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本神话，记载并叙述了其统治者的家谱，其中创造诸神的名号，与抟泥造出生命的陶者完全相同。秘鲁的印加族深信，他们的创世大神维拉科嘉是从的的喀喀圣湖里的淤土造出世界与人类。18世纪时，路易斯安那的印度安纳齐兹族告诉某位法国旅人：“大神捏揉了一些黏土，就和一般陶匠使用的没有两样，作成了一个小人，然后……发现作品做得不错，就朝它吹了一口气，小人立刻有了生命、长大、会动、会走，而且发现自己的模样非常完美。”这个创世故事，或许源自耶稣会教士讲述希伯来经典中的大神雅威，如何“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创世纪二章七节）--希伯来文的“人”即 adam（亚当），“地”为 adamah。
这段记载也进入《古兰经》十五章二十六节：“我确已用黑色的、成形的黏土创造了人。”（马坚译本）类似的陈述另外还有五处，确立了“属天神性陶匠”的概念，在伊斯兰文化中成为标准的主题地位。9世纪伊斯兰著名史家塔百里以华丽辞章解说古兰经文，便曾长篇详述亚当受造的经过，描写大天使加百列如何将各色泥土带到真主之前，真主又如何以自己的双手，捏土塑泥，造出世上第一个人的雏形，直到最后大功告成，可以吹进神圣的灵气，“正如尚未经过火烧的陶土。”波斯神秘诗人阿塔尔写道，真主造人，因此也严格评鉴人：“主是陶匠，先以极高的技巧造出器皿，然后又亲自击碎它们。”
在杰里迈亚书十八章六节中雅威也警告先知利米：“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段经文可谓一切人事的最高指导原则；公元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俄利根便是据此写出他的讲词：“神，是我们身体的陶匠，是我们体质的创造者。”俄利根也详细解释保罗的主张，也就是神造人，行使的正是陶匠对泥土行使的权柄。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工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么。”在哥林多四章七节中，这位大使徒向外邦人宣称，当基督光照受造者心中：“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16世纪意大利的陶匠也同样仰赖这来自天上的神力，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与灵力共鸣，因此他们在送器入窑之前，都会先画十字“以基督耶稣之名”祝祷。不过神灵力量这件事，背景来源似乎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不大，这些陶匠深信：“如果烧窑时正逢月缺，火力亮度就会不足，正如月光失色一般。”
殷弘绪传扬“那位由泥土造出第一个人”的大能之神，不但借助于他本身文化传统中的丰富相关隐喻，事实上与景德镇陶匠本身的日常经验和灵性感知也非常契合。他显然深信，透过这类饶有帮助的模拟联结，就算眼前他牧养的中国教友未能独信基督一神，依然供奉其他偶像神灵，至终新信仰必能胜过原有的异教迷信。
殷弘绪本人，就知道一个将其他神明与基督教圣者共奉一室的实例。佛教的慈悲女神观音，向来济助人类急难，妓女尤其视她为庇佑者。“白衣”法相是观音三十三化身之一，观音安坐白莲常见于一般人家中的神位。水月观音是航海人的护佑大士，东亚沿海讨海人家都为她奉有神座。观音的母者化身则意味着救赎与繁殖力，观音众多的头衔之一即“送子”，及至16世纪，她更被人视为与圣母玛利亚二而合一。在陶匠手里，两者都塑有念珠，基督徒不分中外，都称观音造像为圣母玛利亚。1556年，某位圣道明会教士造访广州一处庙宇，见一尊观音手抱男婴像，立刻拜之以礼，视为“我圣母之像，古代基督徒所造”。他认为，造像的人就是当年随同传奇使徒圣多马前来中国传教的信徒。
中国和菲律宾两地的工匠，用象牙雕刻观音-圣母像，及至17世纪初期有些作品已经流入墨西哥城。数十年后，一尊或许是袭自象牙原作的福建制瓷像在伦敦以一英镑售出。这在当时相当于熟练工匠一个礼拜的工资（在中国约为三两银钱）。英格兰女王玛丽二世曾购入一件福建瓷，以充实她知名的瓷器收藏。日耳曼的麦森一旦破解了制瓷秘方，也立刻开始产制它的观音复制品。（见图三）
北京有一尊瓷制观音像特别受信徒崇拜供奉，因为据说栩栩如生，完全反映观音法相，如此奇迹，显示烧制时大士曾亲临窑中。明代有一只瓷盘的纹饰非常少见：观音居中，四周有仙人与信徒环绕，可能是某位富商所订购。根据殷弘绪记载，景德镇也制作并贩卖观音膝上抱子像，有些流入日本基督徒手中，被他们称为“玛利亚观音”，秘密礼拜供奉。中西圣母合并为一，事实上可能为殷弘绪教区内的信徒带来某种程度的安慰，使他们不致对自己新皈依的异国宗教感到太过陌生。正如殷弘绪也承认，“传福音者，尤其在中国，务必要结合蛇的灵巧与鸽的纯良。”
景德镇官方曾下令为瓷神建造新庙，殷弘绪刚巧认识某位窑官，因此为他帐下的信徒获得了豁免，不必参与这桩强制的工程劳役。但是他不免歆羡天后宫的规模：“如此宏伟，远远超过景德镇上其他所有庙宇。”他告诉信众，希望有一天“这座大庙能成为献予那位真正天上圣母的教堂”，两位天后之间，有着些许若合符节的特征。他也记录了这座天后宫的由来：某位瓷商在菲律宾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做生意发了大财，特别捐钱还愿建宫，因为一次暴风雨大作中，天后在紧急关头现身，保佑他幸免于船难。
这位天后是渔民与水手的保护神，一如圣母玛利亚，后者的众多头衔之一便包括“海上明星”。亦如佛教的观音，中国的这位天上圣母以妈祖之名，赢得海上行商的崇奉，主要以福建沿海的湄州岛为中心。许多港埠都奉有她的神位与寺庙，沿内地的河道与大运河亦不例外。众人相信她居于浙江海岸的岛屿普陀山上。有位港口官吏宣称“但凡迎接朝潮暮汐者无不奉之”。仰赖遥远市场为生的景德镇居民，即使远在内地从未见过海洋，也同有着这份虔诚信仰。
从景德镇一路通向海口
景德镇的天后信徒，祈祷她引领他们的瓷器出品通向海口。天后的庙宇如此宏伟壮丽，证明水道运输攸关这座瓷都的兴旺。殷弘绪特别强调，当地居民的生计与日用全都仰赖昌江，“因为这里的生活物事，件件来自外地。”他计算全城每日需消耗一万担白米和一千头猪，都是靠船运送达。各窑使用的材料对象也经由水运而来，连绵不断的船舶，满载黏土，由百公里外江西之北的安徽祁门开来，因为景德镇本地的土量到了18世纪初期，几乎已经开采殆尽。松木和杉木质轻而脂厚，是最好的窑柴，也来自安徽省。平均每烧一次窑要耗费1100公斤燃料，一个大型窑每天需要64吨左右。多少世纪以来的陶瓷生产，已使附近坡地的林木一空，陶匠必须倚靠昌江上游的来源。制釉所需的石灰和蕨类植物则从南面船运而来。
