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就是：“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以饵犬羊，迄今官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
皇上啊，秦桧这家伙当政以来，一心想着讨好敌人，将百姓的财富搜刮一空，以致现在朝廷的储备粮都快没啦，民间呈现出一片萧条之景啊。
胡铨的呐喊声言犹在耳，金大爷们就迫不及待地琢磨着弄走南宋仅存的少许贵金属了。比如金人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下游的漫长地带，设立了无数开展贸易的榷场。每次交易时还使用短陌制，让一贯宋钱的价值到了金境无端翻两倍甚至翻三倍，从而鼓励天下商贾都来金境交易。
但这可不是金人有多么好心，等到商贸市场形成后，金人就开始疯狂收税。拿襄阳榷场来说，每名前来交易的商客，进入北界时便要先交一贯三百文的“门票费”，而所带货物的税费及商客的住宿费等还要另付现款，零零总总算下来，去一次榷场的人均花费少说也得三贯钱。
靠着这项一本万利的买卖，金人赚得盆满钵满。金大定年间，光是泗州一个榷场的收入，就高达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等到承安年间，则疯涨到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
不仅如此，金人还采用压低物价倾销的方式，大肆搜刮宋朝的贵金属。同样的商品，金方的售价总是比大宋便宜，这直接导致无数百姓用脚投票，大举购买金方的物资，造成铜钱源源不断流入北方。
如此一来，宋金之间的交易就进入了一个令人迷惑的怪圈。表面上大宋商贸发达，商贾众多，可实际上钱却都让金人搂走了。
更为让人无语的是，南宋让金大爷欺负成这样，自己还要作大死。就拿关乎国计民生的贵金属矿产来说，南宋虽然丢了许多矿产资源地，还家里多少还有点矿。
然而，南宋却根本不重视这为数不多的贵金属资源。百姓们费尽心力开采出来的铜铅等资源，朝廷却不愿给出一个公道的价格来购买，致使不少开采矿产的百姓血亏一波，纷纷转行，留下一座座铅山铜矿无人开采。
盘剥如此严重，还遇到了坑冶管理制度败坏。南宋负责管理矿产的官员们利用职务之便，将贪污腐败玩出了新境界，顺手还要从坑户身上榨尽最后一点利用价值，造成坑户无心冶炼矿石，各种贵金属质量不佳。
一边是钱荒，一边要孝敬金大爷，一边大宋还有这么多官员要贪污要腐败，多重矛盾之下，南宋王朝没想过从根本解决问题，反而自作聪明采用横征暴敛的手段暂时掩盖矛盾。
这一幕反映在朝廷的收入上，就是南宋建国之初，朝廷一年收入不到一千万，可到了1157年，朝廷的收入就猛增到六千多万了，待到1187年，朝廷收入则增长到让人咂舌的八千万，一度超过了国土面积更大的北宋。
按理说，如此巨额的收入，单靠南宋正税中的夏秋二税绝难达到。可这丝毫不妨碍征税之外花样翻新的各色新税种进行补充。公元1135年，总制司使孟瘐创立“总制钱”，后与北宋末年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成为压在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在经总制钱的加持下，民间所有钱物交易，官府都要抽取千分之三十的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税收又增加到千分之五十六。
经总制钱将税收对象锁定在民间商贸之时，宰相朱胜不甘示弱，发明出针对军费的月桩钱，要求各地州县每月都要交纳定额费用增加军费。
可惜，地方官员使尽浑身解数，往往也只能交到定额的十分之二三，剩下的差额部分，便只好向民间征敛。
有时候，地方官员刚刚将上月的数额收足，次月的税收又到了征缴期。民间百姓不得不接连交税，可还没等他们凑足钱，可怕的版账钱又来了。
所谓版账钱，就是东南各路借口供应军用收缴的税收。朝廷规定各州每年必须搜刮一二十万贯，如此高额的税款，无疑成了压在百姓们头上的另一座大山。
但南宋王朝似乎根本不觉得新税收带给百姓们巨大的压力，朝廷不但不考虑减税，反而在新税之外，将传统二税的征收比例也加重了。
就拿传统收税时征收的“耗米”来说，民间交米时，官府普遍在一石米的基础上多加四五斗甚至一两石的“损耗”。而一些地方政府收米时，还爱使用大斗收米，每只大斗都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大出三五成，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除了耗米，南宋还想出了诸如折帛钱、和预买、预借、科配等各种税收新方法，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官吏嫌纳税人给的贿赂太少，在纳税人交完税后，诬陷纳税人没交够，明火执仗进行勒索的“生财之道”。
种种不合理的税收下，南宋王朝就这么弄得民间百业凋敝，也让自己在积贫积弱的大坑里越陷越深。想来像这样作大死的王朝，就算老天把郭靖黄蓉杨过打包送来，也是救不了啊。
参考资料：孙宗林《宋朝岁币政策的影响评析》、盛艾敏《南宋繁重的赋税》、程民生《试论南宋经济的衰退》、罗雅萍《南宋钱荒成因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