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院长，各科教师由病院各科主任兼任。1913年后该校几经改名，1948年升格为浙江省立医学院，1952年与浙江大学医学院合并，称为浙江医学院，1960年改称浙江医科大学[8]。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历任校长及教师绝大多数是留日归国学生，清末的归国留日学生就有：钱崇润、盛在珩、李定、丁求真、朱其辉、余继敏、李绳其、赵黄、於达望等，值得一提的是， 1913年，该校创建了我国最早的药学专修科，李绳其是首任药科主任，他还协助教育部制定了药学教育体制[9]。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医学校，留日学生为她的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医学实业馆，创办于1903年，1907年停办，校址改设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教育部购得医学馆原址，1912年汤尔和应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医学馆旧址筹设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1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的周颂声也参与了创建工作，并出任教务长。
►创建时期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门。来源：微信公号《摄影反思录》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汤尔和，1902年赴日留学，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1910年回国后曾任浙江两级师范校医，并与留日医科同学厉家福、韩清泉等在杭州创办浙江病院。1912年12月，汤尔和亲自赴上海、杭州办理招生事宜，1913年1月，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举行本科第一届学生开学典礼，这是中国自办的高等医学教育的首批学生，当时的教育部次长董鸿祎到校祝贺。汤尔和主持校政近10年，他重视医学基础教育，特别强调解剖学的讲授和实习。继汤尔和之后任校长的葛成勋、周颂声、洪式闾、张黻卿、孙柳溪等亦分别为留日、留德学生。1924年1月，学校改称北京医科大学。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到北京医科大学，该校一直是当时国内培养高级医学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一流医学人才，民国时期，该校教职员主要为留日归国学生，直到1922年，该校共有教授16人，一名日本人，一名德国人，其余14人中，13人为留日学生[10]。曾在该校任教的清末留日学生中，著名的有周颂声、金宝善、徐诵明、吴祥凤、赵燏黄等。
►汤尔和（1879-1940）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时期的教员，周颂声（左三）
以上两所学校均为国人自办，另一所较为有名的医学校是满洲医科大学，则完全由日本人主持，其目的是培养在南满铁路工作的医师[11]，所以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但从客观上也培养了不少中国自己的医师。
1911年，沈阳（奉天）南满铁路创办日文满州医学堂，头两年为医预科，包括学习日文。日本籍学生中学毕业则可不经医预科直接进入医科或药科。医科学制四年，药科三年。这是一所质量较高的医学校，1930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报告中将该校的水准与一些日本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ies of Japan）相媲美[12]。其校舍之雄壮，设备之精致，实为伪满教育界所鲜有（见下图）。其学生之入学资格，虽不限于国籍，然考试颇严，其录取率常在千分之几。该校因功课繁重，考试过严，故全校学生尚不足六百名。该校中国学生约占不到百分之十。因该校修业年限既长，每日又半日实习，故其毕业生成绩及待遇，均为伪满医学生之冠[13]。第一期招收日本学生20名，中国学生8名，规定中国学生须先学习预科二年。1922年改为满洲医科大学，学制七年。1926年增设四年制医学专门部，专招中国学生。1937年增设三年制的药学专门部。到1945年，全校共毕业医科2213名，其中中国人948名；药学部222名，其中中国人64名[14]。
►奉天满洲医科大学建筑规划图
资料来源：E. V. Cowdry. Japanese Infuence in Chinese Medical Educa Scientific Monthly， Vol. 14， No. 3 (Mar.， 1922)， pp. 278-293
►满洲医科大学新解剖室
资料来源：（日）佐田弘治郎编.南满铁路记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7年
2、争夺话语权的斗争
由于分别毕业于德日背景或英美背景的医学校，甚至有的直接是留学德国、日本或英国、美国回来的，毕业生进入医师团体后往往因为背景的相似彼此亲近，又或由于语言的隔阂彼此疏远，又各有自己的学术团体，这种由于客观因素形成的对立从民国开始一直就存在，但表现并不明显。
中华医学会第2届代表大会选举汤尔和为副会长，中华民国医药会的不少会员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会员。1920年，中华医学会举办第3次大会时，时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会长的侯希民亲自带团参加。虽然中华民国医药会与中华医学会在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国家医学体制以及对待传统中医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两会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还是较为融洽的[15]。
后因两派对于医学标准化及其话语权的争夺，医派斗争则越来越趋于白热化，逐渐脱离了对学术观点的争论，并在1930年代中期表现的最为明显。
导致这一争斗白热化的导火索就是中华医学杂志于1933年19卷第2期的一篇文章《我国的医学教育》，其中一段写到了日本与中国医学教育：