来自皖南商业中心徽州（或称新安）行会的商人，在景德镇贩卖木料、白米和棉花，两地水路相距180公里。根据明代一位人士记载，有些贸易商身价直逼百万贯钱，少数几位更高达25万银两。
徽商经营当铺或开店，首先在宋代登上全国市场舞台，取得有照的盐商资格。到了明代，他们大量投资瓷器生产，部分以贷款方式借给需款孔急的陶匠，然后再以折扣价购入产品抵债。此时出版兴旺，他们也积极投入，提供各式可以迎合文人雅客和士大夫地主阶级口味的木刻新样，以供陶瓷纹饰参考。
徽商自然也善用他们的商业网络营销景德镇的瓷器，几乎所有产品在离镇之前就已找到买主。买家隶属行商行会，与镇上五十家业务经纪进行交涉，后者一手控制销售、包装、运送。一条龙式的服务高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市场效率大增。根据清代的相关记载，掮客除了与卖家商议价钱、检查供货清单、准备完税单据之外，也负责到厂取货和安排送货。
景德镇产出庞大，加以瓷器既重又易碎，水路运送势所当然。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各行各业可及的市场，因水运而扩大，此为陆运所不及。所以唯有在滨海地区以及可航行内河的沿岸，各类工业才会开始进行分工与改良。”天下瓷都之所以能利用大量生产的技术，正是因为借由“比起尼罗河、恒河，甚至两者加起来更广的内陆航道”，
以运销遍及各地的市场。利玛窦也宣称，搭乘船舶来往，是中国一大奇妙景观：“天然河川、人工运河，这个国家的水道如此密布交错，几乎可以乘船前往任何地方。”
唐英描述瓷器装载外销的过程：粗器用茭草包扎，每30到60件为一包。上等器则用纸和稻草包裹装桶，600件一桶，重达225公斤。再把一包包、一桶桶送上一排排泊在江边的长型轻便快船。向南航行80公里抵达饶州，昌江便在不远处流入鄱阳湖。多雨的季节，景德镇附近的峡谷航程险峻；多少世纪以来的瓷片沉积河底，因此河水极浅，急湍处处。
殷弘绪很熟悉这段水路，因为他就住在饶州，不时沿河往来通勤。景德镇当地没有客栈，地方官规定外来旅人必须夜宿船上或入住当地民家，由东道主负责担保。此外，饶州生活费用较廉。瓷器买家通常都在饶州落脚，可免自己一趟辛苦的上游航程。然而，景德镇瓷器名气再大，一般却都以饶州器之名营销中国各地；根据殷弘绪的说法，宋代更有“饶玉”之称。1656年一名来到此地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商人记载：
（饶州）南北航行的船只，不是专载就是兼载瓷器，多为杯碗……我们发现陪同我们前来的中国人毫不含糊，也尽量把他们的船上塞满这类瓷器……准备运到南京和其他地方销售；我们也看到一个好机会，可以订制一些稀有瓷器，可惜身上没带适当样本，真是可惜。
饶州码头的装卸工把瓷器装上吃水深的中式平底船，准备航越鄱阳湖。此湖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无数船难发生的地点，不过奉命担任救难任务的船家名声却不大好，被认为其实急于趁商船之危大发自家灾难财，尤其在自认神不知鬼不觉之际。若能逃过此劫，多数船只会继续四天航程开往北岸的九江，这个港埠拥有极大的瓷器市场。从这里，一船船瓷器再度转运，沿长江向东北方更远的南京而去。根据16世纪葡萄牙作家兼旅行家平托的记载，南京这座名城的富人拥有“数不清的上等瓷器，视若珍宝”。最后，再经由大运河的接驳，一船船瓷器运抵距离景德镇千里航程之外的北京。
由鄱阳湖南行的瓷船，则是驶向江西省会南昌，然后沿赣江而上，准备驮载货物穿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利玛窦形容此处是“全帝国境内最知名的穿山古道”，放眼望去，只见无止境如长蛇阵的挑夫、驮骡、肩舆。从景德镇到广州长达九百里路程，唯一动用陆路的运输就是这一日翻山行程。无数瓷器便是以这种方式，以手推车辗过、在挑夫背上走过这段二十公里的路段。好在有唐代凿山修路铺设的台阶和步道，多少减低了任务的艰辛。
白银则反其道而行。这种白色的金属大量流入中国，从南方口岸翻山向北而去，支付中国的外销瓷器及其他各色消费产品，比方丝织品及漆器。中国自15世纪30年代起采用银本位，因此银价飙高；而银产丰富的国家如日本和西班牙（后者的银源来自墨西哥与秘鲁），正好对中国商品需求不尽。1567年间，单单是梅关一处的关税收入就超过百万银两，征收比例是宣告货值的三十分之一。十年后西班牙美洲白银开始源源流入，税收数字更呈显著攀升。17世纪初期有位葡萄牙商人便如此表示：“白银周游全世界，最后涌进中国，然后就不走了，仿佛这里才是它的天然中心。”西方人加入亚洲贸易，白银不但成为联系欧亚大陆两端的主要交易媒介，也是全球化的货币。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白银作为商品，是“宇宙最大型商贸活动的基础”。追随着白银的足迹，商人也翻山越岭，运载玳瑁、象牙、珊瑚、黑胡椒和香木北去。进入19世纪，一箱箱印度鸦片被英国人运往中国，走的也是同一路径。
在岭峰附近，利玛窦记载，行旅穿越“直接凿山而建的一道巨门”，这是标记江西、广东两省的地界。抵达南麓之后，瓷器再度装船，顺江而下直达广州的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这趟航程极快，耶稣会派驻北京宫廷的教士白晋，1693年只花了二十天便从南京抵达广州，然后历经四年旅途方才回返法国，其间在泰国和印度分别停留甚久。1698年白晋终于再度来到中国，同行带来的伙伴，正是殷弘绪。
第二章 瓷之秘： 18世纪的中国与西方
1685年，白晋与五位数学同行组成法国耶稣会首批来华教士团。白晋本人荣膺康熙皇帝的私人师傅，讲授几何与哲学。他认为这份任务可以增进基督教的传播，因为对耶稣会来说，信仰皈依与学识求知关系密不可分。该会是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两百五十年间共出版了五千六百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
