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在会上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首先说明了缩编和取消3军团番号的理由，接着谈了对这支部队的感情，不过他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说出来的。据王平上将回忆，彭德怀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们批评和谅解。不过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说是‘骂’出来的吧！”对于这支带起来的部队，彭德怀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红3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的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你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彭德怀的讲话，使大家对他更加敬重。但是因为时间仓促，没有很好地展开讨论，这为后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1、红15两个军团，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陕甘支队整编为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军团下辖3个师，1师师长陈赓；2师师长刘亚楼；原3军团的部队编为红4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第10、第11、12、13大队分别编为3个团，红10团团长肖桂，政委杨勇；红11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红12团团长文年生，政委苏振华。军团还直属两个独立团，由陕北红军和13大队编成。这次整编以后，再也没有再恢复红3军团番号。
彭德怀把自己带出来的红3军团合并到红1军团，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成了他的一大阴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彭德怀在《自述》中解释说：“为了照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历史，必须保存一军团。我提议部队进行缩编，取消三军团，充实一军团。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我坚决执行了缩编计划，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这些事实也是‘只顾个人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吗？难道这也是‘伪装’或‘阴谋’所能解释得了的吗？”
红军整编，原3军团干部与1军团干部之间产生矛盾
整编的命令颁布以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派了一部分干部到3军团工作。上任以后，原红1军团干部根据自己的判断，向中革军委报告要求在原3军团所属部队中整顿纪律，中革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却引起了原红3军团官兵的极大反感。王平回忆说：“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第二纵队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他的这一说法在彭德怀、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都是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两支部队已经在红一方面军的大旗下共同战斗了5年，为什么红一军团的干部会对红3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而要求对他们进行纪律整顿呢？后来位列开国大将的黄克诚和位列上将的王平认为可能有3个原因：
一是红3军团当时确实比较窘迫。据王平回忆：红3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时军，掉队人员增多，部队情绪不是很高。
二是红1军团干部不习惯红3军团的作风。据黄克诚回忆：那时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1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红3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而从红1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却有时自顾改善伙食，让红3军团的人看不惯。
第三个原因是原红1军团的干部对原红3军团干部的不尊重。王平上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1军团调到第2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红3军团那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11大队政治处主任（据笔者考证，当时11大队没有编政治处主任，只有党总支书记），就是从1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王平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有时还拿纵队的指示来压王平。他抓整顿纪律很积极，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他就提出应该开大会批斗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纵队领导汇报。纵队领导打电话找王平，王平很生气，在电话中讲：“是政委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政委？要么把我调走，要么让他当政委，我当主任，我服从他的领导，像现在这样，这个政委我当不了。”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知道后对王平说：“你们还是开个会，把开小差的问题讲讲。”谁知在会上意见分歧，连长阮亭反倒被抓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1军团来的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政治保卫机关甚至提出来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做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待。
矛盾激化，原红3军团干部受到压制打击
然而，尽管有黄克诚、王平等红3军团的干部不断地抗争，红3军团干部在整编中还是受尽了委屈，以黄克诚、张爱萍、王平、邓桂清和管理科周科长等人为代表。
黄克诚是受压制的代表。由于他反对在整编时进行纪律整顿，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一军团的，可能是罗瑞卿）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最后改任政治部保卫局下面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裁判所所长。
张爱萍是被撤职的代表。据他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记载：长征后期，张爱萍任政委的3军团红13团划归1军团建制。一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红13团驻扎地离会场远些，张爱萍带人进会场稍晚。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张爱萍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什么你们你们的！”张爱萍一听就火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于是，他脖子一梗，反问道：“是以先到为准，还是以表为准？”两个人当场就干起来了。当时，毛泽东、朱德都坐在主席台上。很快张爱萍就付出了代价。从会场回来后，军团就打来电话，要调他到军团政治部工作。张爱萍问去做什么，对方回答当统计干事。张爱萍撂下一句“要撤老子就明说”的话后，就把电话筒给摔了。但是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张爱萍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就到军团政治部报到去了。王平50多年之后说：“在干部安排使用上原红3军团的同志是有意见的，如把熟悉3军团部队的一些干部调走，象张爱萍这样有能力的被安排到军团政治部当干事……都是不合适的。”
