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更细腻，更深邃，有想象空间的舞蹈剧场”
《色线》一开场就牢牢吸引住观众的眼球。横降在半空的灯杆，勾勒出舞台的线条感，一名女舞者从台右侧徐徐独舞至台中央，跌落，重起，循环往复。动作是侯莹标志性的语汇，抽象，简约，细腻，分寸感极好。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段舞如果由编舞家本人来跳会是多么惊艳，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台上这位女舞者尽管看起来十分年轻，她对动作质感把握却已相当准确和老练，颇有侯莹的风范。
侯莹设计了简洁的舞美效果，以三面布帘的设置，让舞者在舞动时身体可以带动布帘飘动，形成各种视觉效果。与导演杨锐合作的影像，镜头聚焦舞者身体的嘴、喉咙、肚子、脚的细微变化，传达身体细部的欲望。而“欲望”，正是《色线》的主题。
除了持续挖掘肢体，丰富作品的视觉性，《色线》中的戏剧性场面也令我印象深刻。舞至中段，一名男舞者倒在舞台中央，四名舞者一人拖着一把椅子在台口背对着观众，坐成一排，对着倒下的舞者无声的鼓掌，接着又很快散去。这个微妙的场景就像岳敏君画中大笑的人，你可能看见幽默与夸张，也可能看见残酷和讽刺。作为观众的我也体会到了侯莹所说的那种舞台上的“不舒服的东西”，我似乎被裹挟成为这些鼓掌人中的一员。
在演出的尾声，一段狂乱的群舞之后，一位男舞者抱着骷髅上台，而背景布帘后是商场户外常见的大型充气跳舞人偶。没有生命的跳舞人偶，和舞者一样做着那些跌落与重起的动作，如同舞者的镜像。“最后，是一种欲望的迸发，不断的fall and raise，又代表了希望”，侯莹说。
这一次，侯莹的舞蹈剧场仍然是不讲故事的现代舞，但作品中的戏剧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我需要的戏剧场景不是声嘶力竭，而是肢体语言自身的戏剧性。包括你站着，你躺着，就能有一种戏剧性”。她再次提及舞蹈剧场的前辈皮娜·鲍什，“皮娜的东西很好，但对我来说还是太直白。我喜欢更细腻，更深邃，有想象空间的舞蹈剧场”。
“未来做不做艺术都无所谓了！”
《色线》是个“难产”的孩子，其间经历了侯莹的舞团内部经历了创作计划180°的大调整。由于舞团所在地黑桥的拆迁，侯莹带着舞者们从北京南下至宁波，暂时驻地在此。换作任何人，这都算得上是很大的变动，侯莹却轻描淡写地带过。
“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变动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一定要在哪里，我也不属于任何地方，带两个箱子就走了。黑桥拆迁对当代艺术家来说损失惨重，我们做现代舞，我们的成本和材料就是我们自己，到了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排练，作品就在我的脑子里。世界这么大，资讯也很发达，你还觉得哪个地方是一定要待的吗？”
在宁波的半年，侯莹可以免费使用宁波城市当代舞团、宁波文化中心的场地，但地方既清净也闭塞。在北京的时候，隔三差五的美术馆、商业品牌、活动邀约，舞团要生存，需要不断的接单。但这些短期的小项目对侯莹而言也都是创作，消耗的也是创作的精力。“做久了也会容易流于俗套。艺术里面需要很专注和较真的东西。所以这让我开始警觉”。
来了宁波这个没有任何朋友的城市之后，侯莹自在的生活和排练，“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也没有人找我，有点像是闭关的状态。这时候我才去思考，我要做什么，我想说什么”。
《色线》也是一个被祝福的孩子，她让素来低调的侯莹第一次有了“强烈的表达欲”。“可能这就是环境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在这儿没有任何人帮助我或是束缚我，我想怎么表达，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艺术家的最佳状态就是有点任性，想这么做就那么做了”。
侯莹说，《色线》就是她现阶段的“表达欲”。演出结束后，悬着的心放下来，脚也可以落地了。她兴奋地放言，做完色线后，深深感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如可以完全按自己意愿呈现自己的艺术是多么的幸福，同时也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真实，感到自己双脚踏实地踩在大地上。
“到今天，我找到了我的方向，了解到什么样的艺术是我喜欢的。未来，假如我还继续做的话，我可能不会顾及到市场啊、时代啊，或者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欣赏”。尽管整个大环境对现代舞并不友善，生存空间依旧狭小，但侯莹认为，要有定力地坚持做下去。“在中国，想要妥协是非常容易的，这条路不通就绕一下，迂回嘛。在西方，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艺术家都在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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