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四百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然而若论背后动机，却主要在宗教，而非为利他或科学：他们深信传布西方知识给中国人，可以同时暗中散播基督信仰的种子。一如利玛窦的解释：“谁若以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对教会的工作无足轻重，就表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口味。如果有益的灵性口粮不先用知性加以调味，他们就兴趣缺缺。”在此同时，利玛窦等人也认为，将有关中国的知识送回国内，可以有助于西方的竞争力与当时世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抗衡。
耶稣会士将欧几里得几何、哥白尼天文学、文艺复兴透视技法和西方音乐理论带到了中国。一位来自摩拉维亚到菲律宾传教的耶稣会士凯末耳，搜集中国植物的干燥样本送回欧洲，日后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建立其权威的分类命名系统，便曾借助这些样本。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将中国制糖技术的模式寄至秘鲁，又将大黄引入欧洲，成为健胃整肠的良方。17世纪30年代，派驻秘鲁的耶稣会士把金鸡纳树的树皮带到罗马，治疗发烧大有奇效。此物是奎宁的主要来源，1658年某份伦敦刊物称它为“耶稣会药粉，疗效绝佳，可治各式发寒症状。”借由阿卡普尔科开往马尼拉的西班牙三桅大船，秘鲁的耶稣会士也将金鸡纳树皮送抵中国。1691年白晋便是用这味药治愈了康熙的疟疾，大得皇帝信任。
“耶稣会药粉”大获成功，次年进一步帮助白晋说服康熙放宽对基督教的管制，允许他们在各省合法建立教堂。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向基督教传道士全面开放，至少在白晋等人眼里，这个“中央之国”的皈依时机似乎成熟了。不久之后他便启程回返法国，招募具有科学、数学和科技等专门知识的耶稣会士共赴中国服务，因为康熙皇帝很想依循路易十四的王家学院模式，也在中国设立一所科学院。殷弘绪和另外九位耶稣会士，便是白晋招贤的结果。1698年3月，一行人在法国西岸的拉洛歇尔登上“海后号”，11月抵达广州。白晋立刻带领这批新血进京谒见康熙，然后一一分派任务。殷弘绪之所以被派到景德镇任职，很可能就是白晋的安排，因为法国宫廷（西方各国无一例外）急于发现制瓷秘方。法王路易十四一如他的那位中国同行，一心也想借由远在世界另一端，而且是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国度来获取知识，并从中得利。
“应许之地”：中国与西方
1712年，殷弘绪写信给法国耶稣会中印传道事务部的司库欧里。信一开头，他就表明自己不辞劳苦地探访制瓷的奥秘并非只是出于好奇心。这个声明，暗示了他和其他正在康熙宫中效力的耶稣会士一样，不论工作的地点是珐琅作坊还是画坊，其实都想专心传道本务，并不乐意另有旁骛。然而他又立刻补上一句：“不过我也相信，有关这个行业的所有细节，对欧洲应该有些用处。”巴黎的上司回复他，来信内容已纳入耶稣会士书刊《益智书简》。此书于1717年出版，想来也寄给了他一部。因为五年之后，殷弘绪再度执笔书写第二封信时，手上显然已有此书。
巴黎方面还通知他，这封信提供的数据仍不够详尽，法国陶匠依然无法照样制瓷。殷弘绪只好重拾旧业，再探制瓷之秘，然而这一回热情已经大减。在第一封信中，他充满了对瓷器与景德镇生活点滴细节的惊讶与好奇；可是1722年写就的第二封信（1726年出版）就只有事实面的报告，笔法枯燥单调，纯粹只谈釉药成分与发色效果。他也谦虚地表示，希冀“本人以下的报告，可以对釉陶工匠小有裨益，即使无法全然达到中国瓷的完美程度”。他也针对釉陶制作提出许多改良建议：比方以马耳他土替代某种中国瓷土、以海棠木替代中国蕨类制作釉药、以柳木或接骨木替代竹子制作木炭、以欧洲本地的滑石替代中国人才懂的一种白垩土成分。他向读信者保证：“有些在中国无法做出来的东西，说不定在欧洲可以轻易达成，只要能找到同类原料。”
殷弘绪的上级把他派到景德镇，显然就是要他担任工业间谍；当然，想来也虔诚地希望他能顺便拯救几个灵魂。他的书信代表着重商主义的经济策略，包括技术转移、取代进口和产品创新三大项，而殷弘绪的瓷器书简正代表了时间上最早、也最精心策划的实践手段之一。他立下的先例更激发了众多后代继起，追求同样的目标。比方曾任伦敦皇家学会主席长达四十二年的班克斯爵士，正是在读了纳入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殷弘绪的报告之后，要求玮致伍德务必派一名陶匠好手前往景德镇一探制瓷秘方。班克斯也建议某位正要出发赴华的不列颠使节，不妨带上“几名有知识的瓷匠与茶匠，可获取大量有用知识，价值无可限量。”
欧里和白晋本身的背景，也透露出殷弘绪任务的本质与背后的脉络。欧里出身权臣世家，祖上在法国政府历任财政高官。17世纪之际，欧里家族也不乏有人在“海后号”的船东法属东印度公司担任主计职务。欧里急于为法国开发出制瓷配方，指示殷弘绪寄些黏土样本回国。欧里家族日后另有一位成员路易伯爵，也与中国陶瓷有密切联系，其兄是法王路易十五的财务大臣。路易伯爵负责监管法国对亚洲贸易，本人收藏中国瓷器，有些更饰有他的纹章。塞佛尔皇家制瓷厂的前身，就是1747年在他协助之下成立的文森瓷厂。还有一位法国贵族利氏男爵，可能也对收藏中国瓷器与制造工法颇感兴趣。他和殷弘绪颇为密切，曾出资协建景德镇教堂，显然是为了纪念他的耶稣会士侄儿利圣学。利圣学与殷弘绪同船赴华，也约于同时住在饶州，于1704年去世。
1697到1698年白晋回国停留期间，往往穿着中国官员的袍褂赴凡尔赛宫，这是法国王公贵族都很熟悉的流行服饰，他们不时举办化装舞会或以类似方式欢度节庆。白晋与高官（如欧里家族）商议，和欧里本人策划，促成了将“海后号”卖给法属东印度公司的交易。当时正值法国对外作战，政府欠缺海外贸易的财力。白晋献策说服了法属东印度公司将其雄图延伸至中国；欧里则负责招募资金。事实证明这笔交易果然利润丰厚：“海后号”此行为股东赚得原投资金额五成的股利分配。
白晋是派驻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最有才干，但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与某个称作“索隐派”的团体关系密切，后者宣称在儒家经典及其他中文书籍中发现证据，证实中国本土的古老宗教和基督教同出一源，因为诺亚的儿子遍布全世界。白晋曾在信中预测：“终有一日，我们会得到这个研究结论，我们将得以证明，‘中国的表意文字’一如埃及象形文字，两者都是大洪水前饱学之士使用的书体。”他甚至相信中国古书《易经》内藏密码，若经破解可以证实自己的信仰无误。这等不寻常的想法，包括中法两国来自同一个文化与宗教身份认同，促成他寻求法国君主协助耶稣会传道任务的动机。
