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小时将回到2002年。
价值50亿韩元的企业，高层内斗差点崩溃的——新东方高层剑爆发，危机蔓延。3个人能否坐在一起，新东方能否走到今天，在当时很难说。4月24日，新东方学校副校长徐小平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会堂举行的《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新刊首演仪式上这样说。
徐小平说的三个人是指新东方的“三马车”——俞敏洪、王刚和他自己。
[2002年5月]俞敏洪是新东方教育科技公社社长、新东方学校创始人。王刚，新东方总公司董事长，回国前在美国贝尔研究所担任高级计算机工程师。徐小平，新东方二次创业的功臣，几个月前作为新东方公司“二把手”、董事、副总裁已经出局，在公司没有任何职务。在新东方产业公司新的“排行榜”上，徐已经降低了权力核心，他目前在公司没有任何职务。他更多的是“工作的人”“虚职”——新东方学校副校长。
引人注目的是，刘不仅不担任新东方学校校长，还让出了总公司董事长一职，将6%的股份赠予第二任校长胡敏，成为新东方第三大股东。俞敏洪退位、徐小平出局、王强丹强、胡敏崛起的——家新兴知名企业“宫廷斗争”的人事结局首次在晚春的阳光中生动地出现。
祸根
一开始，俞敏洪飞往北美，回到徐小平、王强，成为当时新东方朗诵的好话。后来俞敏洪又吸引了包范一、杜伟等。对于大家“海归”的加盟，刘按照惯例下意识地进行了“分封制”。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域，先借给运营费，业务100%属于自己，开班交15%的管理费，剩下的归自己所有。
这样，徐小平官留学、签证、移民咨询，王强负责基础英语培训地，保范分为出版地。另外，你们都是副校长。学校不领工资，各自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虎四只猴子，新东方在英语教育领域表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形成了新东方“诸侯割据制”的“分封制”格局。
到2000年初，随着新东方出国英语培训的比例逐渐降低，基础英语教学意外扩大，人们对新东方工作没有放射性的领域(如计算机培训、教学软件)产生了垂涎。随着食欲扩大和比较心理的膨胀、利益边界的严重混乱和重叠，各路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工蜂加剧，俞敏洪精心设计的独创有效地支持新东方原始积累的制度的危险开始显现出来。
这时，一位资本运营专家表示，新东方价值50亿韩元。所以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把新东方放在自己头上。
此后，由校长、副校长和部分名校教师11人组成的“东方人科技开发总公司”因制度设计缺陷，此次利益分配存在法律风险，“东方人”公司失败。这样，学校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小股东放弃了原来属地的所有权或支配权，公司没有利润，股权受到危害，自然陷入恐慌，对俞敏洪改革动机产生怀疑。早期大家集体积极推进新东方改革，结果被解释为“酒石兵权”、“名分雌雄”，成为俞敏洪实现高度集权的阴谋。“分封制”动摇了。
“首席执行官联席会议”制度
新东方公司化改造于2000年5月1日正式启动，一年半以来高层思想不统一，冲突不断。没有小股东区，人、钱、物的支配权被取消，公司没有利润，自然陷入恐慌，陷入了对俞敏洪“改革”动机的怀疑，最终被理解为俞敏洪的“阴谋”。另一方面，担心为了学校的发展，在现金使用方面缺乏透明度，在新东方拥有绝对控股的俞敏洪不尊重股权，不相信俞敏洪能在公司停滞的情况下拿出钱，从而以强迫俞敏洪下课的方式保障自己的利益。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保持团队的“和谐”，平衡新东方内部的“政治生态”，新东方的天才们为了牵制俞敏洪，成立了“CEO联席会议”制度。
CEO联席会议明确界定了董事长的权限。“公司的战略发展战略、投资、合并、关闭的重大决定由董事长最终决定。但是公司、学校的具体管理决定是CEO事务会议做出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会议决定以“会议记录备忘录”的形式通知会长。单击
从那以后，新东方正式召开了“CEO联席会议”，俞敏洪在会外走来走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着急，但不知道能做什么。
但是，自从“CEO联席会议”开始运作以来，俞敏洪的“观念落后”、“家族管理”的缺陷并没有得到弥补，反而在被赋予权力后暴露出左论程度，处理不好具体业务，管理经验不足的缺陷。因此，“CEO联席会议”遗产、新东方重组理事会、俞敏洪重新掌控指挥人，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俞敏洪后来回忆道。
(那时)新东方开始换总裁，先让他做这个，上去做了一段时间(时间)，发现这个位置不是人坐的。因为是什么，谁坐在上面，这个箭靶都对着他，那个人再下来换别人上去，坐了一段时间。这些朋友在一起并不容易，所以首先要保证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不会分散，第二个新东方本身仍然在发展。不管怎么样，新东方我们这些人，在讨论规则之争的同时，我们是新东方的管理层，中层干部，把他们完全和这种争吵屏蔽在一起的就是我们。
