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摇滚音乐家在作品中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也留下了很多对自己的美好记忆。在脸部乐队排练中，《乐队的夏天》音响师金小刚告诉欧阳。“那股力量还在啊，兄弟们。”最了解“那股力量”含义的还是摇滚老坡自己。吴阳回忆说，第一次做摇滚乐的时候，生活中没有汽车和房子般的压力。大家想得很简单，只是为了搞好乐队。"我们一直在舞台上，所以这种力量一直没有松懈。"那时演出机会不多
，做乐队、玩摇滚，并不挣钱。但陈辉认为，这才是自己该干的：“只有它能够让我兴奋，把我所有潜能发挥出来。”
回不去的树村
1996年，面孔乐队经历了解散风波。如今，面孔乐队已不愿详细解释当时的情况，将乐队解散归因于“公司运作不利”。在这背后，专辑销售情况与版税收入争议，是个导火索。当时，实体唱片销售，仍是乐队的重要收入来源。
而进入20世纪末，随着摇滚乐式微，流行音乐迎头赶上，唱片销售开始持续下滑。摇滚乐，面临着愈发严峻的生存环境。
1999年成立的痛仰乐队，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玩摇滚的人逐渐分化为电子、朋克、说唱等不同派别，而主流的摇滚音乐人集中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附近的树村。
痛仰乐队主唱高虎在自己的书中，曾写过在北京树村度过的岁月。从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毕业后，高虎与一群准备和摇滚乐死磕的人，聚集在树村。
他们住着房租一百多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房间里终日晒不到阳光，冬天需要自己点炉子取暖。高虎甚至有一次因为煤气中毒差点“走”了。
在当时条件下，一支乐队的建立，往往因为几个人共同喜欢某个知名乐队。即便选择了做乐队，也难以稳定，成员时聚时散。
导演张扬拍摄的纪录片《后革命时代》反映了舌头、木马、秋天的虫子等当时摇滚音乐人的困境：“他们企图追求艺术，或者企图完美音乐，没钱，这永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时，一次演出结束，每个乐手获得25元的演出费，这些少得可怜的钱，也许仅仅够他们AA制吃上一顿晚饭，天亮之后，坐公共汽车回家。
高虎和乐队最初收入来源主要来自现场演出。那时候乐队一场演出收入大概几十块钱，这远远不够支撑各自的生活。为了贴补生活，高虎会出去教学生弹琴，家乡工作的朋友则时不时救济他一下。
2000年，痛仰乐队和嚎叫唱片签了唱片约，2001年发表了第一张专辑。高虎回想，当时签约的条件非常苛刻，但乐队没有其他更多选择：一张唱片约能有几万块钱收入，去掉制作费用，最后每个人大概分到几千块。
当时，痛仰是带头玩新金属风格音乐的乐队之一。长发、皮衣、军靴是外在的摇滚范儿；音乐形式上，摇滚音乐人更强调节奏和比较躁的感觉。
在经过一段自闭期和2006年的巡演后，高虎对于摇滚乐的认知有了变化。他领悟到了一点：“温暖的歌词中也有属于它的力量，并不一定只有激烈的对抗才能显示力量的存在。”
2008年，痛仰发表了《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专辑封面从拔剑自刎的哪吒，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哪吒。
“华丽的外衣全部都会褪去，但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但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痛仰变得更加平和。一些老歌迷不能接受这样的变化，但也是这样的改变，为痛仰圈了更多新乐迷。
高虎说，人生其实有点像是摇滚乐，需要你去打破一些既定的东西，然后再对其进行重建。《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和之后的专辑《今日青年》都做了打破和重建。
与此同时，在音乐圈，摇滚乐的概念边界也变得更加模糊。树村拆迁后，高虎每次路过，还会顺便去看看，但他已经找不到一点过去的影子了。
“做音乐是可以赚到钱的”
早期的乐队里，痛仰乐队是最早一拨做巡演的。2006年的第一次巡演，他们租了辆金杯车，一路前行。而他们真正感觉生活状况有了改善，要到2008年，从那年开始，各地音乐节陆续兴起，演出市场日渐繁荣。
把蓬勃兴起的音乐节作为乐队发展转折点的，还有来自广西柳州的旅行团乐队。2005年签约摩登天空出道的他们，2008年发行首张专辑《来福胶泥》。