民国初年所办之医学校：如陆军军医学校及北京，江苏，浙江，直隶等医专学校，皆以毕业日本之人充当校长及教员。此毕业生留学时，日本医学尚未发达；而日本学校当局对于中国留学生，又向取放任主义；是以多数皆学无专长。回国后，仅一普通医学士，并无所谓专门。当时因人才缺乏，故荣任教授，主讲大学。当讲书时，仅以自己之讲义，向学生背诵。“讲”之一字，已谈不到；其不称职，可想而知。民十以后，各医校时时发生风潮，虽然由于学风不良，但教员的尸位，也是一个主因。现此派教员在我国公私立医校仍占极大势力，归其主办之医学校，仍有七八校之多。据Faber 氏报告及“上海医药界之现状”所载，此辈主办之医学校，教员及设备，皆极不良，应加改革。但若辈势力，根深蒂固，改革实不易言！[16]
这一段话的确也是实情。据实藤惠秀统计，从1901年起至1939年，毕业于日本医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414人[17]，但1932年中华医学会编制印的中国医界指南中，毕业于日本的医师人数却多达485人[18]，仅1929年至1938年留日学医的人数就多达779人。
表1 1929-1938年留日学医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中华年鉴》下册，附表2《历年度出国留学生数-18学年度至35学年度》。中华年鉴社， 1948年版，第1747页。
这中间的数据差距较大，说明很多当时留日学医的学生并没有真正在日本获得学位，但回国后也在国内行医或进入医学校。
这一文章发表后立刻招来了猛烈的炮火攻击，《医事公论》、《医事汇刊》上接连刊发了多篇反击和批评的文章，纷纷谈及医界团结问题，一直到1936年后方渐渐平熄。特别是《医事公论》杂志，由中国医事改进社创办，在其1933年10月10日的创刊号中刊登了医事改进社的章程，第一章总则的第三条本社职务的第一款内容就是：“彻底谋中国医事之整理与改进，消除医学派别上之偏见以使医药界同志互助团结，共趋于为国家为致用为学术努力之途径。[19]”足见当时医派矛盾之激烈已引起了医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甚至可以认为，医事改进社的创办本身也和医派的斗争有很大关系。因为在《医事公论》的创刊号中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国医事改进社创立旨趣书》，鲜明表示了改进社创办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谋“全国医界的精诚团结”[20]。从1933年到1936年《医事公论》中就有大约十几篇文章谈及医派纷争。另外，《医育》杂志创办于1935年，创办人汪元臣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按当时的标准他也属于德日派，而在《医育》的第一卷的一、二期详细附载了世界各国医学校的课程概要，第三期则重点介绍了日本近代医学教育的沿革以及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规程[21]。其立场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
从当时医界人士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德日派与英美派的争斗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学会的发展，二是权力机关的任职，三是医学校课程的制定，四是医学校的语言。
从学会的发展来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与中华医学会同在1915年先后成立，德日派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在北洋政府时期影响力颇大，到1930年会员已达800多人；英美派的中华医学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影响力逐渐加强，到1930年会员也达775人[22]。这时两学会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但1932年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后，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中华医学会财力规模都空前壮大，会员达1500多人[23]。面对英美派的中华医学会如此迅速的发展，再加上言辞上对德日派又有蔑视之意，德日派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是颇有意见的，于是在言辞上也针锋相对，认为“某某医学会的发展，何常是自己的能力，还不是依赖外国人的势力吗。……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是中华民国医药同志所组成，并非外国人在中国所开办的一个会，不愿卖身，也就是不愿卖国。……留日的学生，有一个特别的性质，是能够认清国家……吾想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遂不能认清，倒是旁观的人认得清楚，认贼作父，世果有其人耶。所以本会同人，宁可采薇而食，不愿效齐人乞食以骄其妻妾。[24]”其措辞相当尖刻。由于言语上的交锋甚为激烈，导致原本两会合并的讨论也暂告终止。对这一局面，当时的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觉得非常可惜，“回忆今年夏季各派领袖讨论合并问题时相聚一堂，谈笑之欢几至忘形，及至谈及合并条件，在座者咸曰无条件之可言，是可见并无主张之不同也，并无派别这观念也。而忽因杂志中文字上之误会，以致合并高潮一落千丈，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文字上之误会事本极小，苟各人均有诚意，何至功败垂成。[25]”
从权力机关的任职来看，德日派与英美派的矛盾也很突出。英美派与德日派在卫生行政方面的竞争则多在对行政职务的争夺和对政府的影响力方面。在北京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成为政府在医政方面的主要咨询机构，该会的创始人汤尔和同时也成为炙手可热的政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华医学会对政府的影响力逐渐加强。除了第一任卫生部部长薛笃弼不是医界人士外，此后长期担任的卫生部（署）长的刘瑞恒及继任者颜福庆均曾任中华医学会的会长。而德日派的侯希民、陈方之、方石珊等人仍在卫生行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但多是技术性强的职务，对卫生决策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英美系了[26]。1930年卫生部取消，改设卫生署，隶属于内政部。卫生署编制缩小，只设技正及三个科长而没有司一级的职位了。因此日、德、法各派西医的高级职员都自动去职。此后，中央卫生政权一直都掌握在亲美派西医的手里[27]。