争吵，我们下面的是完全不知道的，仅限于我们这些人内部，那这样的话，下面的人还觉得新东方稳定，一片祥和，这种感觉是有的。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看到围绕新东方这样一个剧烈的人事震荡，“这个事情从200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了2004年。”
剧震
2001年8月27日，俞敏洪正在跟人谈话，副校长王强的秘书推门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信封上贴着条子，要求签写收信回执。信的抬头是“尊敬的俞敏洪董事长”。
两位校长，北大英语系80级同班同学，北大英语系任教的同事，1996年开始是新东方的同志，一墙之隔，鸡犬相闻，却要秘书传书，岂不蹊跷？
王强的信，历数俞敏洪过错、新东方的弊端，正式作出了辞职、退股、离开新东方的决定。
28日晚，新东方紧急召开临时董事会。王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给出了时间表，必须提交董事会讨论、决议。与此同时，副校长徐小平向俞敏洪递交了辞去董事的辞呈，加码支持王强。
新东方“三驾马车”中，三去其二，新东方的未来命运如何？紧急董事会之后，监事会主席包凡一加棒，说：“如果王强离开新东方，我也离开新东方。”紧急董事会开成了董事辞职会。
11月21日，俞敏洪在召开股东大会时，提出一条“关于徐小平是否当董事重新投票”的提案，历数徐出尔反尔、意气用事、立场不端正等毛病，请股东讨论。表决结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俞敏洪的提案，徐小平的董事职务被罢免了。
俞敏洪事后分析了原因，他在事后总结说道：
大家不要忘了原来这些人跟我是哥们关系，那个时候哥们关系比较好办，喝完酒分完钱就完了。但是一旦新东方结构现代化以后，出现的问题是到底谁来当董事长，谁来当总裁，到底谁排在第一位，原来新东方没有排过名次，新东方最后达到九位副校长，但是副校长不排名次。制度化以后就不能这样了，这是第一，利益分配完了，并不完全结束了这个事情。
当时为了改革方案。大家发现任何一个企业的改革都是人的改革，人的改革就是心态的改革。如果所有官员心态改过来以后政治改革才会相对容易。新东方当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心态改变不过来，自己原来是三大王的心态，当然包括我在内。
当时我们讨论结果不是职位，是为了暂时避开排位高低带来的矛盾，但是我比较笨，我只想着把新东方的改革完成。后来发现利益没法保障，我是新东方学校举办人，当时叫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就算那个公司是大家股份，但是那个公司投资很少，最后全加起来也就是一千万投资资本，而新东方学校本身已经有了几千万资产，最后由于公司跟学校本身没有明确关系，对于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我一生气就不要那个公司了，但是新东方是我的，所以新东方最后还是我的，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其实我本人没有这样想法，我本人1000％真诚，就是大家一辈子干新东方。
在这种强大不安全感之下，新东方内部斗争一直在持续，持续过程中间大家都知道，新东方还是一个可以获得利益的地方，也就是新东方学校本身发展非常大，正是新东方学校本身还有利可获，支持了强大新东方改革成本。
在处理与徐小平关系，俞敏洪让小股东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俞敏洪表示：我认为那个时候（2001年新东方内部冲突）徐小平如果不从新东方董事会走出去，对新东方会带来我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致命性影响。
我的目的很简单，我需要徐小平那一阶段暂时离开董事会，我要把新东方整顿出来。我要找其他的股东去谈，陈述利害关系。而当时这些股东都是在徐小平的联盟下面，我要瓦解这个联盟，我必须一个个去谈。
我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好新东方，不是为了把徐小平给打垮。其实那时候我本人是不是正确，徐小平有没有错根本就说不清楚，但是我的目的是新东方不能垮。
民营企业进入鼎盛时期后，一般难以逾越“排座次、论荣辱、分银饷”的“水浒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沿着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道路向下滑行。但新东方经过这次剧震后，却如凤凰“涅盘”般地再生了，怎么理解？
新生
怎么在发展的前提下平衡利益，摆脱随时可能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成了俞和他的团队的头等大事。新东方面临严峻的考验。耶鲁大学ＭＢＡ回来的副校长钱永强曾泪流满面地对俞敏洪说：“老俞，新东方所有的人都可以不改，你不能不改。”
新东方开始艰难而痛苦地向“现代企业”转型。俞敏洪提出辞去新东方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如果能以我的离开换来新东方的发展，我会高兴一百倍一千倍。我愿意用个人换回新东方，用生命换回新东方。”
至于说，王强为何出任董事长，俞敏洪解释，“一是我的性格不适合当董事长”，俞认为自己性格宽容，原则性不强，常常看人看的都是好的方面，“即使是小偷偷了东西，我也认为他很勇敢”；同时他喜欢干一些具体事情，“就像小时候放羊割草一样，觉得割草本身很幸福”，而一听“公司战略、规划”就提不起兴趣。而王强则办事极讲原则性，做事有长远规划。二是为了新东方的权利平衡，“我是最大股东，如果我既做董事长又做总裁，权利太集中”。
