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朱敏，想要将朱敏送到延安去和朱德一起生活，但她的外婆和姨妈舍不得，于是就没有去，后来外婆和姨妈害怕她的身份被发现而遭到迫害，就决定将朱敏送到延安去。
于是1940年的10月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十余名包括朱敏在内的和父母失去联系多年的革命后代在几名警卫的护送下去往延安。这一年的年底，朱敏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父亲。
这是朱敏和朱德实际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毕竟朱敏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记忆，脑海中并没有父亲的任何记忆，而朱德也只是见过襁褓中的小朱敏。
当真是血浓于水，尽管他们之间的相见隔了14年，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的隔阂，如果忽略两人眼中的热泪，仿佛他们之间从未分离。
不过让朱敏有些难过的是，她在成都的生活是快乐的，身边有外婆、姨妈和表妹，而到了延安，尽管和父亲团聚，但朱德太忙，不是外出参战就是不停地工作、开会，父女俩鲜有认真聊天的时间。
而且让朱敏奇怪的是，她到延安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和她一起到延安的表妹都已经去学校读书了，但朱德既没有安排她去上学读书，也没有让她参加工作，甚至参战。
她不知道父亲对她有什么安排，她想问，但看到朱德总是那么忙，又不想去打扰忙碌的父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1月底。
有一天中午，朱德回到窑洞中，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介绍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书给朱敏看。朱敏认真地翻看了起来，看完之后就用眼神询问朱德，她不知道父亲给她看这本书是什么意思。
朱德怎么会不知道朱敏想问什么，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朱敏：“你给爹爹说说，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这是朱德第一次这么认真和朱敏谈论未来，而朱敏为此并没有做什么准备，或者说她压根没有想过这件事，在她看来，父亲打仗，她也去打仗，就是这么简单，于是她笑着说：“和你一样，当八路军。”
这个回答似乎在朱德预料之内，不过，他又继续问：“朱敏啊，你知道打完仗以后还要干什么吗？”
这个问题让朱敏一愣，显然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应该说当时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么远，毕竟抗日战争还在继续，谁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更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能得到解放。
但不知道不代表可以不去考虑，因为战争总会结束，人民必将解放，这是所有革命者所期待和为之努力的，一定会实现，而实现之后，就必须考虑国家的富强。
15岁的朱敏想不到这些很正常，朱德也知道太难为女儿了，于是直接说：“打完仗，我们要建设新中国，那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才……”
而这样的专业人才需要去学习，这就是朱德想要告诉朱敏的。朱敏也想去学习，将来好建设新中国，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询问朱德去哪里读书的时候，听到的答案居然是：苏联莫斯科。
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她之前和父亲分别14年，现在好不容易团聚了，不过才两个月就要再次分别，她本能的不想和朱德分开，但她知道自己不能拒绝，这不仅仅是朱德的决定，还是中央的决定。
当时的不少延安领导人的后代都去了苏联学习，不仅是要成为专业人才将来回国建设国家，也是要解除父辈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的投入到这场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去。
除此之外，去苏联学习的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中央想要保全这些烈士的后代，希望他们远离战争，好好学习，将来回国参加建设。
朱德将这些情况一一说给朱敏听，就是希望朱敏能够理解这件事，然后去苏联学习，朱敏纵然心中有再多的不舍也还是咬咬牙点头应下来。
于是，1941年1月30日，15岁的朱敏和4岁的李敏（毛泽东的女儿）、烈士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以及烈士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等四人被送上了一架返回新疆迪化的苏联轰炸机。
飞机起飞后，眼看着跑道旁朱德、毛泽东等人的伟岸身影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朱敏通过舷窗拼命挥手，眼中的泪水模糊了视野，渐渐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朱敏始终记得朱德对她说的话：
“爹爹有一句话要嘱咐你，去莫斯科后，20岁以前不准恋爱，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你的体质差，容易生病，要想法把身体锻炼强壮。爹爹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
