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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的叛徒”，老师和家长这样定义他。与父亲的关系也剑拔弩张。李泉回忆，虽然父亲经常在外地，却经常回家检查他的功课成绩，“不行，就揍一顿”。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有一次，父亲竟然从贵州回到上海，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偷偷跟踪了他两天，为的是看他“有没有好好练琴”。结果，又是一顿暴揍。
“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这种生活没法过了。”18岁的寒假，与又一次与父亲发生冲突后，李泉“突然就不不行了”，“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在学校可以干坏事但是在大人面前绝对服从的人，但那天我就突然一下不行了。”趁父亲下楼买东西的空暇，他跑了出去，“大衣也没穿”，在通宵电影院和街心公园睡了四天后，他投奔了一个自己也不认识的同学，与家庭彻底决裂。
那一年，父母按计划移民美国，他拒绝同往。此后八年再没有跟父亲联系。“我前半辈子都是被强迫的。但就从那天开始，所有的世界都改变了，所有的生活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的明星梦曾经做过两次”
“我做唱片就是想要去真实。我做第一张唱片，一开始，我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我是因为要真实才选择这个行业的。”李泉告诉记者，1993年，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他与魔岩唱片的张培仁签约，“就想要自己做乐队自己写写歌”。
1992年，魔岩文化的创始人之一张培仁，将产业化的制造法则带入“一无所有”的内地，成功缔造了“中国火”、“唐朝”和“魔岩三杰”的摇滚神话。1994年，他以“中国摇滚新势力”之名，让内地的地下摇滚歌手像流行明星一样站在了红磡舞台上。“我那时候的革命情怀是很重的。我说革命情怀一点都不夸张，我身边那几个人包括张培仁，我们是要来这个音乐里面革命的。就是要革那些我们讨厌的假大空的命，就是要做真的东西。我们是热血的。”李泉回忆那时呼唤英雄的乐坛，每个人身上的理想主义都被点燃了。
除了“中国火”，魔岩还有一个“中国海”计划，签约对象是上海的何训田、丁薇、李泉。然而1995年，魔岩突然从大陆“战略性撤退”，没有留下任何交代便不辞而别。留下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张楚死了”的江湖传说，还留下了一个茫然的李泉，“（魔岩在大陆的）整个四年我们这些人情感都是投入在里面的。我在魔岩出了两张唱片，几乎没怎么发行，也没有做过什么宣传。……我当时是不接受的。我比他们（魔岩三杰）更气愤，至少他们火了一把，我什么都没有。”那时的李泉留着长发，长身玉立，器宇轩昂，梦想成为像Sting、Queen那样的巨星，把“所有人都爱自己”视作理所当然。
带着疑惑和失落，带着滚石时代留下的理想主义烙印，李泉一边稀里糊涂了答应了系主任留校任教的邀请，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一边继续与何训田、朱哲琴们做着小众音乐，也帮范晓萱写了《我要我们在一起》《哭了》这样的流行爵士歌曲。
1999年，李泉去台湾时，跟张培仁在酒吧偶遇，“他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李泉说着，大笑起来，“这段尴尬的经历过去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他至今与张培仁仍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我的明星梦曾经做过两次。当然，第一次其实是英雄梦。”
