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与汉学家和学习汉语的学生见面时，卢基扬诺夫教授俗语说了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看法，向习主席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界撰写的6卷《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册。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在听取卢基雅诺夫教授的发言后称赞卢基雅诺夫老师刚才对四书五经的解释非常精彩。几年前，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了6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册，全面解读了中国5000多年来博大精深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习近平主席说：“你们对中国文化的弘扬，对中俄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可或缺。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说。”。
2007年2月，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主办的汉学会议上会见了卢基扬诺夫，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队正在翻译《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我们共同成立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俄文化研究中心，使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请求下，最近笔者就中俄文化交流等问题与卢基雅诺夫进行了对话。
安艺卢基雅诺夫，俄罗斯著名汉学家，1948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78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9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首席研究员、东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俄罗斯中友协副会长、国际留学联合会副会长卢基扬诺夫，俄罗斯汉学巨著3333《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1978)、《道德经》 (1991)、《论语》 (2001)、《诗经》
俄中文化关系的关键节点
刘亚廷：尊敬的安纳托里叶甫盖尼耶维奇，你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文化联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区分那个阶段？
卢基扬诺夫：尊敬的刘亚廷老师，我分四个阶段回答了俄罗斯-中国文化联系的问题。第一阶段，接触了中国文化。第二步是促进俄中文化的相遇。第三阶段，中国文化进入了俄罗斯精神领域。第四阶段，俄中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解决。
刘亚丁：那么第一阶段有什么重要人物？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和中国文化的早期接触得益于俄罗斯早期汉学家的活动。。莱昂切耶夫的书塑造了一个明智仁慈统治的中国形象。《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学》 《道和德：早期道家的哲学》 《老子和孔子：哲学之道》最早的俄罗斯译本出自他的手笔。
刘亚廷：2006年11月，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Liang Chiev的译本——是帝国科学院17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讲座》，发现了《三字经》和《大学》，黄纸。莱昂切耶夫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早期成员。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仅布道，还进行学术研究。毫无疑问，皮丘林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中国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19世纪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色丰富的中国学派，这首先要归功于。瓦西里耶夫。他提炼了研究中国文本和注释的新方法，并在题为《中庸》的教学大纲中概括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他的学生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用自己厚厚的著作结束了黑格尔和康德所谓的“中国的历史僵化”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杰出的汉学家白百福是《四书经，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书》 《大学》的俄罗斯译本，丰富了俄罗斯汉学的报告。
刘亚丁：那第二阶段呢？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中国文化接触的下一步是普希金采取的。普希金是杰出的汉学家费秋林的朋友，正是费秋林向普希金开启了天朝国家的精神世界。众所周知，他在《中庸》的手稿中提到了孔子，描述了君子的性格。要小心谜团，不要着急，要尊重青年。其实这是孔子说的“后生可怕。怎么知道来的人现在也不是呢？”的。四十五什么都不听，雅思也怕不了。“普希金很可能通过皮丘林接触到《中国文学发展史纲》。
