题是达致美好愿景总需要一些条件、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是骨感的。一则寓言会给人以启示：一位哲学家批判船夫不懂哲学相当于失去生命的一半。而当一个巨浪打来，哲学家掉进河里大喊救命后，船夫反过来批评哲学家：你不会游泳，就相当于失去生命的全部。
如果秦始皇采纳王绾的建议，在燕、齐、荆边远地区置王，作为全面实行郡县制的过渡措施，不太可能发生沙丘之变，即使发生沙丘之变，胡亥即位后也不敢杀尽兄弟姐妹，而赵高很可能被车裂；即使发生陈胜吴广起义，也难以聚合各种反秦势力，迅即席卷全国，只能在初始状态便被扼杀。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不能推到重来，后人只能通过咀嚼史书，品味些许历史的理性。
虽然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的建议，但他与王绾有相似的忧虑。因此，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又“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且多次巡行四方，宣扬威德，教化天下。不过，这都不如“置王”有力有效。
班固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且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王绾的建议虽然没有被秦始皇采纳，但却在西汉初年，为刘邦付诸实施了。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以郡县为主体，郡国并行，在国家初创的脆弱稳定期，巩固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几百年的王朝基业。
王绾对封建国家的统一也有很大贡献。他和右丞相隗状组织、领导了以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为主要标志的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的工作。这是一项广泛、深刻、复杂的浩大工程，原东方六国货币杂乱，量制衡制不同，文字读写各异，统一规范起来很困难，不仅需要朝廷和各级官员做大量的基础工作，而且还需要人们改变与之不相适应的观念、习惯，掌握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王绾和隗状在统一和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李斯不过是参与者，即使曾“更尅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其功绩无法与王绾相比。
秦始皇时代，吏治稳定，丞相久任。据专家考证王绾任丞相达七年之久，这七年正是秦王朝建立初期，百业待举，政府组织开凿灵渠以沟通南北运输，修筑长城以屏障匈奴，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以强化地方政权建设，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以全面实行土地私有化，修驰道、堕壁垒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迁徙居民以打击豪强、拓土实边；这七年秦代厉行法治，从严治吏治民，行政效率高，社会生活日趋规范。王绾作为政府总理大臣，该有多少智慧、心血凝聚其中！我们不能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彻底否定王绾的全部历史。
由此可见，王绾是一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卓越的政治家，其能力、功绩，绝不在李斯之下，理应在《史记》中单独立传，以为后世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