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媒体提问，时间会倒流，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程老师说：“忠孝不能兼得。”他回答的时候，外表平静。对于受到的委屈，也只写“迷茫”二字，没有“后悔”。
性别委员会老师于2015年7月12日去世，享年80岁。由于他高大的身材、旺盛的精力、平和的性情和优秀的保健，死亡的消息确实来得有点突然。一个月前，成老师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有寿喜云。“没有用权位抛出理想，敢以降职献真言。成功要无憾，要含笑对着天空皱眉头。”(性事卫女：以父亲80自修诗报答凤凰网民的慰问，凤凰网2015年7月12日)他的学生说：“老师虽然身居高位，但仍然坚持真相的人很少。”(7月12日@广元经济，新浪微博)
这是适当的评价。但是历代国家领导人中，成思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忠宗“孝”之间不得不做出取舍的人。而这来自于他的家庭。
选择“忠诚”也不能尽孝
组成家庭的政治光谱的广阔程度受制于历史，博大精深，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表现出的所有诚意都可以成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纪标本。
成思伟1935年6月出生在北平。母亲小钟长(1905-1964年)是留法学生。父亲成思娜(1898-1991)，早年加入国民党后脱离，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学习列宁《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n Policy)(《新青年》 10我26岁时，
成思伟出生三个月后，《世界晚报》 (1935)在上海创立。第一年，1934年，圣事我因揭露汪精卫手下的贪污腐败而被监禁。他的名言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的。我可以一辈子当新闻记者。王老师一辈子也当不了行政院长。”给了中国报纸持续的荣耀。
新大学校园内的建筑物及圣寺内的雕像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盛成被迫放弃一家报纸，在香港、桂林、重庆重新创业。1952年去台湾，1956年创立“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造“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是世信大学的前身。1988年新闻业被禁止后，他以90岁的高龄创立了《世界日报》。
圣事我一辈子坚持无党派立场，不受强权和金钱的控制。在第三势力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从知识分子到企业家，如果不是国民党的新闻控制，世界上最大的姓氏报纸王国也不会知道。
1930年圣事我曾在欧洲和美国旅行访问过新闻业。他没有在海外呆太久，是“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一代未来的岁月很长，但侍奉父母的日子很短”。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虽然过半百，却走上了流亡之路。1949年，家人去了香港。行前，作为地下党员的女儿成宥利留在父亲身边，建设“新中国”，被成功拒绝。
性别委员会和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接受共产主义思潮，在香港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倾向革命。为此，他和父亲在家的时候发生了争吵。1951年，他以回国为由，告诉母亲拿着一只手提箱回到广州。他怀着“新中国”建设的理想，在“忠”和“孝”之间选择了“忠”。这意味着，迈出这一步，就要接受“忠诚”背后的制度、体制、思想体系和命运。
成思伟首先在南方大学劳动者学院学习政治理论，曾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成员、广州珠江口“五反”指挥部民船业班长。然后，他去华南工程华东化工学院学习了无机物专业(1952-1956)。从此进入化工领域。
回到内地填补家庭出身时，盛思伟填补了“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三大敌人)。我认为背叛父亲和家人投身红色中国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出乎意料的是，由于海外背景和家庭出身，他在“特检”、“文革”期间一度去烧锅炉。在看不见太阳的瞬间，1972年冬天的一天，他接到妹妹圣露西来中国见面的指示。于是他带着女儿来到外国人可以住的北京饭店敲门，兄妹隐约认出了男孩的样子，但一时语塞，这是妹妹唱“哥哥阿伯丁”的声音。(成思伟：“永恒的女斗士——我的露西妹妹”，在Lucie追悼会上发言。(包括《世界画报》 2010年4月)提醒人们“冷冻多年的麻木亲情”。他因想念母亲写了数百封信，都发现石头沉没了，已经因病去世，享年不到60岁。
周恩来问候圣寺，说：“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说。只有一句话，性事岌岌可危的家庭成分从少变成了朋友。从那以后，他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被调到了北京。以前，他在华工部的几个设计院绕沈阳、华北、天津。1981年，在妹妹和父亲的帮助下，他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MBA的人，在未来30年从事管理科学和财经领域的工作。
在过去的20年里，成老师的身份最多，责任最重的20年。1994年，他担任化工部副部长。1995年加入
民主党派民建中央，担任民建中央主席(1996-2007)，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2008)。除了教学、科研、学术，他也是在世界范围行走的“演讲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使者。成思危不是在体制内的官僚系统内一步一步走上去的，而是由于命运的戏剧性转变，使他从被排斥的一个基层普通科研人员，到被信任，委以重任。早年，成思危一心想为国尽忠时，无门;后来，则是国家需要成思危。毫无疑义，成思危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能够恰如其分地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后人所看到的成思危，是这个成思危，而不是早年的成思危。