第二次明星梦是签约BMG后，李泉觉得自己终于迈入主流唱片业，他雄心勃勃。《走钢索的人》让他在港台一举成名，公司为他量身制定“明星计划”：新加坡、台湾、香港、内地……未来看似一片坦途，“明星梦又开始膨胀了。”然而命运再次踩灭了他对声名的渴望。2000年，正准备大举进军亚洲市场的时候，台湾民进党上台，规定只要是有大陆背景的艺人都不准在台湾表演。这个规定在民进党在野的八年里没有更改过，“从那年开始我就不做明星梦了，因为我不是这个命。”
现在，在被问记者及命运的可能性时，他半真半假地笑着说，“如果不是2000年民进党上台的话，可能我也会变成一个明星，写着更流行的歌”，像汪峰，像周杰伦。
平和
现在，李泉慢慢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真正的平静。“好好做音乐就行了。我们那代音乐人，心态要非常平和才行。你有什么作用，就起一点。哪怕很小，起一点就行。”他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行业里的“老工匠”、“老师傅”。
“我是一个特别膈应的人。”李泉对记者说，以前的自己不接受媒体采访，30岁前“连谈恋爱都不说话”，到台湾某电台宣传《走钢索的人》，每次DJ问他要放哪首歌，他都要说：我现在觉得这张唱片真的做得不太好，可不可以不要放歌？有人劝他，你这首歌如果这样写，也许别人更容易接受，他说：“我如果这样写，会觉得我没穿裤子。我是习惯穿裤子的。”不被理解，他暗自感叹：“听过好的，尝过好的，可能就是一种悲哀吧。”
内地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终结于1996年。随着唱片业的急速衰落，音乐成了一门最不值钱的艺术，用李泉的话说就是，“都快成要饭的了”。
“再往下走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要妥协了。我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彻底撒一地。”
2005年，做完《划火柴的女孩》后，他决定彻底放弃歌手身份，“用其他方式去坚持”。他先后创办了音乐学校“泉音堂”和音乐公司MBOX，“泉音堂”成立的第一年，他几乎赔光了自己做音乐时攒下的所有积蓄。
“开始是我跟两个同学，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教课、写教材、弹曲子。头一年半，每天都在学校。我编了趣味性的教材，想让一个小孩一周就学会一首歌，一年会弹三四十首他自己喜欢的流行音乐。他们不需要去弹那么多枯燥的东西。”这个实验最终败给了沉疴宿疾的教育体制，直到李泉做出妥协，聘用专业的校长和管理团队，“也帮小孩考级”，才刚好能自负盈亏。
2014年6月的一天，正在跟李泉一起录唱片的李荣浩接到了电话，通知他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两人没反应过来，“莫名其妙”，五味杂陈。少有人知，十年前，李荣浩曾经是李泉与朋友合资开办的音乐公司MBOX旗下艺人，他看好李荣浩的才华，送他参加唱歌比赛，想给他出唱片。然而公司其他股东却毫无信心：谁会喜欢这样的音乐呢？大家更不知道如何操作李荣浩。
这正是转型成为经营者的李泉的矛盾，一方面，他内心始终放不下音乐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市场瞬息万变，音乐产业像流水线工厂，在不断复制相似的产品的标准下，没有人愿意冒险尝试新的事情，也没人愿意“花时间慢慢做”，他还签赵薇做过歌手，“因为她的演出和销量是绝对有保证的。”他想要让赵薇的粉丝“通过她去欣赏这些作品，然后慢慢改变听音乐的结构”。
什么样的想法都有过，什么样的纠结都有过，什么样的实验都做过。李泉说，他不能说是一个所有实验都做完的人，但的确想过很多东西去改变音乐市场。
2012年，在李泉放弃做歌手的第七年，他决定回来了，做一张没有任何商业考量的唱片：《天才与尘埃》。唱片是自己掏钱出的，做了两年多，头一年已经录好，他不满意，重新找了团队，重新编曲，重新写歌，反复的打磨让他几乎弹尽粮绝，收尾时，为了省钱，他住进了苏黎世一家没有独立卫生间的旅馆。
到了巡演，为演出做市场推广的甚至不是专业做演唱会的公司，台下坐的都是朋友，台北、北京、上海，三场演唱会，“如果纯粹靠票房的话，那会很惨”，虽然演出没有挣到一分钱，但他感到了久违的松弛，“那三场音乐会对我特别重要。”他想好了，自己就想做一个反规矩的事儿。“行业已经没落成这个样子，在这个行业中你即便顺从了规矩，也是半死不活的，你还不如坚持做自己。”