身为中国皇帝派赴法国宫廷的使节，白晋热烈希望两国的关系可以更加密切，透过商业贸易、欧洲科学和基督福音的良性辅助，改善并消弭彼此的歧异。路易十四亲切地听取他的建议。这位全欧最有势力的君王，认为在与亚洲最伟大的统治者来往一事上，自己当然也应压倒欧洲群雄，率先出马。早在十三年前，他已经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了，如今他考虑加派人员，以反制葡萄牙教士在中国朝廷占据的绝对优势。白晋将康熙的礼物呈给路易十四，包括四十九部中文著作以及一套版画。其中一幅，极可能就是法国皇家博韦织锦挂毯厂所绣《谒皇图》的灵感来源：只见天子高居御座，四周是奇花异草、中式宝塔、青花瓷器。
白晋认为康熙有潜力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带领他的整个帝国改变信仰，投于基督门下。他写了一本《中国皇帝画传》题献给路易十四，书中洋洋洒洒堆砌了中法两帝王之间的辉映。白晋以夸张的笔法和甜腻的文辞，向太阳王如此禀告：
我等耶稣会士……竟于天涯另一端得见如此君主，实感惊异万端；法国而外，平生未见这等功业彪炳之王。一如陛下，其人天生异禀、品格贵重，仅此一项，即已堪配宇宙最伟大之帝国……简而言之，如此君主……无疑可称全宇最尊贵显耀之帝王，若非其位其治，恰与吾主陛下同时同在。
白晋还把这份中国帝王传记寄给大哲学家莱布尼兹，时任汉诺威选帝侯的宫廷图书馆长。当时莱布尼兹已与驻北京的耶稣会士热切通信，收到这本书后把它译成拉丁文，收进他1699年再版的《中国最新消息》。
莱布尼兹全心接纳白晋的著作，原因不外于两人都看出中西接触可能点燃的惊人火花。莱氏在《中国最新消息》书中指称，欧亚“寰宇”的两端各存在一个伟大文明，这种地理位置绝非巧合，天意势必要它们相逢，进行重大的文化融合。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是一个“欧洲对体”，或“东方欧洲”；他深深相信，如果不同文化能彼此认识、相互学习，世界大同和平之路必会向全人类展开。总体而言，他认为西方与中国文明是以平等身份相遇，各有长处，“因此有时是他们占上风，有时是我们赢一筹”。双方都有可供对方学习的优点：西方在科学、数学和军事科技方面领先，中国则在“文明生活理路”上拥有绝对优势，也就是律法、伦理和自然宗教。
这种两造平衡的做法，结果却引发另一层后果，重大地影响了日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因为它把中西文化论的焦点领上歧路，也就是专注于所谓各自文化天赋上的不对等。伏尔泰便在其18世纪30年代动笔、1751年出版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中表示，两千年前，中国即已在道德和律法上臻理想之境，可是这个极早的成就，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味“尊古以先圣先贤为师”，却限制了他们在科学上的进步，科学“这类学问，需要时间的累积，以及活泼无畏的禀赋。”伏尔泰由耶稣会一手教育，极为敬重中国，他的书桌上随时摆有一帧孔子画像（或许取自《中华帝国全志》），可是他也在欧洲思想中埋下了根深蒂固的中国形象：一块永远不变的庞然亚洲巨石。对莱布尼兹而言，所谓中国是“欧洲对体”，代表着一种可资效法的美德模范。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中国就已经逆转为停滞不动的僵化社会，务必要由动力十足并自由贸易的西方予以打破并强行开放。
莱布尼兹响应利玛窦的看法，在《中国最新消息》宣称，中国人虽然未蒙恩典得聆基督福音，实质上却已奉行基督教诲。他主张与其派遣耶稣会教士前往中国传教，不如请中国儒士来欧洲传道，好好教导那些不像样的基督徒修身养性。（伏尔泰也表赞同，称赞中国没有那种“要人改教的狂热”真是太好了。只有西方基督教世界才有这种精神折磨。）
不过景仰归景仰，莱布尼兹对现实的认知还是相当实在。中国某些宗教和基督教信仰完全无法兼容，可能只有动用军事武力才能强迫中国人改信基督，对此他深感遗憾。此外他也担心，虽说耶稣会士促成中西双方前所未有的密切接触--英国作者波顿在其17世纪出版的《解剖忧郁》书中称之为“跃越大陆的耶稣会士”，但是他们太过热心的作为，恐怕会导致人类文明的重心倾向中国。
莱布尼兹和耶稣会士闵明我（1638-1712）曾有书信往来，讨论中国造纸和制瓷技术。1689年，他在罗马敦促闵明我 “别老是去想怎么把欧洲事务传到中国，倒是应该多想想如何把中国的卓越发明带进来。否则到中国出任务有什么益处呢。”1690年他写信给一位日耳曼贵族，表示很担忧“我们把太多科学机密交出去（给中国人），总有一天他们会用来对付基督教。”一年之后，他又警告路易十四的使节“一旦中国人透过这些（耶稣会）教士把我们的科学全都学去，欧洲就毫无优势，我们胜过他们的地方就完全没有了。”
莱布尼兹担心，中国一旦从西方学会他们想要的东西，就会“关上大门”。不只如此，中国人还可能利用他们善于制造的专长，接收欧洲的外销生意。这位日耳曼哲人藏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一部是《中国历史、政治及宗教风俗概观》，作者是1659至1664年间曾在中国居住的西班牙道明会教士，中文名亦译闵明我（1618-1686）。这位闵明我的描述更增强了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百般推崇，认为中国就是圣经所说的“应许之地”，所谓世上乐园说不定就在中国。不过莱布尼兹也听进了闵氏的警告：“中国人长于模仿，把他们所见的任何欧洲事物都学得惟妙惟肖。比方在广东一省，就有好几样东西仿得可以乱真，还拿到内地当作欧洲货出售。”
白晋寄给莱布尼兹一张清单，详列“海后号”从广州回航载回的物品，包括人参、乐器、漆器家具，以及皇帝御用“龙瓷”。他写道：“但是我们严肃期望，未来会从中国取得其他更有益于欧洲的事物，才不致因为我们把最好的知识任他们取用，反而变得不如他们。如此，才能真正自您的高见受益。”当然，就上等瓷器的制作而言，双方的平衡关系自是倾向中国一方。一如殷弘绪指出的，“中国人可不曾为取得欧洲玻璃而远渡重洋”，即使他们很欣赏这些玻璃制品。可是西方人却被“欲求、贪婪”驱使，对中国瓷器有着填不饱的胃纳。
“吸金吸银的无底洞”：亚洲贸易与西方