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最殷切的期盼，他希望女儿回国之日就是成才之日，然后全身心投入到建设新中国上。
但他哪里想到，朱敏这一去竟然是另一种灾难的开始。
二月中旬，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半个月之后，四人坐汽车又转火车，在经过了半个月的颠簸之后到达了莫斯科，然后又被国际儿童院的老师接到了国际儿童院，从此开始了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
当时的国际儿童院相比于国内来说，没有战争，没有死亡，没有饥饿，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原本也的确如此，但这种和平很快就被打破了，远离国内战争的朱敏很快就被卷入战争中，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
她刚到莫斯科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中去，要尽快掌握俄语，然后再进学校学习，这对于朱敏来说本不算什么，但她因为幼年时期跟着母亲四处奔波而影响了健康，一岁多就患上了哮喘病，从小就体弱多病。
莫斯科的天气很冷，即便是夏天的莫斯科，依旧是寒冷的，而这样的天气让朱敏的哮喘病发，没日没夜的咳嗽，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学习，即便是找了医生看病，也吃了药，但就是不见好转。
最终国际儿童院决定将朱敏送到南方温暖的地方去养病，即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
于是，1941年的6月，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三个月的朱敏离开了莫斯科，此去白俄罗斯疗养的，除了朱敏还有另外20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其中只有朱敏和张闻天的儿子来自中国。他们在安娜老师的陪同下乘坐汽车南下。
6月21日，他们到达了明斯克郊外的农庄，疲惫不堪的他们并没有对这个陌生的地方产生排斥，吃了晚饭之后都很快就陷入了梦乡，这是一个安静平和的夜晚，也是他们在那里睡过的唯一的一个安静平和的夜晚。
当第二天到来，他们沉浸在温暖清新的空气里，看着远方茂密的森林和近处绿油油的草原，病情真的就好了很多，他们情不自禁在草原上唱歌跳舞，他们以为这将是他们未来很长时间会有的美丽生活，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南方的这本该美好的第二天，一切都变了。
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集结大规模军队从北、中、南三个方向闪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由此开始，而朱敏生活的农庄所在的地区首当其冲。
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大地在震颤，所有这一切让对战争敏感的孩子第一时间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人能阻止的了天空中的庞然大物，战争就这样突然降临。
安娜作为这群孩子唯一的老师，担负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她想将这些孩子都好好的带回莫斯科，但很显然这是不实际的，后来她只能带着大家躲藏起来，试图躲过德军的搜捕，但同样是奢望，最后德军还是将他们包围了。
尽管如此，安娜还是存了一线希望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假身份，只要不暴露，就是安全的，但21个孩子中还是有两个女孩因为外貌特征被德军认出来后活埋，这是这群孩子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那样的绝望，随后其余的孩子都被赶到了附近的孤儿院里。
孤儿院的生活是艰难的，这里孩子多但吃得少，饥饿、疾病和死亡折磨着他们，在这期间，很多孩子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试图逃跑。
但逃跑又能怎样呢？有的又被抓了回来，有的逃跑途中就被炸死了，张闻天的儿子和其余几个男孩子就在逃往莫斯科的途中被飞机炸死了。原本朱敏也是想要逃走的，但是她身体不好，而且德军对他们的看管越来越严，因此只能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
那时候的朱敏还不知道，孤儿院的生活尽管艰难，但比起后来的集中营生活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1943年，随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苏德之间的战争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苏联渐渐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而朱敏等孤儿院的人也被纳粹德军押上了列车去往东普鲁士的集中营。
他们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会是怎样的生活，但仅仅是闷罐车就已经让他们陷入绝望。
闷罐车里塞满了人，一个贴着一个，躺下都困难，很快就有人受不了了，呕吐是第一步，生病是第二步，接下来就是死亡，列车每到一站，都有人被抬了下来，要么是已经死亡，要么是即将死亡。
朱敏在车上也生了病，发了高烧，好在有人照顾她，更有一个红军叔叔鼓励朱敏要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是胜利，这给了朱敏莫大的鼓励，后来的朱敏不断用红军叔叔的话来激励自己活下去。
是的，她要活下去，将来活着回到祖国，回到父亲的身边，她还要为建设祖国做贡献，但想要活着走出集中营又岂是一件容易事？