王平是奋起抗争的代表。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后，部队在套同一带休整。休整期间，红1军团开了个运动会。红4师政委彭雪枫亲自给部队作动员，强调指出：“开运动会主要是搞训练，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本位主义，不要搞锦标主义，要实事求是。”各团都按照彭雪枫的要求进行了再动员，但还是出了意外。运动会的项目有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文化训练，搞墙报、唱歌比赛，还有射击、各种队伍动作的测验竞赛。谭政当时是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管政治测验。比赛结束后，他对红11团政委王平说：“这次测验，你们团平均90分，分数最高。唱歌、墙报也是最高。”问题出在杨勇的红10团。本来杨勇的红10团射击成绩最好，但师参谋长陈士榘在统计时，把分数算错了，总分比例多算了百分之零点几。这个问题被军团领导发现后，抓住不放，说是搞锦标主义。结果不但把红10团的射击第一取消了，而且把红11团政治测验成绩压到80分，只给了个文化娱乐（唱歌、墙报）的第一。还在军团的报纸头版上刊登报道，大字标题是：“四师搞锦标主义，企图夺取大会优胜。”报纸发到4师，红11团政委王平一看就火了：我们红11团、红12团都没有什么锦标主义表现，怎么能点整个红4师的呢？于是，他当着师政治部主任舒同的面，把发下来的报纸全烧掉了。他还对舒同说：“这报纸发到部队不会引起好结果。”不久，王平遇到了军团长林彪，就这件事情再次谈了自己的看法。可能林彪认为这件事确实做的有点过，后来还派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专门到4师做了解释。
红11团团长邓桂清叛逃。1936年元旦，红4师奉命到韩城去搞敌人一部电台。到了韩城没搞到电台，部队于是再返回驻地宜川。因为来时红11团是前卫，往回走时变成后卫，红11团团长邓国清和政委王平各带一个主力连在后边。从长征到湘桂边，邓桂清就开始动摇，直到陕北以后还是信心不足，特别是对编到红1军团很不满意，所以王平对他比较注意，坚持让邓国清带部队在前边走。第二天天亮在团部宿营地，王平起床后叫警卫员请团长来吃饭。警卫员说，听站岗的战士讲，团长一夜没睡，快天亮时他告诉警卫他到1连去看看，说1连打土豪有肉吃。王平听后立即给1连打电话，才知道邓国清没去1连。王平一想这可坏了，准是开小差了，但他已经走了几个小时，早进国民党统治区，派人找也来不及了。后来王平才知道，邓桂清在前一天从供给处要了100块现洋，跑回湖南老家做买卖去了，时间不长就混不下去了。西安事变后他又到南京去找叶剑英介绍他回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山东军区罗荣桓处工作，不久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当特务，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被处决了。邓桂清叛逃这件事情影响太大，红4师对红11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政委王平调任师政治副主任兼组织科长，遗缺由政治部组织科长李志民接任，罗开桂任团长，后来军团又派郭林祥来红11团任总支书记。
周科长是被处死的代表。据黄克诚回忆：当时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审判。黄克诚实在不忍心，就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在场，把讲情的黄克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还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而周科长也被保卫部门给处死了。
在这种形势下，原红3军团干部一度处于恐慌的情绪当中。据王平回忆：到达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他时，神情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谢嵩还对王平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不过在这场整编中，原红1军团派来工作的干部也有因为误解而受委屈的，这就是曾经在原红3军团所属第二纵队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在延安整风时，有人说罗瑞卿在第2纵队乱杀人，其实这也是冤枉。据王平回忆：罗瑞卿在第2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掌握政策基本上还是稳的，审判处刑的事都是由保卫局或保卫分局负责的。当时的保卫机关相当神秘的，它是独立单位，不属于政治部管辖，政治部也不能过问。当时说罗瑞卿乱杀人，还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曾当过红3军团管理科长的胡宝全，一个是曾当过团政委的胡正国。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被杀。胡宝全是在受到敌人骑兵追击时实在走不动，又没有担架，王平给了他10块大洋把他送到后山逃命去了，以后他在老百姓家教书，王平到延安后还收到过他的感谢信。胡正国活到解放以后，原红3军团的张震上将到平江视察时还见过他。
“恢复红3军团”只是一个谣言，最后林彪给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实行“反蒋抗日”的方针，决定实施东征战役。根据这次会议部署，1936年2月20日晚8时，红1军团以红2师为前锋，红4师、红1师、红15军团81师随后，从沟口实施渡河，开始对阎锡山作战。
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时，中央提出了一个“猛烈发展红军”的口号，同时还流传一个消息，准备把陕北的81师与红4师合并，东征到山西后恢复红3军团。这个传言出来以后，原红3军团的干部听了都很高兴，红4师还以政治部的名义，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恢复红3军团”的口号，并向部队作了动员，从干部到杂务人员都要积极参加扩红运动。到山西以后，红4师积极扩军，吸引不少地方优秀青年入伍。
后面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印证了原红3军团干部想恢复红3军团的想法。3月下旬，红4师按照上级命令，攻击山西省比较富庶的洪洞县，因为只要能打开洪洞，红军在山西就有了个立足点，东征就可以坚持时间长些。但是洪洞城防坚固，红4师部队久攻不下，伤亡很大。这时，师长陈光和政委彭雪枫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彭雪枫政委在前边命令吹收兵号，陈光师长却命令吹冲锋号，俩人当众吵了起来。当时的情况是，红军只靠机关枪掩护，是不可能打下洪洞县城的，最后还是撤出了战斗。
后来，有人说彭雪枫当时可能是给要恢复的红3军团留点种子。其实这也不能怪彭雪枫，这种情况不仅原红3军团有，原红1军团也有，因为刚到达陕北，各师团干部尽量保存实力，都避免过多伤亡。中央要加强陕北红军和红15军团，从红1军团调干部，红1军团领导不愿意给。在东征战役结束以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批评了红1军团的本位主义，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作了自我批评，原红3军团干部彭雪枫、王平等等人也联系自身情况作了检讨，说打仗时些瞻前顾后，争打硬仗恶仗的思想不如以前。
对于红3军团的干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曾经有个评价。据王平回忆：“红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林彪找我谈话。他说，过去对红3军团的干部不太了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红3军团的干部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他问我回到红4师当政委怎么样？我说我在那个部队太久了，能分到一个新单位，到一个新环境去锻炼更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中央确定杨勇去红4师当政委，我到陕北红27军当政委。”
抗日战争开始后，所有部队进行缩编，以原红3军团为主的红4师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676团，团长李天佑，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威风。原红3军团的将士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授衔时，原红3军团的干部被授予元帅的有彭德怀，大将的有黄克诚，上将的有王平、李聚奎、李天佑、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张爱萍、周桓、钟期光、唐亮、彭绍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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