彼时，音乐仍然需要通过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渠道传播，旅行团的专辑最初只是在豆瓣圈了一拨文艺青年粉丝，没能得到太多业内人士认可。当时，北京摇滚乐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包容，旅行团这种风格相对温柔、清新的乐队，被视为异类、“不够摇滚”。
这样的形势曾让几位新人倍感压力。直到2009年4月，旅行团乐队摘得第九届音乐风云榜最佳摇滚新人。他们才感受到鼓励，自信得到提升。
在推出专辑前，旅行团乐队曾有2年多时间的等待。2005年旅行团乐队与摩登天空签约，发布首支单曲后，公司希望他们继续创作、积累作品。
在没有演出和作品的时间里，旅行团乐队的成员们学会了如何在北京生存。主唱孔一蝉和吉他手黄子君、键盘手韦伟，要接很多与乐队无关的临时工作，包括制作手机彩铃、设计手机屏保、儿童专辑制作等。2006年的春节前夕，韦伟和孔一蝉，在英特尔一个芯片发布会工作了3天，一天收入60元。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旅行团乐队争取发行首张专辑。“我们发现再这样下去，会耗尽我们的能量。子君有一天去公司音乐总监谈判说，我们想出专辑，我们的歌足够出一张不错的专辑。”孔一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拿到刚出炉的专辑，大家有一段非常幸福的阶段，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终于实现了出专辑的理想。但这也没有改变乐队生活状况。
生活处境真正发生改变，是乐队在累积了作品和粉丝，又赶上演出市场开始升温后。在孔一蝉看来，2010年是中国摇滚乐的转折点、分水岭。音乐节开始在全国活跃起来，旅行团的演出机会变得更多了。
旅行团乐队和出道时间相仿的海龟乐队、刺猬乐队等，成为音乐节常客。
“2011年第二张专辑发行后，我们巡演回到北京时，经纪人把钱结给我们。几捆钱摊到桌面上，我们第一次觉得，做音乐是可以赚到钱的。”说起转折点，韦伟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
同一时间，多元音乐风格也跟随数字音乐的流行涌向乐迷，大众的口味越发丰富。摇滚乐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个性、态度的代表，大家把目光也投向了民谣、嘻哈、电子乐等音乐风格。
当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试图让大众了解乐队文化时，人们又重新开始探讨摇滚乐。旅行团乐队需要再一次面对来自业内和乐迷的质疑。
一些观众的槽点主要集中于旅行团乐队“特别流行、不摇滚”。其实，旅行团乐队当然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他们在《Bye Bye》中唱道：“我要和世界约会，我要和世界沉淀，我要和世界改变，准备goodbye bye bye……”
“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思考。”正如孔一蝉所说，摇滚不是形式化的，应该是一种态度。
下一位摇滚明星是？
如今，摇滚乐将向何处去，似乎没人能给出权威预判，因为音乐潮流无法被人为设计。
玩乐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风格也越来越多元，他们找乐器、搜索音乐信息，都比从前更容易，起点也比以前更高。这是时代的造就。
国内音乐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大家仍然对下一个摇滚明星抱有期待。
《乐队的夏天》播出后，欧洋的微博下，已经有90后、00后粉丝与他互动。面孔乐队希望，继续创作，让新生代粉丝有所共鸣。“时代在变，乐队无法拖住时代的脚步，但可以按照时代的脚印，去走一走。”欧洋说。
不同年代的人，对于摇滚精神的定义，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是面孔乐队，还是痛仰、旅行团，不同代际的摇滚音乐人仍然一路向前、坚持创作。
“开心的是，有人还在怀揣着摇滚梦，并且在为之努力。时代确实在变，但有一点永远没有变，那就是摇滚给人带来的力量。”高虎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当熟悉喜爱的摇滚音乐人推出新作品，不管能否触动你，总能触发一些人的记忆开关，回想起一段摇滚青春。
2017年，朴树将《New Boy》重新填词、编曲为《Forever Young》，收录到专辑《猎户星座》中。“Just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两眼带刀，不肯求饶，即使越来越少，即使全部都输掉，也要没心没肺地笑。”歌词里，仍然在书写摇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