他们到达东普鲁士的集中营之后，先进行了淋浴式消毒，除衣物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要没收，朱德送给朱敏的一支派克钢笔也被收了上去。
这支钢笔对朱敏意义重大，上面还有朱德的名字，这几乎就是一个表明身份的东西，原本朱敏藏得好好的，之前一直没有被发现，但这次因为所有东西全部上交，就被翻了出来，好在翻东西的德军不认识汉字，也就没有认出朱敏的身份，这倒是保护了朱敏。
在上交了东西之后，每个人都会经过淋浴，然后开始正式的集中营生活。
集中营管制很严格，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而生活在集中营，无疑是与死亡打交道。
集中营中的人们每天都要做工12个小时以上，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上工、下工、睡觉、起床，每天机械地重复着，仿佛是没有灵魂的机器，他们一天当中仅有的一次放风时间在傍晚，但时间很短，虽然说是自由活动时间，但不能相互交谈。
其实就是完全没有自由，只能不停地做工，典型的做得多，吃得少。他们的吃食很少，每天很少定量的变质食物，只能时刻处在饥肠辘辘中，但再饿也要做工，做工的时候有监工，只要稍微偷懒就会被鞭打。
集中营中充斥着死亡、疾病、伤痕、饥饿，这是一种看不到尽头、没有任何欢乐的麻木到极致的生活，每个人都在麻木中重复着每一天的生活，但每个人也都在坚守着一个念头：活下去，要活过今天。
只有活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今天，才能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明天，那就是希望，从集中营离开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渺茫，但值得坚持。
朱敏一直在坚持着，尽管她身体不好，尽管每天被饥饿和疾病折磨，还要不停地做工，甚至一度因为淋巴结核在手术台上差点被折磨死，但对明天的渴盼、对父亲的想念、对自由的向往、对活下去的执着，还是让她坚持了下来，拼命的坚持了下来。
自苏联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后，国土一点点收复并攻入德国，德军节节败退，每每遇到集中营所在地，苏联红军就会设法营救里面的囚犯，很快，苏联红军攻到了朱敏所在的集中营附近。
一夜之间，看管集中营的德军全部撤退，突然的自由让集中营中的人们红了眼，他们还没有等来苏联红军就开始了没有什么目的地的大逃亡，朱敏也踏上了逃亡之路，起先她还有同伴，后来越来越分散，死的死，逃的逃，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这个时候的朱敏内心是慌乱的，她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不知道要寻找谁的帮助，在完全陌生的地方，遇到的都是陌生的人，她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父亲。
这个时候的朱敏和朱德已经有四年多没有任何联系了，远在祖国、正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争中的朱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陌生的国度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失踪了。
1943年，朱德还给朱敏写了一封信，信中叮嘱朱敏在战争中要一面服务、将来回国参加建设事业，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最终还是返回到了他的手中，理由是“邮路中断，无法投递。”
当时的朱德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失踪了，这封信是寄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实际上，1941年夏天，朱敏刚到南方就被德军抓住，对于国际儿童院来说就已经是失踪了。
因此，即便邮路没有被阻断，这封信到了国际儿童院，也到不了朱敏的手中，因为国际儿童院已经停课，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朱敏在哪里。
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就将在战争中战死和失散的孩子名单送到了斯大林的桌子上，这次战争，儿童院共失去了24个孩子，其中来自中国的有三个：
一个是张闻天的儿子（被德军飞机炸死），一个是赵世炎的儿子（患病治疗不及时病逝），还有一个就是失踪了的朱敏。
对此斯大林很重视，他向正在南方指挥战斗的朱可夫元帅下达了一个指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朱德总司令的女儿。
但这无疑是大海捞针，到收复最后一个沦陷的城市的时候，也没有找到朱敏，由此，人们不由得认为朱敏很可能已经遇难了，毕竟一个身体不好的中国女孩，还是朱德总司令的女儿，遇到德军很难会有活下来的机会。
他们哪里知道，朱敏一直活着，即便被抓进了集中营，也活着逃了出来，但她的逃亡到了后来也是漫无目的的，不知道何去何从。
后来流浪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敏被送进了一个收容苏联难民的集中站。在这个集中站中，朱敏也需要做一些工来生存，比如收土豆、削土豆、做杂务等，不过性质和集中营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并没有让朱敏放松警惕。
被德军关押那么多年，朱敏的神经高度紧张，她不敢对任何人说自己的身份，说出来的就是编造的。她想要寻找父亲，但却不敢对任何提到自己的父亲是朱德，她本能的觉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在集中站生活，不管苏联红军们怎么询问她，她始终保守秘密，静静地等待着去莫斯科的机会。