事实证明，老俞变了，新东方更成熟了。
2002年，俞敏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头再看过去一两年的人事浮沉，他表示：
1995年、1996年，我把徐小平、王强这两位从美国请回来时，主要靠的是哥儿们间的情谊，民主萌芽体系在当时已经产生，但这种民主体系是建立在以自愿为基础的友情上的，不是靠制度来明晰的。在进行决策时，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也可以不考虑，最后的决策违背他们意愿时，他们也没办法。
2001年时，我发现自己在新东方的权力过大了，大家很容易会跟风，这非常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这是由于我个人在新东方的历史地位所致，所以必须要进行组织制度上的重造，而重造就要涉及到某些人的调整，以及调整是否愉快的问题。
尽管大家在当时闹出了一些问题，但从现在看，实际上那时大家谁都舍不得离开新东方。现在大家也仍旧没有离开新东方，王强虽然不再做CEO了，但依然是新东方的董事，徐小平现在还在新东方做留学咨询方面的事，下一次新东方董事选举，再次被重新选入董事会的可能性很大。新东方的这几位创业元老都没有在新东方之外自己另办公司。我们之间还经常保持着联系。
俞敏洪表示，王强，徐小平从来没有离开新东方的。他说道： 所谓的离开就是他们说不行的话我就离开董事会，一会又回董事会，所以新东方的董事会很多人进进出出了很多次。
2002年7月，俞敏洪辞去总裁职务，定居加拿大，并将6％的股权赠予第二任校长胡敏。胡敏接替俞敏洪成为新东方总裁。
正如俞敏洪所料，徐小平于2002年底向俞敏洪递交了工作申请，重新被接纳为“董事”。脱离还是回归？徐小平选择了后者，“徐小平不可能揪着自己头发脱离新东方”。徐小平这样说，“精神层面上我选择新东方精神，人格层面上我选择了自己的人格。”最后，大家心态就正过来了。徐小平也冷静了下来。
一年以后（2002年），徐小平又回到董事会了，新东方后来又上市了，结果对大家都是好的。“逼宫”事件中，我完全可以脑袋一热用手中的权力去打压这些朋友，或者自己干脆甩手不干离开新东方，但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伤害新东方的利益，所以就必须冷静地坐下来分析员工或者股东的想法，来帮助自己去处理问题。
徐小平在一封信中分析和反思，俞敏洪不但要承担学校的社会责任，还必须承担保护和兑现小股东利益的责任，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俞敏洪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迅速进入状况，应付从未出现过的复杂局面。俞敏洪背负的责任远远超出了他的承载能力。俞敏洪要翻船了！但是徐从来没有动摇的基本观点：假如新东方是一艘大船，掌舵人俞敏洪迷失方向，是这场改革艰难与痛苦的最主要根源。
但是，徐小平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觉得新东方能和平共处跨过这一劫，还有一个收获是心态，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挫折，怎么看待他人的误解，怎么看待你自己导致误解的过程。我想寄语当代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只要记住共同理想、共同的追求，只要记住共同利益，只要记住当年合作的共同友谊，我觉得天下没有不能共同共事的团队。”
升华
徐小平说：“新东方的内斗，不是权力的斗争，而是关于发展思路、战略、公司治理结构、节奏的斗争，当然还有股东利益，因为在斗争过程中没有一个股东提出要什么职位、工资、股份的。”徐小平强调，这是理解新东方内斗的灵魂，也是新东方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得以走上正轨的理由。
在企业发展思路上，徐、俞二人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比如，徐建议新东方做高端的英语培训，早在1997年就建议新东方搞互联网，早在1999年，就推动俞敏洪做雅思培训，“目前既然我已经离开了董事会，我就不操这个心了，但是，到年底，我会对俞敏洪的业绩进行评估”。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俞敏洪赶我离开董事会是最好的、惟一的方法，”徐认为，“我离开董事会之后心情特爽朗，写作状态极佳。”11月21日“出局”后，徐小平这样给记者描述当时的心情。
徐小平说：“就我而言，我想到的是我的终极价值、我的终极利益，在新东方这个平台上做我擅长做的愿意做的社会需要的留学咨询，并体现我的价值。我离开董事会，揭开了新东方的新篇章——新东方是组织的而不是个人的，是原则的而不是情感的，是制度的而不是家庭的。这是目前新东方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的就是这个，既然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尽管我离开董事会了，也无所谓。”
徐说，“虽然我认为这个决定不正确，但是我接受”。这时的徐有一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意味，“我觉得我能做新东方现代企业化进程中的一个炮灰，这是我的光荣。”
为人率性、狂放不羁的徐小平，在接受采访的不到30分钟时间里，说了很多粗话。