对于医学校的课程制定与教学语言的确定，也一直是德日派与英美派角逐的重点。1924年9月6日，第二届医学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六年制医学院及四年制医学专科学校课程标准草案，推吴祥凤、林可胜、胡定安、朱章赓、赵士卿、翁之龙、朱恒璧等为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1935年6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28]。而这一课目表的制定也引起了德日派的质疑。其一是质疑委员会的组成，认为“这次政府所组织的委员会的委员据我们所闻不到十人，而一大部是卫生署和京沪一带医界的人物。这种少数力量不平均的委员集合成的委员会试问能代表中国全国吗？而由这少数的委员所造成的草案试问能适合于全国的各学校吗？”其二是质疑课目表制定所参照的对象，“这次由该会拟就的医学院课程大纲是参考北平私立协和医学院的课程大纲作的。关于抄写协和的课程的确有价值我并不反对，不过仔细考虑一下，他并不是十分完善的课程。”其三是质疑其课程设置第一、二外国语与中国国情不符，认为“该委员会是想用着这种巧妙的手段，拥护中国纯用英文学医的学校，而压迫纯用其他外国文学医的学校。”并责问“该会将用何法子可以安慰用其他外国语学医的学校，而使他们在中国也能得到他们做中国国民应享的权利。[29]”最后，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医学教育在当时还比较幼稚，从课程上看更注重实用而不重理论，应该参考德、奥、瑞、荷、丹麦及日本等国的课程，并另拟了一份作为研究的参考。
很明显，到1930年代中期，英美派在以上四个方面均取得了优势地位，话语权基本掌握于英美派手中。但这是否意味着德日派就一无是处，真的如英美派所认为的“教员及设备，皆极不良”？到底这种说法有多少真实性，德日派医校与英美派医校究竟有无本质分歧与差异，下面可以做一个比较来说明。
3、德日派医校与英美派医校的异同
从表面上看，德日派医学校大多为医学专门学校，英美派医学校大多为独立医学院或大学的医科，德日派的确如Faber氏报告中所言“教员及设备，皆极不良”。但用医学专门学校的标准去和独立医学院的标准比较，也显得较为不公，这种比较只能说明医学专门学校和独立医学院的差别，并不能说明德日派医学校和英美派医学校的差别，设备、经费、人员等差异并非本质的差异，关键应看他们的教学宗旨和课程设置，并且只有同样级别的学校相比较才能说明问题。在德日派医学校与英美派医学校中，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并且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于1924年改称为北京医科大学校，1928年又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30]，从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独立医学院，与协和医学院也有一定的可比性。下面不妨用这两个学校在三十年代初的情况来做个比较。
3.1 基本概况
表2 北平大学医学院与协和医学院基本情况比较
从基本概况来看，这两校的确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办学宗旨，协和明确提出培植医学教员，这与培养医师的实用目的有较大差异；其次是学制，协和实际的学制较长，从中学毕业后需要八年的时间；第三是师生比，一个是1：5.4，一个是1：1.4；第四是经费，协和更具优势；最后从学费上来看，相对而言协和也是较贵的。两者比较，协和精英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北平大学医学院则更趋于大众化，但这种办学宗旨的区别并不能说明教学质量的差异。更何况在当时的中国，大众化的医学院更具生存力，上海的哈佛医学院的停办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34]。
3.2 师资情况
表3 北平大学医学院与协和医学院师资情况比较
师资情况表中可以看出两校人师资构成的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相差不大，而副教授和讲师这两个中间级则相差较多，协和的讲师只占1.8%，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数为0。这可能与协和较为重视师资的培养、晋升有关。
3.3 课程情况[36]
表4 北平大学医学院与协和医学院课程情况比较
对于德日派与英美派的课程，以往最多的评论是英美派的课程注重实用而不重理论，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总课时相差547学时，而基础课程课时只有25学时之差，主要是在临床课程上拉开了差距，相较而言英美派的确更加注重实用，但并不能得出其不重理论的结论。只是有一些课程英美派医校没有开出，如“处方学”、“局部解剖学”；还有一些课程名称不同，如德日派称“卫生学”而英美派则称“公共卫生学”，德日派称“临床讲义”而英美派称“讲义与临床”，引发了德日派认为英美派不注重理论，“讲义与临床”实则只有临床没有讲义的指责[37]。对此，英美派则认为“以时数之多寡，而定课程之优劣，加增时数，即所以改善课程，此种趋势，殊为可悲”[38]。况且，偏重理论与偏重实用是否就能成为决胜优劣的关键也值得商榷。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所谓德日派与英美派的不同并没有什么学理上的真正分歧，学校实力的强弱与经费的投入有很大关系，与所属的派别也没有根本关联，学校宗旨本来就不尽相同，以适应社会不同的需要，唯一可称为差别的只是教学语言的不一致，所以形成医派并导致医派对立的背后深层原因则更值得深思。
本文主要内容选自作者2014年出版的《民国初期西医教育的建构研究（1912-1937）》一书，《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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