中国观察家包括莱布尼兹以及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贝尔等人在内，都深知中国独霸制瓷一事，使得欧洲各国经济损失惨重。1664年，科贝尔设立法属东印度公司，两年后又下令在比斯开湾建洛瑞安港，作为对亚洲商务的中心。他的打算是凭借法属东印度公司和洛瑞安港，对抗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阿姆斯特丹，全力开发东方贸易，减少法兰西贵金属的流失。荷兰共和国的惊人商业成就，已令欧洲各国大臣深深领悟：若想发展远距贸易，政府就必须在经济和制度两方面推动有益于国家的政策，包括拥有一支商船队、建立专利法体系、支持各种新科技的研发。更重要的是，务必保护本国制造业不受外国威胁。
鼓吹重商政策的人士，以一国金银货币存底与贸易入超来衡量国家财富。当时主流的经济观点认为，把本国钱财拿去支付他国货品对国家是一种伤害。更令人懊恼的是，欧洲人发现中国人竟然对他们的商品既不感兴趣，也毫无需要。1669年，一名派驻广州的代理写信给英属东印度公司众董事大人：“我们想不出可以建议各位运什么东西到这里来，本地人只喜欢银子和铅，其他都不爱。而且，说不定就算你把其他的货都扔下海，返航时船舱也不会少载太多东西。”欧洲对外采购数额过巨，停止贵金属超支外流并立法禁止瓷器、印度棉布（尤其是细棉布和印花布）、中国壁纸和漆器家具等商品进口的呼声四起。重商主义的经济及法律武器，包括限制性关税、特许专卖和政府补助制造业等。
整个18世纪，这类看法垄断了欧洲思想与官方作为。然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却指出，“把政府的心力用在监督本国金钱流量，务必维持在一定数量或甚至增加，是最无谓的误用。”他主张，无论资本如何外流，土地与劳力的年产值（也就是现今所称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实都维持不变。一味执着于守住金银存量，其实是陷于迷思，就好似积攒了“数量惊人的锅子”，只因为这些器皿是铁做的。他强调黄金和白银经由贸易流通到远地异域的好处，以及贵金属的使用可促进多国交易，合而组成世上“伟大的商业共和国”。
进入18世纪晚期，商业成长的巨幅扩张所及，已经涵盖全球大部分地区；亚当·斯密的创新观点正是源自于他对这个历史性现象的观察心得。但是再倒退两百年左右，所谓国际贸易一词在西方观察者心中，却只意味着祸而非福。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孟恩在他的《论英格兰对东印度贸易》中写道，银币“一向是现在也是，各国共通之患……可是在我国，此弊似乎已成致命之疾，因此放声呼救。”英格兰驻印度蒙兀儿帝国大使罗伊爵士，也惋叹他所认为的本国命脉血液之流失：“眼看我国承受着金钱外流之痛，除非能在东方找到一些新贸易拯救这个国度，否则迟早会因为我们自己腿脚无力而使整个国家倒地。”17世纪晚期另一位英国人抱怨，从亚洲来的进口货“有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而且以我国的银元或国库购入时，这个现象更为严重。”法国医生柏尼耶曾在蒙兀儿朝廷服务七年，形容印度是个“吸金吸银的无底洞”--18世纪重商主义者写作时一再引用这个形容，悲呼西方和亚洲各地做生意吃亏太大，几成陈腔滥调。韩威在他的《茶论》里控诉“印度、中国和欧洲交易得利如此之大，可说把我们这半球所有的黄金、白银，包括还没花用的、藏在盆子里的，也都以相当可观的数量吸走了。”
林奈比亚当·斯密年长十六岁，同样激烈反对自由贸易的主张。一如罗伊、柏尼耶、韩威等人，他也视亚洲为巨大的吸血虫，正把欧洲的财富吸走。林奈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以本土取代进口，因此汲汲于搜集全世界植物，希望有朝一日天寒地冻的北极圈内的拉布兰地域，也可以转变成波罗的海的东印度，自产糖、茶、丝、棉、鸦片和肉桂。他写道，“我认为再没有比关闭（对中国的）门户更重要的事了，欧洲所有白银都从这扇门消失。”更何况白银大量运走，不为别的，竟是为了“干掉的梗叶、蚕吐的细丝”。他向自己在亚洲的众通信者呼吁，请从中国带回“一盆茶树”，以及“一撮未经垦过的原始瓷土”。林奈对中国的不屑怒气，在他订购的一套餐器于运送途中破损，以及另一套虽安然抵达，所用的红色装饰却不如他的意之后，显然更加升高。
在许多西方观察人士如林奈的眼中，把自家的贵金属就这样掷入瓷器、棉布和香料之类的无底洞，实在浪费得不像话。17世纪中期有位英格兰人士忧心地指出，竟把“好好的白银、黄金，去换中国来的破瓦、烂布、草药。”英格兰小说家费尔汀也认为，把钱花在瓷器上，显示幅员广阔的大帝国陷入腐败奢华--“左手进、右手出，从这个印度群岛取得的金子，立刻就花到另一个印度群岛上去。”法国剧作家梅西耶描写巴黎生活风情，同样提及高价购买中国瓷器或欧洲仿制品的愚行：“瓷器真是败家的奢侈品！随便一只猫，脚爪稍微碰一下，造成的损失更甚于八亩土地的损失。”1755年有位法国作者也抗议，漆器“每年令巨额金钱流出欧洲，全被遥远的亚洲吸光……（西方人冒着无数危险）就只为了替他们的国人取得一些上了漆釉的木头，而且这些玩意随随便便就会被不小心刮伤。”法国专家眼见银元大失血，觉得是他们国家特有的问题--18世纪时，法兰西自亚洲进口的货品主要来自中印两国，除去极少比例之外，都以美洲白银支付，白银来源则是法国船只赴亚洲时在南边西班牙港取得。
若说所谓货币外流的现象，其实理论甚于实际（如亚当·斯密所主张），进口货物本身造成的伤害威胁，对生意人及工匠而言，却真实、立即而剧烈。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将采购焦点由香料转向制造业成品，国内抗议亚洲商品的声音愈发高涨。17世纪晚期即已独霸香料贸易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此时却看见自己的地位快速下滑--这个趋势预告了荷兰在印度商业势力的消融，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而英属东印度公司正是至终英国得以接管印度次大陆的根基。