随着民国人物在大陆逐渐解冻，成思危的传奇身世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当成思危先生被媒体问及如果时光倒流，还会不会做那样的选择?成先生没有我们期待的：“不会”，而是说，还会做同样选择，“忠孝不能两全”。他回答时，外表平静。说到曾经遭受的委屈，也只用“迷茫”二字，没有“后悔”。
父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979年，成思危与(右二)父亲成舍我(中)及家人在美国
1951年，成思危是把父亲当作“守旧势力”的，他喜欢巴金《家》中的觉慧，冲破束缚，追求理想，心怀“对新中国的憧憬”。父亲的伤心和恼怒可想而知，1951年端午节，他有一文：“谁迫使我们骨肉离散”(《自由人》，1951年06月)。文中写道：“佳节思亲”，乃人类天性的表现。他痛斥“叫人们废弃‘亲’的观念，父子、兄弟、夫妇、亲戚，要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大义灭亲，去亲手枪毙自己父母”的做法。他说：“世间最非暴力所可有效镇压的，莫如人心，及天伦之爱。”少年成思危之否定父亲，是因为他太年轻，对于父亲的了解也不够。当他自己成为父亲，经历磨难，对父亲的理解才有所变化。从已经披露的不完全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父子短暂的接触：
第一次，1979年9月，在分别28年之后，相聚在洛杉矶小妹家。父亲时年81岁，成思危44岁;
第二次，1983年，成思危获得MBA。成舍我从台湾回到美国。他希望儿子留在美国，待时机合适，去台湾地区子承父业。但是，成思危觉得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父亲尊重儿子的选择;
第三次，1985年在美见面。成舍我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
第四次，1988年，在香港见面。成舍我特意要成思危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
第五次，1990年，成思危第一次去台湾。为母亲上了坟，在医院陪护父亲，他睡在病房外的沙发上。临走前一晚，他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父亲早上醒来没看到儿子，就一定要护士陪他回家。到家后得知成思危已去医院向他辞行，又匆匆赶回医院。当成思危看到父亲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情景，禁不住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父亲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成思危，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他的头。他们预感这将是永别。翌年，父亲去世，成思危奔丧。
历史翻过了这一页。1998年，成思危在父亲百年诞辰时表达了他的感情：
“父亲是一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但在他心中却是情深似海，这种深情厚意只有在事后追忆时才感到它的可贵。真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六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父亲离我而去已有七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还会悄然进入我的梦中。但是当我真要提笔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时，却深感思绪纷杂，不知从何处下笔。”(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种精神”，《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兄妹：异中有同，那个“同”是承袭家训
成思危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成之凡(1928年生)和成幼殊(1929年生)。她们的母亲杨致殊(杨璠)女士，为杨端六先生胞妹，曾与成舍我一同艰苦创业，后离异。大姐成之凡，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1951年去法国。她被余光中夸赞“成之凡，成之不凡”，心有四窍：作曲、绘画，写诗，收集中国宫廷的古装。不仅如此，成之凡还三度竞选法国总统。
二姐成幼殊，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新四军。1949年，成幼殊和生母从香港回到内地。1950年加入外交部，后作外交官，出使联合国，现在北京离休。她的诗作《幸福的一粟》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位家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对于弟弟影响至大，不知她如何反思在大时代之下的家庭与个人命运，只见她这样写道：“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小说更像‘小说’”。
成思危之后，萧宗让又生了两个女儿成嘉玲(1937年生)、成露茜(1939年生)。小妹成露茜，亦多有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她是UCLA社会系教授，创建并担任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16年，关注性别、种族、阶级领域，以及底层弱势群体权利，热衷社会实践和运动，1985年在洛杉矶获教育女斗士奖(Woman Warrior Award in Education, LA,1985)。1972年，她只因寻找哥哥姐姐的念头，勇往直前。父亲晚年，将《立报》交给她接掌。她在父亲的基础上，又创办《破报》和各少数族裔语种的报。大妹成嘉玲是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世新大学董事长。
相比较于其它姐妹，成露茜更是改变成思危命运的人。
