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却直截了当地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表态“大多数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要诚意跟政府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甚至对于组织者挑头者，他也说“可以考虑从宽处理”。
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当时进入乌坎和村民谈判，共进午餐的朱，受到了热烈欢迎。广东官场小钻风告诉岛君，也正是因为此次危机处理中的“开明包容”，朱在广东官场和民间的印象分都增加不少。
在事后的全省总结会上，朱明国声色俱厉地批评当地干部“久拖不决酿严重后果”，称“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或许是这次事件的经历，让他在政协换届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要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打捞沉默的声音。”
政坛双面人
朱明国是一个值得挖掘的人物。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史时，朱曾经动情地说道：“我从一个广东贫困的农家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我深感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组织和人民的培养之恩，地厚天高。”今年，在党校学习的他，也曾把焦裕禄引为榜样，称“自己这个年纪的干部从小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焦裕禄是我们从政的老师、标杆，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这样一个“苦孩子”，也在2007年十七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说：“要预防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楼下、毁在红包中、垮在买卖关、死在路桥边、烂在色情里。”
一语成谶。
按照一些媒体的套路，你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朱明国反贪语录”。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意义，但是格调不高。所谓“打脸”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言语的靶心已经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和机会。虽说“痛打落水狗”，但是也不能沦为简单的情绪发泄。
毋庸讳言，朱明国在各种任上的一些说法，还是很精彩的，有许多颇有见解。
比如，在纪委任上，他就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模式；而在一次会议上，他也批评走马灯一样更换县委书记的做法，认为县委书记干一两年就走，“说白了就是欺负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开玩笑。”当过县委书记的他表示，“没有五到七年，很难把一个县治理好”。
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一个有过贪腐经历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且不说收了钱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推测，一些吃喝根本不愁的官员，白天是勤政能干的官员，晚上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种角色的自如转换是如何完成的？如果说利益输送是为了家庭尚可“理解”，那么如果是“大家都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这是规矩和规则”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反思政治生态的问题？尤其是，作为纪委书记的他，亲手把很多官员拉下马、送进号子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2011年，朱明国在《学习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换届：进退留转话官德》。字里行间，透出他对官场众生相的深谙：“有的一心晋级升档，四处活动，拉关系、走门子；有的当退不想退，离巢还恋栈；有的感到提拔无望，精神不振，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的挑肥拣瘦，对职务安排不满，不愿去‘清水衙门’和欠发达地区，向组织讲条件，对群众发牢骚；有的纪律松弛，违纪违法；有的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等等。”
文章里，他归纳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官德”和党性的缺失，也有考核监督机制的失位。而他本人，在仕途戛然而止的今天，也得有人来总结其中的原因。
不过，巧的是，文强死的日子，恰好是朱明国升官日。而今，当老朱在机场被架走的时候，是否会想起过去的这位老部下呢？
文/公子无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