“我们从小是因为追求自由才玩的音乐，后来自由变成套在身上的枷锁了。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就这样了，那你怎么办？成天躲在家里发神经？”他想通了，希望自己能活得“自然一点”。他在微博里写：“所有的不自然都无法通往自由，就像所有的不宽容都无法通往爱。”
“终于明白我不是天才，也不是尘埃。”那一年的北京演唱会，他在台上唱，台下的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他做的音乐。
音乐大玩家
时间仿佛并不存在。和几十年前一样，李泉如今依然孤身一人，和几十年前一样，他在上海的家依然是理想主义者的音乐据点。“我的同事朋友都知道，我家永远都是有人的，即使我不在家的时候，也可能是有人的”。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跟有才华的人在一起，互相激励，也激发灵感，“一块儿搞音乐的朋友，是我的哥们儿，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了。”
这些有才华的人中，有他学院时代的目空一切的钢琴兄弟聂钧，大学里终日与他排练、“聊着看不到明天的理想”的乐队哥们儿安栋，也有被他带到《蒙面歌王》的返场舞台上的电音才子B6。
古典和流行，也正是他在“裂变”路上的两个方向，两个不同的无法调和的李泉。
十几年前那个发誓要“用自己的才能打动世界”的少年，如今只想要用音乐“跟世界聊聊天”。
2014年，他又出了一张唱片，《再见，忧伤》，“可能这将是我最没有企图心的唱片”，他的标准是自己觉得好听即可。“记得小时候写歌，就好像是要把自己炖得喷香的大酱汤倒出来给大家喝的感觉，因为那时外面好清新，内心很沸腾。现在满街闻着都是味精好喝的大酱汤，心里反沉到安静，倒要好好炖出一锅锅自己的味道来了。”
成为玩家的李泉享受着他的自由，开始频频出现在上海爵士音乐节和摇滚音乐节等现场演出的舞台上，他戴着大号荧光潜水镜与B6玩电子乐；他去内蒙古采风，去贵州做与民族音乐有关的音乐剧；跟建筑师朋友合作声音建筑展，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跟导演张元合作，拍摄音乐微电影《艳遇》。
另一方面，他仍然放不下学院派的“责任感”。要求自己“即使上电视，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表演，也要拿出以前在录音室的态度来进行表演。”《蒙面歌王》的舞台上，他选歌的标准是“值得传承”和“有价值”。“音乐首先是个行业。一个行业是怎么传承的呢？不是因为别人喜不喜欢你来传承的，而是你真正的内涵，真正的技术，真正的对这个行业追求的体现。”“一个艺人也好，一个艺术家也好，他应该把自己最诚恳、最经过磨练的东西拿出来，而不是像商人那样去斤斤计较别人的掌声。”
常年保持着阅读历史的兴趣的李泉，最近两年时间都在筹划一部音乐剧。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音乐人黄金一代的故事，他大学时偶然获知，被深深打动：
1979年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日本的索尼、JVC等唱片业巨头的老板一行人，到上海寻找自己20、30年代在中国生活时的音乐启蒙老师，几经周折，在上海的弄堂的亭子间的一块木板上，他们找到了那个快要死去的老人。日本人看着中国老师，各个老泪纵横，“我好奇他到底是谁。在我的印象当中，没有这段历史。”李泉对记者说，为此，他去大学图书馆查资料，才知道在上世纪20、30年代以前有一批上海的音乐人写了很多流行音乐作品，甚至一路打入美国的排行榜，成为美国不朽的经典金曲。“到现在很多美国老人还会跟你争：这个是美国歌！其实是中国流传过去的。”
李泉憧憬着那个有文化输出能力的黄金时代，在他的想象中，这部音乐剧应当像《美国往事》，讲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故事，“中国的文化走到世界上去，是我们这代人的梦想，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实现，还是个问号。但是在中国的某一个时期，他们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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