回到1670年之际，香料占荷属东印度公司营收的百分之五十七，三十年后的1700年已降至百分之三十七。此时欧洲市场已供应过剩：胡椒价格大跌，荷属东印度公司只好砍去摩鹿加的丁香树以控制产量、保持利润。一如该公司某位董事所言：“我们发现每年的丁香产量，显然是全世界消费量的两倍。”进入17世纪后期，荷属东印度公司甚至被迫把一包包丁香当成股利发给股东，此举不但招来抱怨，同时也证明公司无力处理不断增加的生产过剩问题。173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再无他法，只有用上火焚存货这招，烧掉了储存在阿姆斯特丹一间仓库里高达五十万公斤的肉豆蔻，带着香甜气味的烟雾遮蔽了阳光，席卷全城。亚当·斯密认为这件烧毁自家存货的行为，正足以证明就长期而言，政府专卖最终是不利自己的，必定招致失败而无利可图。
早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之始，亚洲香料进口就已经刺激欧洲产生了一个新兴的消费者市场。因为香料是热带原产，无法在温带种植，欧洲人很高兴终于能够取得香料，尽管某些清教徒忧心这种诱人的产品会对当代道德产生不良影响。可是结果显示，香料市场是一个没有价格弹性的市场，每户人家、每个厨子对胡椒和肉桂的需求有限。亚洲制造的货品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会造成连锁反应，对欧洲的经济、社会影响深远。异国商品激发了本国生意人和工匠的反感，刺激了产品与科技创新，同时一点一点地改变了众人对阶级地位、公众行为和生活水平的看法。
于是18世纪尚未结束，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特色已经变得极为鲜明：为了追求利润，实业家与贸易商不断制造出新东西，消费者社会也着迷于新奇产品与新鲜快感。一个手上有钱的群众，带着无底的欲求，追求昂贵、时髦的装饰物，作为衡量自身社会地位与自我评价的准绳。奢华消费向来只是上层阶级的专利，用以区别他们与庶民的不同身份。银器、华服、盛宴、豪宅以及穿着华丽制服的仆从，都是权贵身份的表征。可是随着亚洲商品的狂热流行，在大量进口的推波助澜下，物价稳定下滑，较低的社会阶层也首次开始可以进行外显、炫耀式的消费了。
欧洲人汲汲于以白银换取亚洲商品，也促成另一项极其戏剧化并长久的后效--时尚之轮开始高速旋转。当时有位英国人指出：“从最时髦的公子哥，到卑下的厨婢，人人非印度棉布不穿，觉得只有如此才配得上其人其身！同样地，也只有印度屏风、印度家饰、中国橱柜和中国漆器，才能满足他们。”17世纪30年代整整十年之间，英属东印度公司进口了十五万件印度棉制品；五十年后，已跃升为每年将近三百万件。棉布大受欢迎，因为毛料的花色不多，穿用不便。有了棉布，衣着与家饰用料，包括彩绘帘幔、床单床罩、家具装潢和壁纸壁饰，都开始以轻盈便捷为尚。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进口策略，就是以亚洲纺织品满足时尚需求。1681年寄给印度代办的信中明确指示：
请注意，根本不变的大原则就是：每年尽可能变换丝品的花色。因为即使料子较差，只要是欧洲从未见过的新样，比起料子虽好却是去年的旧款，英格兰还有法兰西甚至全欧各地的仕女，都愿意付上两倍的价钱。
事实上，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迎合时尚流行的做法，曾引发有关重商主义、产业创新和社会秩序的辩论。主张该公司有理的一方，声称消费和时尚两者皆为目的，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繁荣具有同样必要的正当性。1728年有份论述东印度事务的匿名文宣甚至主张，亚洲进口商品带来的时尚挂帅现象，应视为一股自然力量，是对人类需求的响应：
人的品味喜好，一如自然的其他部分，天生需要有所不同和变化。空气是我们生存之所系，但如果没有新鲜空气的供应和流通，就成了致命的毒气。而东印度公司所特有的商品，其花色、品质，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以企及……时尚与风俗，是的，以及所有事物的本质，都已经认定东印度商品的高价值是欧洲各国不可或缺。你无法限制人使用它们，正如不可能限制人吃饭、穿衣的天然需求一样。
听在西方本土制造商与工匠耳里，这类说法简直虚伪，至少是纯属理论。生计遭受威胁之下，他们展开反击。伦敦的丝业工人面对印度进口棉布涌入的压力，开始觉得大事不妙，1680年，他们攻击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伦敦总部办公室。他们忧心恐惧，部分原因出自印度棉布显然比自家产品好上太多，因为前者经过处理，下水不会褪色，英国的染色料子却一洗就褪。1686年，法国下令禁止进口印度花布；1701年英格兰也颁布同样禁令，1678年英格兰甚至立法只准以毛料裹尸。1720年更追加不准穿用印度布，而且一直到1774年才终于解禁。这项禁令还激起了几桩“追杀印度布”的暴力事件。暴民高喊“印花布！印花布！织工！织工！”甚至在街头骚扰竟然胆敢穿这种禁布的妇女。讽刺画家吉尔雷1802年的彩色版画《穿棉布衣裳的好处！》也流露出类似的愤憎情绪：只见一名胖太太身穿印度花布衣裳，不小心扫到壁炉着火，吓得一旁的友伴大惊失色，满桌的中国瓷杯瓷碟眼看也要跌到地上粉碎了。
17世纪后期，中国手绘壁纸开始在伦敦发售，英国工匠马上起而仿效，开始在他们的产品画上“精美的印度人物”（1693年刊登于某家刊物的广告词），并且立即抗议中国壁纸的进口。东亚进口的漆器家具更令欧洲工匠憎忿；漆树原生于中国、日本，漆料是天然聚合物，作为丝、木与竹器的涂料，其色黝黑、密不渗水，深受两国珍视。漆器制作，多以刀剔、色染或螺钿银镶为装饰。
利玛窦或许是第一位建议欧洲取得漆器技术的欧洲人，“进口这类树漆，可能开创一番获利可观的事业，可惜及至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朝这方面动过任何念头。”漆汁和漆树虽然无法进口或移植欧洲，法、意两国的耶稣会士却依然尽职地发表有关中国漆器制作的报道，时间就在殷弘绪出发前往中国之前的几年。他们建议欧洲工匠可以用清漆和其他涂料替代，并以油烟上色。耶稣会士的态度比道明会士闵明我乐观，深信西方人见了中国来的任何东西，都有能力模仿得惟妙惟肖。
及至17世纪后期，伦敦和巴黎两地的工匠都已经在生产复制版的漆器家具，同时也展开游说，以对抗东亚进口的商品。1700年伦敦一家专门制作漆器仿造品的公司愤愤表示：“近年来有些商家在伦敦定做之后，把各种橱柜的花色和式样送到东印度去，每年再从那里大量运回……全都是依照英国的流行趋势制作。”不久，这家公司就要求政府对进口漆器课以重税，因为“大批日本货即将由东方运到，不但会毁了英格兰的对日贸易，也将大大妨碍我国漆器对全欧洲的运销。英国漆器出口是我王陛下关税业务一大成长动力，东方漆器进口却是一大阻力。”