后来收容站换了一个新的政委，这个政委很平易近人，和收容站的人打成一片，他喜欢聊天，并且对朱敏这个特别的女孩很感兴趣，在接触中，他知道朱敏没有说实话，他也知道她的身份一定不简单，但他没有着急，他用自己的方式对朱敏释放善意。
他告诉朱敏，中国的抗战快结束了，她应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应该去上学，学习文化。
在一日日的接触中，朱敏也在挣扎，她最开始还能告诉红军政委，说自己叫赤英，父亲是一个中国的老中医，她被送到苏联南方养病，结果卷入战争等等。
到了后来，她看着红军政委确实和蔼可亲，是真的想要帮她，她受不了想念之苦，终于还是对那红军政委说：“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
这个答案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红军政委惊得跳了起来，他知道朱敏的身份不简单，却没想到竟是这样的不简单。
知道了朱敏的真正身份后，红军政委就开始帮着朱敏寻找父亲。
朱敏原本是想着自己写一封信寄到莫斯科然后转到国内的，但她刚拿出信纸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她在过去被关押的那段时间里，既很少开口更很少动笔，不管是汉语还是俄文，她都变得不再熟悉，于是她只能求助红军政委帮忙写一封信。
朱敏怕信中途会丢失，于是没有将朱德的名字写进去，她甚至都没有写自己的真名朱敏，而是写的赤英。
信很快就写好了，但往哪里寄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她在莫斯科待的时间实在是短，不过才三个月的时间，早已经忘记了国际儿童院在什么地方，但她知道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负责创办的，找不到国际儿童院可以找共产国际，而红军政委正好知道共产国际的地址。
于是朱敏的寻亲信就在红军政委的帮助下寄往莫斯科，但他们哪里知道，彼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这封信在莫斯科停了很长的时间，后来邮递员就将它转到了莫斯科红十字协会那里。
再后来，毛岸英去红十字协会办理回国手续的时候就遇到了这封信，于1946年1月将赤英这个名字带回了祖国，才知道赤英原本是朱德的女儿。
五年没有朱敏的任何消息，朱德甚至都做好了女儿已经遇难的准备，却没有想到毛岸英从苏联带回来了好消息，他迫不及待要给女儿写信，但考虑到朱敏的中文不好，毛岸英主动帮忙用俄文给朱敏写了一封信。
信先寄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然后再转给朱敏所在的集中站，但很不巧的是，这封信到集中站的时候，红军政委带着朱敏已经到了波兰境内，在那里等候国际火车通车，以便回到莫斯科。
在波兰和苏联的交界处，红军政委开始和苏联方面联络，经过层层上报，有关朱敏消息的报告就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当时斯大林从朱德那里也已经知道了朱敏还活着的消息。
现在又知道了具体的地址，很快，斯大林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
没过几天，朱敏就告别红军政委，在两名卫兵护送下坐上了通往莫斯科的国际火车。
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朱敏感慨万千，一走一回五年的时间，早已是沧海桑田，她经历了太多，她曾带着希望离开莫斯科南下，结果跌进了地狱中，苦苦挣扎，如今终于重获自由。
回到国际儿童院不久，她就接到了朱德的亲笔书信，那熟悉的字迹、真挚的情感让朱敏忍不住落泪，她多想立刻回到祖国，扑进父亲的怀抱，再也不分开。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五年的时间，她失去了太多，她当初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学习，学成后回国建设新中国，所以她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搞好学习，接下来的所有时间，她都用在了学习上，学习之余也不忘和父亲书信联系。
1948年的一天，朱敏被告知有人找她，她出去后才知道是毛岸英，那算不上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但却是知道对方是谁后的第一次见面，毛岸英很热情，拉着朱敏的手说：“你真是命大，能从德国集中营回来。”
毛岸英的话让朱敏一愣，她没有想到毛岸英会知道她在集中营待过。毛岸英就笑着将那信封的事情告知了朱敏，朱敏这才知道，自己能和父亲那么快联系上，和毛岸英有很大的关系。
也因这，朱敏从毛岸英身上感受到了兄长般的亲切，让两人之间的关系亲近了不少，从前没有联系的两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联系。
后来朱敏在1950年暑假回国看望父亲的时候，毛岸英还专门去找朱敏聊天，两个人就像是大哥哥和小妹妹一般聊天、开玩笑。
说到朱敏用赤英这个名字寻找父亲的那段历史，毛岸英还开起了玩笑，惹的朱敏说：“你可小心点，我去告毛伯伯，说你欺负我。”
那时候的他们有说有笑，那时候岁月静好，时光很美，那时候的朱敏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样鲜活的一个大哥哥，会在几个月后壮烈牺牲。
1953年，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回国后的朱敏问起毛岸英，才知道1950年的11月25日，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他明明还那样年轻，却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义无反顾的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异国他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