第一次改变，便是1972年那次来访。当露茜告诉父亲说想去大陆时，父亲对她说：你哥哥可能老早在“文革”中死掉了;你姐姐是共产党员，大概还在，可能是在外交部。因为他注意到中印边界冲突时，印度人冲进中国大使馆，法新社发了一张照片，有个女子站在大使馆门口，说这是中国领土。父亲认出那是自己的女儿。
成舍我成露茜父女
虽然有了兵乓外交，但中美还并没有建交。露茜到香港旅行社说希望回去找姐姐和哥哥，她按要求填了一张表，在地址和职位栏中，写哥哥，不知道;姐姐在外交部。表送进去之后，有人出来向她询问了成舍我的情况。等了两个星期也没有回复，她对旅行社说如果再不行，就要回美国教书了。结果，人家说你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先进去好了。于是，露茜特意穿了一件蓝衣服，买了一个书包，从罗湖进到大陆。她住在北京饭店，独来独往。有一天早上，她被告之今天晚上不要出去，有重要活动。当晚，她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恩来要接见台湾保钓青年。这场会面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早上三点。之后，露茜被留下来。周恩来问她父亲怎么样，好不好。露茜告之还不错。周恩来说：请你转告你父亲，我们都错了。(他指的是1949年，他们在广播里说“人民公敌成舍我”，没收《世界日报》，这是不对的)“他是民族资产阶嘛!”。(成露茜口述，温洽溢记录整理《成露茜教授口述自传》，载《传记文学》2010年4月，第152-159页)
第二次改变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露茜帮助成思危去UCLA念书，使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工商管理硕士的人，由化工科研人员改行进入管理科学，投身1980年代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并有了后三十年对于一些经济改革决策事项的参与。
这一改变至关重要，使得成思危成为同代人中格外幸运的人。虽然兄妹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凡俗的朝夕相处，但是，这些特殊机会的提供，使他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得以观察和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观念、思潮、社会运动;彼此重新认知和回归亲情。
成思危对妹妹的情感，在最后时刻，2010年2月27日露茜追思会上，倾泄而出。他唤她：“我最亲爱的露茜小妹妹”，“71年往事历历浮上心头”。他说：“在个人行事作风上，露茜几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她生活简朴，处处节约，很少追求个人的享受，把工作当作最大的乐趣。”“尽管我对露茜的一些言论和观点不尽苟同，但我十分赞赏她对理想的执着与奉献。在改革开放初期，她致力于推动中美学术交流与合作，帮助许多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人生如梦一般变幼无常，万万没有想到我最小的妹妹竟先我而去。她一生为保护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平而奋斗，活得绚丽多彩，走得潇洒利索。”成思危对自己这个有学有术，敢于出格，手脑并用，理论实践同行，同时做二十件事的妹妹的爱和评价，也反映了他的内心价值取向。
除了小妹，家中两位姐姐的音乐艺术诗歌才华，以及大妹的经济学思维和商业才干，对于成思危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多元的、色彩斑斓的家庭。成思危说一家人在一起不能谈政治，一谈就吵。小妹最为激烈。然而，他们又水乳交融，其特质是：“多元化的广度，国际性的世界主义关怀，讲求手脑合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发挥媒体公正、独立的精神。
我们异中有同，那个“同”是我们兄妹的共同特点”。(据成嘉玲“编辑室手记”，《传记文学》，2010年4月)
人伦亲情，从背叛到回归，这背后是比现实政治更大的“政治”。如果没有亲情的复归，可能也不会有成思危日后出人头第的机会。
舍小我，成大我
舍我，是父亲为自己取的。每一次称呼，都提醒“舍小我，成大我”的人生追求。无论这一家人各自的政治倾向和选择为何，父亲之名始终高悬在上。
成思危一度官至“国家领导人”，在世俗意义上，不可谓不“成功”，然而，以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地位，似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惜没能在历史的天空上刻下如父亲一般的刻度，老天爷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但是，他竭尽所能以另一种方式报答生命之赐。
近年来，他在讲演中较多谈论五个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他说，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没有解决;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收入与分配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这些“终极中国问题”需要修建一座什么样的桥梁才能通达?117年前出生的成舍我为之奋斗过，80年前出生的成思危为此奋斗过，76年前出生的成露茜为此奋斗过。
成思危在悼念妹妹时的一段话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意：“人总是要走的。重要的是如何过这一生，父亲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自强不息。这是父亲最重要的遗产。人是星球上的过客。有的人早走一点，走得潇洒，走得利索，没有什么遗憾。”成思危终于得以去和饱受离散之苦的父母和亲爱的露茜小妹长相会，也未尝不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成舍我是严父。孩子们一生都想得到父亲的肯定而求之不得。不知在天国里，80岁的成思危能否口吐真言，“敢持庭训报先亲”否?他们又会继续怎样的争论?
中国啊，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死难以放下!
(标题取自成思危之父成舍我先生《八十自寿》，本文在刊发时删去了部分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