1700年“海后号”运载了一百八十箱瓷器以及更多的漆器返国，后面这类主要是屏风、盘盒和小柜。数量之多，巴黎人开始把漆器称为“海后”。法国的家具业者说服政府禁止漆器再度进口，不过显然未见成效，走私猖獗一时。某些上层社会人士鼓励法国本地进行仿制，路易十五的族兄孔代亲王波旁更出资成立漆器家具工坊。波旁也支持瓷匠契若的工厂，后者曾实验将漆料涂于陶瓷器的表面。路易十六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 安东妮特，订制漆器家具和饰以假漆的瓷器。皇家瓷厂塞佛尔为王后制作了一对纯为炫技的高难度瓷瓶，表面涂以仿漆，两个把手则是铜鎏金的中国龙昂首升腾。
1719年出版《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对国际贸易的灵通不下于他的同时代人。在他笔下，一名真正的商人，是“寰宇型的学问家，不靠书本而通各国语言，不用地图却谙熟地理民情……他的出海日志与贸易航程描画了世界的轮廓”。这段描写，可谓先行于亚当·斯密对“大商业共和国”的高度看重。不过，笛福虽然相信海外贸易令不列颠国兴隆，同时却也担忧对国内工业的不良影响，因此他斥责购买进口奢侈品的行为。1713年他为一份流行刊物撰文，形容伦敦街头已因外来商品扭曲变形，充斥着“没有价值的无聊玩意儿”，这种沦丧转变，令人想起旧约以斯拉（三章十二节）描述的光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老字号的布料和毛料批发商只能躲到后巷栖身，因为全被出售髹金漆盒、花俏茶壶与各式茶具餐器的贩子抢占了地盘。看在笛福眼里，时尚陀螺旋转的速度年年加快，一味迎合短暂的消费者胃口，却毁害了殷实的产业，大伤国家的道德体制。
笛福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极力诋毁中国，甚至指名嘲弄中国闻名世界的瓷器。《鲁宾逊漂流记》出版后大卖，不到四个月即推出续集，这一回主角更远赴中土。书中主角鲁宾逊鄙夷当地人，称他们是群“不值得一顾的无知家伙、卑污低下的奴隶，只会屈膝顺从一个刚好也只配统治这样一群人的政府”。像这样退化低等的社会，怎么可能制作出胜过西方的瓷器？有人带鲁宾逊去看一座据称全系瓷制的宫殿，这却更坐实了他的偏见：“我一见，根本不成玩意儿……就只是个木板屋，或者依我们英格兰的称法，板条加灰泥筑成的房子。不过那些灰泥倒的确是中国瓷，也就是说，是用制作中国瓷的黏土抹上去的。”可见，所谓中国人“擅长制作陶瓷”的名声，根本就是骗局，让一些容易上当的外国佬听信不疑，人云亦云传得好似真的一般。
笛福如此诽谤中国和中国瓷器，足见他顽固地坚信：不管是基于道德或是商业理由，大家都应该爱用国货并拒用进口货。鲁宾逊遭遇船难，却靠足智多谋得以存活，就是最佳例证：在那热带岛屿的一人王国，他一切自给、自制、自足，甚至连几只类似瓷质的锅子都造出来了，“烧得再硬实也没有，其中一只更用砂抛光美美地上了釉。”（笛福曾投资砖厂，对陶瓷颇有一些认识。）他又写过评论毛料生产的文章，认为实实在在的英国平织呢料“比丝更好”，因此国人真的不需要“跑到印度和中国，买那些全世界最不足道、又最愚蠢的垃圾了”。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夸口，意味着他否定并谴责每日在伦敦街头所见的景象。根据1725年一位法国来客的观察，英格兰贵妇和淑女“依季节穿着东方的华丽丝绸或轻软棉布，毛料女装极为少见”。
就进口品代替方案与产品创新性而言，瓷器与其他商品完全不同。正如笛福的体认，棉与丝确实有必要跑到印度和中国采购，因为英国无法种植这些织品所需的植物--不过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进口棉花，在本地进行织造。同样地，漆器与茶叶也必须仰赖进口。19世纪印度东北开始大规模栽植阿萨姆茶之前，英国完全依靠中国供应茶叶。至于漆料来源，欧洲工匠只能找到二流的替代品。唯独瓷器，是西方人唯一有希望可以在自家境内生产抗衡的重要中国货，不仅复制，甚至可以逼近原件。这正是笛福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的背后缘由，眼见中国瓷在欧洲的地位如此崇隆，他坚持欧洲人应该自行创造欧洲版的瓷器。
瓷王：萨克森尼的奥古斯都二世
当时攻讦亚洲货品的人，心中的最痛，就是以白银交换异国情调的织品与瓷器。此事之所以得到他们最大的关注，是因为这两项商品不但进口量最大，而且比起壁纸和漆器，公开亮相程度也最普遍。数以百万计的瓷器涌入欧洲，日耳曼学者暨科学家契恩豪斯指出：“诸如中国瓷之类的对外采购量如此庞大，对国家造成损失之巨，务必设法回避。”
他指责中国瓷是“萨克森尼的吸血瓷”，因为大量财富都流向中国而去，尤以西班牙美洲的白银最甚。他对这个问题相当熟悉，因为他服侍的对象，萨克森尼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外号“强王”，就是个狂热的瓷器藏家，同时也拼命想破解制瓷的秘方。
这位波兰王染患了亚洲奢侈品反对者口中的“瓷器热症”，就像高烧般发狂地想要拥有瓷器，而且是最出名、最显赫的患者。他派驻荷兰的代理，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拍卖会上为他购下巨量的中日瓷器，一车车、一船船运回德勒兹登。奥古斯都甚至梦想出一些超出瓷质能力范围之外的庞大计划，比方说建造一座全部由瓷烧成的宫殿，包括墙壁、御床、御座，以及一间瓷造的小礼拜堂，搭配瓷制讲坛、风琴和圣坛。他还亲自担任模特儿，让瓷匠塑制自己真人尺寸的骑马英姿。他委制了十二门徒的瓷像，烧制时需要大量内外支撑才不至于倒坍。
奥古斯都二世手下的陶匠以皇家园林豢养的动物为范本，制作了四百件真实尺寸的瓷像。其子奥古斯都三世继承王位后，也继承了其父对瓷器的热爱。1753年一位英国来客形容德勒兹登的这批陶瓷众兽：
下一项奇景是瓷宫，因建筑风格也因全以瓷器装饰而命名……有许多瓷制的动物像，狗、狼、熊、豹、猴和松鼠等等，有些甚至和实际尺寸一般大。还有大象、犀牛，身量如同大狗；又有各式各样的鸟禽，包括公鸡、母鸡、火鸡、孔雀、雉鸡、鹰隼、鹦鹉、异国珍禽……二楼有两座大理石壁炉，各以将近四十件大型瓷像为摆饰，造型有鸟有兽也有瓶罐，最高超过二十英尺，硕大无朋却栩栩如生，不但无与伦比且令人叹为观止。
众鸟之中，更突出的几件是梦幻鸟，其中一只综合了西方金鸡与中国凤凰的特征。波斯特尔斯威特思索这处奇幻的动物世界，在他的《寰宇商贸字典》里写道：“世称‘大帝’的普鲁士国王陛下腓特烈二世，有时称他这位波兰兄弟为瓷王。”