普希金体现了俄罗斯文化的“话”，孔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道”。普希金本来就有机会遇到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天才智慧。他曾写信给沙皇，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愿望。遗憾的是，他被断然拒绝了。俄罗斯文化的“马”和中国文化的“道”的相遇没有实现。因此，我说普希金有精神动力，有与中国文化会面和建立联系的愿望。
刘亚丁：那么谁推动了中俄文化的相遇呢？
卢基扬诺夫：两大文化的相遇在我说的第三个阶段最终实现了。19世纪末，俄罗斯另一位天才列夫托尔斯泰迈出了新的一步。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精神的体现者。
由于急剧变化时代的精神危机，托尔斯泰为了拯救人类，走遍了孔子、老子、墨子和佛陀的学说。普希金在诗歌的语言中形象化了俄罗斯“话”的本义。托尔斯泰用基本的道德范畴表达了自己的学说。他直截了当地说，每个人的心里都储存着爱和善心、真理、笔行和智慧。这就是精神的原型“五常”。托尔斯泰从道家和儒家那里知道了这些。他的哀求仁慈，他的善心是美德，他的真理是信仰，他的笔行是礼仪，他的智慧是知道的。更进一步，在托尔斯泰
的学说中实现了“言”和“道”的融合：让人民回归自然、无为、不争，而且要修身、向学、兼爱。托尔斯泰将中国“道”文化的5000年历史之流引入俄罗斯精神之域。“道”体现为俄罗斯之“言”。这产生了肉眼不能目睹的效果：“道”的文化与“言”的文化第一次产生了融合。于是，俄罗斯之“言”获得了“道”不可遏制的强力。托尔斯泰还进一步将中俄的“道”和“言”引入全人类的宽阔世界。托尔斯泰完成了俄罗斯智者和思想家的功绩：向人类开启了中国不朽的“道”的全球性的价值，而中国之“道”则为俄罗斯文化之“言”的复兴提供了保障。只是在今天我们才意识到，托尔斯泰发现并向我们指出了什么样的“言”的复兴之路。我想指出，与此相联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和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2015年签署了题为“中俄文化融合：孔子、老子和托尔斯泰”项目的长期合同。
刘亚丁：在《孔子形象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流变》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读（托翁对孔子和老子都非常喜爱）。我发现，这与托翁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列文的“顿悟”，具有词语和精神的相似性。写列文的顿悟他用了这样的句子——“для души живет”，他描写老子学说则用“жить для духа”，说的都是要弃肉体、存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后，托翁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精神觉醒的最重要的“旁证”。那么，中俄文化的互融和互解是如何发生的呢？
卢基扬诺夫：在俄罗斯和中国的现实中可以更详尽地、更长久地找寻俄中文化的互融和互解。我所指的当然不是“文化交往”，而是文化的互相理解。象征俄中文化联系第四阶段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活动，对我们理解这一点会大有帮助。
201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实现了他担任这个崇高职务后的第一次出访。这次访问在俄罗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表示希望会见俄罗斯汉学家。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发了言，然后习近平主席讲了话。我想用以下的一句话来概括习主席的讲话：“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接下来就更出人意外、更让人惊叹了。习近平展示了他对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深刻见解。他对俄罗斯作家一一道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所有这一切，都是带着对这些作品和对俄罗斯文化的微妙之处的深刻理解说出来的，是带着它们对中国人的意识的影响和触动说出来的。
在与俄罗斯文化的比较中，他谈到了中国哲学典籍和现代文化，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精神世界的一些重要的范畴和象征。习近平概括的范畴中有“仁”这样的范畴，此外还高度评价俄罗斯汉学家撰写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谈话的内容不能一一列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俄中文化的互相接触和互相理解的过程已经展开，未来具有广阔的前景。想想吧，这是谁说的，恰恰是习近平，这位历经生活磨难、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追求人格完善的人说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样，体察到了文化的联系。
也许有人会想，我是在讨好中国领导人。完全不是！我记得孔子谈论精神共振的不朽名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者矣。”在习近平主席访俄和他与普京总统会见三年后，我们看到俄中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何等巨大的规模！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我感受到了以下五种精神：孔子的“仁者仁也”；孔子的“好学近乎知……知所以修身”；曾子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激活俄中两大文化相互理解