徐不同意他是新东方改革“牺牲品”的说法，他喜欢“烟火”这个说法，“我被俞敏洪一不小心点着了，放上去了，我升华了，你知道吗，我焚烧了我自己，照亮了别人。”
即使连“烈马”王强，也在斗争中升华了。事后，他总结出两句名言，一句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反思”，另外一句是“做事一定要深，但做人一定要浅，浅得清澈、浅得透明”。
新东方重新洗牌，救了徐小平，更救了新东方。
从一个个体户到现代公司，从一批文人到一批职业商人，新东方“教书一流”、“办学校一流”、“管理公司尤其是现代公司却不入流”的一批人完成了蜕变和升华过程。
新东方股东的共同利益，不能以兄弟情谊来维系，但可以用共同利益来维系兄弟情谊，这是新东方改革最宝贵的收获之一。一场复杂的内斗，只是验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褪去“家族色彩”
除了利益纠纷与人事震荡外，新东方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它的家族问题。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老妈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老妈，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其他的管理者也跟着效仿，将自己亲戚安排进新东方。慢慢地，这种状况明显影响了新东方的管理。
虽然俞敏洪认为新东方创业时期的家族制，“导致新东方有了稳固的基础。”但是，俞敏洪意识到，进行现代化企业模式的运作，推行现代化企业制度，必须请直系亲属退出企业，其中遇到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些亲人都是和你一起奋斗，走过艰难的创业时期的人，企业发展了让这些人离开，真的很难。事实上，早在1996年，俞敏洪将朋友们请回来之后，他就将夫人撤离了新东方。
在1996年他们（朋友）进来以后，我首先意识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老婆还在新东方的话必然会出问题，很明显老婆能管住我，她也会无意识的管其他人，我想如果我老婆跟他们一起说话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很麻烦，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让我老婆提前撤出了新东方。
假如说我的老婆很能干，在新东方有一个职位，她比谁都干得好，原则上她就可以到新东方来做。这里面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这个企业有强大的规则来限制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至于把我的权力也加到她身上去用；第二就是她本人要有足够的自觉意识，知道这就是一个工作，你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时候，不是以俞敏洪老婆的身份，而是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来工作。
但是中国人都做不到，所以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倾向，如果你想要真正不受家族影响的话，你就必须把家族的人员全部清除出公司。
2002年，大家集体做出决定，任何人的亲属，都不能在新东方干。俞敏洪没含糊，当机立断表了态：“我的家族全部拿下！”这一声“拿下”，也标志着新东方彻底从一个家族企业摇身转变成现代企业。
王强、徐小平他们从国外回来，一个亲戚都不带，看见谁带亲戚进新东方他们就怒火万丈，他们说，只有俞敏洪的亲戚可以在新东方干，别的亲戚都不行，都得撤掉。后来我想，要这样的话，我自己的威望就没了，说服力也都没了。我说要清就一起清吧。
因为我知道一定要让自己的亲戚先离开，别的人员的亲戚才不得不离开，所以新东方签下了一个规矩，我们先下了一个文件，就是叫做亲属回避原则文件。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新东方干。下完文件以后，我拿着文件给我老妈看，我老妈看了就扔到一边去了，说这个对我不管用。但是后来我还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
俞敏洪的母亲曾被视作新东方实施家族管理的典型代表之一，俞敏洪的母亲曾经为了新东方的事，大闹过新东方的办公室。
1993年左右，新东方已经做起来了，俞敏洪觉得母亲一个人在家乡待着太孤单了，所以就把她接到北京。老太太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物，到了北京她没事干，也会到新东方来看看。俞敏洪的母亲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新东方很多事情，俞敏洪的母亲总是会干预的。俞敏洪的老妈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了海归们的不满。