中国瓷在欧洲的辉煌事迹甚多，最知名的例子就是1715年奥古斯都二世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之父腓特烈·威廉一世做了笔交易，把六百名萨克森尼龙骑兵换了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这些瓷瓶都有盖，几乎高达一米，从此被世人称作“龙骑兵瓶组”。被波兰王卖到他国的骑兵，编入普鲁士（即日后的日耳曼）陆军，组成萨克森尼九十四步兵师，绰号“瓷器兵团”。这支番号劲旅的最后重要一役，是1942至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之役，当时他们依然佩戴着代表奥古斯都二世身为神圣罗马帝国元帅的纹章：双剑十字交叉，亦是麦森瓷器的标记。（见图五）
奥古斯都二世身后，遗留了不下35798件瓷器，约有半数产自他的麦森瓷厂，另外一半则来自中日两国（全以“东印度瓷器”之名登入他的皇家账册）。他把自己在德勒兹登的藏品全部收在日本宫，该宫钟楼内的那口大钟也是瓷制。此宫原名荷兰宫，购自萨克森尼重臣佛莱明伯爵。1726年，佛莱明伯爵想把自己名下宇毕高宫的橘园也售予奥古斯都二世，后者的回复等于做了一个精准的临床心理分析：“你难道不知道，瓷器如此，橘子亦然？也就是说，但凡患了这类瘾头的人，从不认为自己已经搜集够了，总觉得还需要更多！”所幸选帝侯可以同时满足自己的两大癖好：在他的德勒兹登宫花园里面，他把一株株爱橘种入一只只爱瓷内。
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狂热，与契恩豪斯对科学的爱好不相上下。契恩豪斯才智过人、兴趣广泛，似乎对当时欧洲的智慧观点无所不知。早岁在荷兰共和国莱登接受高等教育，研读自然科学与医学。17世纪70年代，契恩豪斯与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大哲（同时也是透镜工匠）斯宾诺沙有书信往来，并将斯宾诺沙《伦理学》中的激进宗教思想转告莱布尼兹。契恩豪斯在伦敦与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共同进行科学实验，不久，科尔贝便聘请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学者前来巴黎教导其子数学。在科尔贝的帮助下，契恩豪斯开始将自己的科学知识转为实用，导向新科技的开发。
发现土星环并首先将摆锤原理用于时钟的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指导契恩豪斯磨制玻璃镜片，这是门要求最为严格精确的科学工艺。契恩豪斯善用这项知识，使用大型聚焦镜为陶土加热，并因此为自己带来殊荣：成为首位名列法国科学院的日耳曼科学家。1682年，他的声誉日广，与莱布尼兹一起出版刊物《博学通报》。瓷器的制作，当时称作“秘方”，当年他在莱登念书之时即已引起契恩豪斯的注意，而莱登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中国瓷最为泛滥的荷兰国中央。17世纪90年代起契恩豪斯为奥古斯都二世效力，首先实验以光学镜片达到烧瓷所需的高温。接下来又投入年月，致力探讨瓷器本身的性质，使用各种矿物和黏土，决意发掘出最正确的配方。
1694年，莱布尼兹的秘书造访契恩豪斯在德勒兹登的实验室，看见他已配出一种蜡般的类瓷材质，不禁艳羡不已。几年之后，大科学家又偷偷取得了荷兰代夫特陶匠以及圣克劳陶厂的技术（后者位于巴黎西郊通往凡尔赛的路上）。一如当时其他许多人脉良好的绅士，契恩豪斯无疑也有机会参观路易十四之子--王子路易的乡间府邸。王储收有一些瓷器，是1686年暹罗国（今泰国）派使送给法王的礼物，那队使节团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路易王子的收藏还包括大约四百件青花瓷和几座称作“暹罗宝塔”的瓷塑，以及玛瑙器皿、水晶和日本漆器家具，并特别把他的青花瓷摆在蓝银布面的座椅和卧榻之间。
奥古斯都二世采购大量瓷器，契恩豪斯又到处参观进行研究，花费必然相当可观。在如此不知节制的庞大开销之下，选帝侯的财政大臣几乎被主子整得心神交瘁，不禁大发牢骚：“瓷器，真正是令萨克森尼淌血的血碗。”奥古斯都二世雇来发掘中国制瓷秘方的炼金术士，称瓷器是新的“白金”，可谓意味深长。然而，尽管波兰王的挥霍无度不下于基督教世界其他任何君主，但最后事实证明，他比当代其他看似更启蒙、更明理的人都更具长远眼光，愿意投下大笔金钱从事有系统的瓷器研究。1709年3月，契恩豪斯的助手炼金师博特格禀告奥古斯都二世，他已经烧出瓷器--博特格可以独揽大功，因为契恩豪斯已于五个月之前去世。奥古斯都二世大喜，下令在一件瓶子上画上自己打扮成中国皇帝的模样，凝视着旗下的麦森瓷厂。
奥古斯都二世下令，日本宫内的壁面一律以亚洲瓷器布置，背衬着一墙墙“精美华丽的东方丝缎壁布，上面绘有印度大君或绣着金色飞龙；或是耀目的印度镀金壁纸，清楚而精细地画上各式中国宝塔。”他还委人为他的瓷兽展间的天花板绘制了一组壁画，其实是为了宣扬麦森瓷器优于其早期藏品的主要来源--日本瓷，以示本国产品创新、足以取代进口之效。依照他的构想，画中第一个场景“要显示萨克森尼和日本正在为两地瓷器孰优孰劣争执不下……司智慧、工艺与发明的女神密涅瓦，优雅慈蔼地将奖赏颁到萨克森尼手中。日本又气又妒，立刻将远道而来的自家瓷器打包装上原船。”事实上只有在此梦幻奇境，奥古斯都二世才会容许瓷器溜出他的掌心。不过这组画的用意，基本上和1619年里斯本陶匠向菲利普二世夸耀其“香客瓶艺术”的心声并无二致：借由仿制原件，西方人已经造出自己的瓷器，可取代一向以来必须仰赖亚洲进口的高价瓷。
个性刚愎、迷恋瓷器不可自拔又拥有无比财富的奥古斯都二世，却走在时代之前，领先认知了科学与工业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且更进一步，体认出两者协同运作的背后，必须有政府的强力奥援。他的作为，正是日后波斯特尔斯威特所鼓吹的方针。这位英国作家高度赞美亚洲商品的精良，尤其是孟加拉国麻布、日本漆器和中国瓷器，同时却也悲叹新世界的白银大失血流入亚洲。他认为改进西方商业首要之道，在于“王公贵族的支持惠顾”，也就是说以现金鼓励新发明、新发现。他对各国君主与实业家的“陶瓷建言”，主要基于赫德所收的《中国益智书简》，以及根据他的了解--本国工匠依照殷弘绪的报告已经达成的良好进展：
总的来说，尽管就任何机械或制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