刘亚丁：您认为在苏联时代，汉学家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卢基扬诺夫：苏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以В.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工作为起点的。他提炼了翻译中国文学和哲学文献的方法论，编制了培养汉学家的教学准则，为俄罗斯汉学奠定了完整的学术基础。他的学生休茨基完成了《易经》的完整的诗歌体译本，这是国际汉学界的重大事件。费德林翻译了屈原的诗歌；彼得罗夫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文章，著有研究道家哲学家王弼的专著。196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的创立，成为苏联汉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远东所后来成了最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
季塔连科和布罗夫编辑了《中国古代哲学》两卷本文选，接着又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汉代哲学》，同样包含了译文。在这个时期，别列洛莫夫、波兹德涅耶娃、波麦兰采娃、季塔连科等还出版了研究法家、道家和墨家的著作。还有很多汉学家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名字我例举不完。
苏联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种研究激活了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激活了两大文化的相互理解；其次，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导致对文化的精神原型的寻找，这促进了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形态学研究原则的提炼；再次，这种研究修正了关于文化的人文定义，并表明：文化作品的基础是处于精神本质中的人；最后，这种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全人类性和独特性，证明中国文化具有居于人类全球一体化的中心之权利。
刘亚丁：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千年，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汉学界，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出版了很多研究先秦诸子的著作和论文，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等著作有多个俄文译本。为什么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至新千年这个时期，俄苏汉学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卢基扬诺夫：第一，在20世纪最后25年，俄罗斯新一代的汉学家成长起来了，各专业的都有——其实还有很多人到中国去学习。我想指出，根据季塔连科的倡议，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哲学学派，布罗夫和费奥科季斯托夫给予他帮助。现在这个学派已经有了五代学者，其中有卢基扬诺夫、科布杰夫、扬古托夫、罗曼诺夫、阿勃拉缅科、勃兰日金娜、伊奥诺夫等，他们活跃于先秦哲学研究领域。同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的中学和大学里，学中文的人在增加，中国文化日益渗入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包括中医、太极拳、中餐、中国音乐和舞蹈、风水、算卦等。俄罗斯汉学界以自己的成果回应了这样的兴趣。
第二，在您所称呼的这个时期，一个伟大的强国——苏联被出卖、被毁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陷入了半封建式贫困。作为“新的历史人群”的“苏维埃人”和个人都毁灭了，“道德法规”被烧毁了。“光明未来”的战略思想，不论在意识形态中，还是在人民的意识中都已经熄灭。用《礼记》中的话说是“今大道既隐”。在这个黑暗的深渊里，西方的蛆虫以淫欲、毒品、美酒、失德和战争为武器横行无忌。怎么办？西边是可怕亦复可憎的蛆虫，东边是伟大的中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由具有崇高精神材料塑造的新人正在复归，富有精神的绿色文明正在建构，奔向大同社会的小康正在实现，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之中。俄罗斯诚实的人们的眼光会投向哪一边？当然会投向中国巨龙的文化。我对中国的歌曲《龙的传人》很熟悉：“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我们把这首歌翻译成了俄文。是呀，我真希望在我们的远古也有自己的俄罗斯巨龙——不朽精神支柱。所以说，苏联崩溃的悲剧使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
第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从中国文化中开辟了“道”与“言”之路。在中学时代研究他们的作品就会产生对“道”文化的兴趣，那么作为他们的后代，应该听取我们精神之父的决定命运的“言”。也就是说要表现孝，复兴俄罗斯之仁。
刘亚丁：问题是，喜爱中国文化的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在当今也遭遇到某种程度的漠视。
卢基扬诺夫：我们确实也会面临危险。在有关中国的学术文献中充斥着歪曲中国文化的描写。有个别官员发声，要把《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俄罗斯的阴阳合和的史诗）从中学教学大纲中删除。普希金的作品基本上被删完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要照此办理，理由只有一条：“孩子们不懂这些作品中的深奥的哲学”，建议用东正教的文献来代替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们要铲除“言”的始源土壤。因为只有借助“言”，俄罗斯的智识者才能进入中国之“道”。这就好像从五行的木、火、土、金、水中去除土，“道”将焉附？
我们的老师季塔连科院士在行将离世时，嘱托我们：“学生们！我教过你们。我从来没有对我自己和对你们说过谎话。道路是艰巨的。你们会趔趔趄趄，跌倒在地，站立起来，继续前行，不要偏离道路。饥饿也好，寒冷也罢，不要抱怨，不要放弃。因为你们是汉学家！要做诚实的人，要诚实地完成你们自己的事业。要向人们展示俄中文化的交响乐。我开始的事业，你们要继续下去。只是你们要坚韧，对智者的遗言要听取，记住并加以施行。”作为季塔连科的学生，我们会遵照他的遗嘱努力工作。