那么老太太呢，肯定会觉得既然是俞敏洪的妈，那我看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都要管一管，那这一管的话有的时候就管出问题了，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尤其是像徐小平、王强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带来很多西方的独立思想，那更加不愿意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就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烈的，就是说反感情绪也好，或者是不舒服的情绪也好，那最后很自然的就会导致说，他们这些人来找我谈事，这个你老妈在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热情，那是不是应该考虑就是说让你老妈尽可能的不干涉一点事情。
然而，俞敏洪在老妈面前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导致最后的结果，其跪下来求老妈不要再干预新东方的事情，这才把老太太稳住。
我在我老妈面前相对来说是比较懦弱的，因为我比较孝敬我老妈，也很难说了，我觉得不能得罪老人家，就是哪怕是我认为我老妈是错的，但是为了平息我老妈的那种脾气、她的感觉，我有的时候都会跪在我老妈面前，当然这几年就没有了。现在实际上是彻底解决了，为了表示尊敬，我老妈在这个楼（新东方大厦）里有一个五平方米的小小的房间，让她有的时候来休息的地方，但是不干预新东方的事情。
俞敏洪表示，你只要下第一个手，后面就不难了。接着俞敏洪把他姐夫给“拿下”了，让他老婆的姐姐走了。我姐夫跟我关系又好，（他）已经是新东方高级管理干部了，新东方书店总经理，而且是他把新东方书店做得扭亏为盈连续三年盈利，突然就?清掉了，工资从几十万变成一分钱没有了。为了这个我姐姐半年不理我，打电话也不接。我让我老婆的姐姐离开以后，我老婆半年都不理我，跟我打架，觉得我太无情了。而新东方就是我跟她做出来的嘛，当初我去贴广告，我老婆坐在前台报名嘛，后来我把我老婆轰走了是因为这些朋友回来了。把她轰走了，她本身心里就不满意，那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后来做到今天我老婆理解了，说没有当初那几下的话，新东方做不到今天。虽然俞敏洪认为将家族的人员全部清除出公司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建议“中国所有的企业都转成非家族企业”。
现在新东方家族因素完全没有了。我完全不反对家族企业。国外有很多大的家族企业一做做几百年。怕的是它只用家族人，只相信家族人，管理又不规范，每个人都像总经理。中国人往往把握不好这个度，所以特别容易一个家族企业内每个人都像总经理。由于中国人这种心态把握不好，中国人做公司本身也没有传统，所以我建议中国所有的企业都转成非家族企业。
延 展
2004年，新东方总裁胡敏，新东方学校常务副校长、以讲《新概念英语》著称的江博相继出走。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胡敏的影响力太大，新东方对他暗中制约，“这其实是新东方内部的权力斗争”。俞敏洪否认了权力斗争的说法。 权力斗争？这在新东方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总裁的权力都在董事会的控制之内。关于胡敏的离开，主要是因为他的管理理念、方法可能与董事会不一致。
2001年的小股东逼宫和2004年的胡敏、江博出走，被外界普遍看成是新东方高层斗争的标志性事件。这些年新东方给外界的感觉是这几年高层人事总在动荡、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不稳定。
2004年俞敏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高层人事总在动荡）说明了把新东方办好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新东方最初的创办者大部分是教师、知识分子，属于书呆子做生意。新东方前期的发展主要是靠教学能力挣钱的，所谓的“教书拿钱”、“拿钱教书”，生意方式比较简单。但是，当新东方越来越大时，管理能力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又是和公司产权制度密不可分的。在新东方，产权有两个体系，新东方学校的产权属于国家，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产权属于股份制，是量化到个人头上的。
这就是新东方的复杂性所在——让一群没有商业经历的人同时把企业运作和学校运转协调好，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动作。这也正是新东方前几年“总也搞不定”、人事总在动荡的深层原因。不过，就自身纵向来比，近两年新东方在企业运作和学校运转两方面协调得比较良好了，我认为，目前我们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水平是新东方有史以来最成熟的、最好的。
之所以新东方的发展没有受到这些波折的影响，俞敏洪认为与自己对人际斗争的认识有关，“关键是你要发现他的需求是什么”，“人有欲望上的需求是正常，没有欲望反而不正常。”争斗肯定是会发生的，因为个人期待与实际总会产生差距。
在问题分析清楚之后，俞敏洪采取当年分红的举措打消了小股东们的担心，并与王强等人做了深刻的沟通，使得这些人留在新东方直到如今。
至于胡敏、江博，在与二人沟通以后，经过冷静地分析，俞敏洪知道两人的需求与新东方的现状确实存在差距，离开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之后，“我知道有人已经答应为他投资”，就放弃了挽留的想法，而是想办法将他们出走的负面作用减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