深刻解读与深度合作
刘亚丁：您本人出版了研究《论语》和《道德经》的专著，附录是您的《论语》和《道德经》的俄译本。您能不能向中国的读者介绍您的主要观点？
卢基扬诺夫：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我经常诵读。《道德经》包含了普希金的精神，它让我成为孩童，让我畅游于自然之中；《论语》包含了托尔斯泰的精神，它让我变为成人，让我畅游于社会之中；《易经》则把两者结合起来，要人成为“老者/孩童”和“孩童/老者”，畅游于永恒的循环之中——这当然只是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幻想。
这两本书是道家和儒家的基本经典。儒家看重古代，即过去的时代，认为古代可以在未来中复活，或者说，古代与未来的结合会回归到现在。道家看重未来，认为未来会再生于过去，或者说，未来与过去的结合会回归到现在。《易经》把这两个结捏合起来，形成了未来、过去、现在的辩证的三位一体的螺旋。这是全球结构的最和谐的结构和密码——每种文明独立，又相互结合。形象地说，《道德经》和《论语》是锁，《易经》就是开锁的钥匙。
《道德经》是由从天地的宇宙层面道德的自然花纹来描绘的，天和地的半球都聚焦于庄子所说的圣人所居住的中心。在圣人居于中心的文本的辩证螺旋线条中，所有的花纹有自己的纹路和节奏。这就是一年四季的纹路和音乐节奏。在时序交替中圣人生长，“道”和“德”的文本用年轮在其身上烙下痕迹。到了生长的极限，圣人消亡，化为带着“道”和“德”花纹的自然之物（我们会联想到盘古的神话）。然后一切又周而复始，花纹投射到中心，再生为圣人，“道”和“德”在他身上编制纹路，如此等等。因此，不同的季节读《道德经》，少年、老年读《道德经》，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每一次读，其内涵都会有差异。
读《论语》也是如此。只是一切都发生在以自然宇宙为背景的社会领域里。宇宙的半球聚焦于儒家的君子。花纹的描绘与道家相似，但具有不同的意义。花纹在历史时间里按照儒家的礼而律动。君子求学、生长、完善，达到师长的阶梯后就逝去，将花纹留在典籍里。老师的生命在其学生中得以延续。
我自己还根据《淮南子》和《白虎通》的内涵，绘制了道家和儒家的“道”的五行原型螺旋图（见下图）。
刘亚丁：那么，将《道德经》和《论语》翻译成俄文是比较困难的工作吧？
卢基扬诺夫：我们提供了《道德经》和《论语》的平行的译本。我完成了这两本书的学术性散文体译本，阿勃拉缅科教授完成了它们的诗歌体译本。我们为什么要提供哲学文本/诗歌体平行的译本呢？首先，早期哲学思想都是以诗歌的形象来表述的。其次，人刚刚一出生是从母亲的摇篮曲开始的，孩子是人间的神，诗歌是他们的语言，老子和孔子保留了这样的语言，即使在最具有散文性的语言中也暗藏着韵律性。
刘亚丁：阿·马斯洛夫认为《道德经》中包含了仪式咒语和祷告词，所以他的《道德经》译本比较注重韵律性，伊·谢麦年科在翻译《论语》时，也把某些地方译成有韵律的文字。在您本人的《道德经》译本中我发现，某些片段也是押韵的，如二十四章、三十三章。但将《道德经》和《论语》整体翻译成诗歌体，或许你们是首创者。
现在我们换一个话题。季塔连科任主编、您本人和科布杰夫任副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汉学巨著。请您谈谈，俄罗斯汉学家为什么要撰写这部大典？
卢基扬诺夫：20世纪最后25年，随着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影响的日益广泛，俄中友谊的不断深化，处于新的发展阶段的俄罗斯汉学也有必要总结250年来的发展历程，这就产生了写作《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必要。这部汉学家们用15年完成的著作，得到俄罗斯科学院的高度评价，2010年获得了俄罗斯国家奖。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俄罗斯汉学家时也提到，这部书是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当时我也谈到，四川大学的领导和俄罗斯学家们提出了将它翻译成中文的建议，这是俄中文化联系的大事件。现在这些提议者应该让人们知道了，他们是：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优秀的俄罗斯学家刘亚丁、李志强。您本人就是这个艰巨的翻译项目的首席专家嘛。
刘亚丁：在我看来，大典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以“新欧亚主义”为基本理据，消解了某些西方汉学家所谓中国文化是博物馆陈列物之类的偏见，肯定了中国文化对现代社会和对世界的意义。其次，它阐释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创造性转换作了论述。最后，它具有学科的全面性，是世界汉学界涵盖学科最全面的著作。
感谢您2010年9月在川大当代俄罗斯中心成立仪式上将这套书赠送给我们，这样我们才有了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们得到了川大领导的支持，得到您和远东所的赞同，在李志强、夏忠宪、刘文飞、张建华和王志耕等教授的积极参与下，2012年我们团队申请并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
卢基扬诺夫：我记得，在2010年9月16日，就是我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赠给贵中心的那个晚上，您对我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把大典翻译成中文。2011年的春天，我们在川大签署了大典的翻译合同。
刘亚丁：有志者事竟成，我也记得，2014年1月，在远东所您的办公室里，我们一起讨论未来的中俄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方案，现在我们已经在“丝路书香”工程的支持下，合作翻译儒家经典了。
卢基扬诺夫：作为俄罗斯汉学家，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教育参赞赵国成、文化参赞张中华等人的大力支持，我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谢意。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