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泉 王琳
在胶东栖霞牙山东麓有座英灵山，这就是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胶东革命烈士陵园所在地，是胶东地区最大的烈士陵园。陵园内有座被松涛包围着的主墓——理琪墓，“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书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理琪同志之墓”几个醒目的大字雕刻在墓前的汉白玉石碑上。
理琪，原名游建铎，1908年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游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家庭富裕，衣食无忧。1924年，16岁的理琪离开了家乡，考入开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不仅刻苦读书，还时刻关心国家大事。课余时间，理琪经常来到图书馆，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了解形势变化。1925年，理琪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离开了学校，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理琪参加了国民党太康县党部的筹建工作。1926年下半年，冯玉祥部队下属的无线电学校招生，组织上希望理琪可以争取到这个机会，打入到国民党部队最机密的部门。由于理琪学习成绩非常好，顺利地入读该校的无线电专业。学习期间，他成绩出色，悟性极强，毕业后破例留校工作，从而有了获取国民党内部第一手机密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理琪机智而勇敢地数次截获敌人企图围剿红军的机密电报，并想方设法将情报送出去，数次使红军转危为安。后来，理琪的地下工作受到了敌人的怀疑，不得不离开国民党部队，转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这里，由于当地的地下组织和工作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理琪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数次更换住所，工作开展得极为艰难。有一天，在回住所的路上，一位卖报的报童边跑边喊：“看报看报！胶东出现‘赤匪’……”
听到胶东有红军的消息，理琪当晚就失眠了。在当时，北方只有少数地方有红军活动，胶东完全是革命的新天地。“去胶东！”决心一定，理琪马上动身。1936年1月，理琪来到胶东，此时的胶东因连年战乱，一片破败景象，与自己在书中看的风光旖旎的美丽海岛完全不同，对国家民族的伤怀之情涌上心头。此时，他决定将名字改为“理琪”，取的是列宁俄文名的谐音。之后，他雇上马车，直奔文登。
山东半岛的胶东地区是革命老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就曾领导胶东人民同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斗争。1933年3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在牟平北河崖村（现属乳山市冯家镇） 建立了第一届中共胶东特委。1935年1月，胶东特委根据指示，决定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并在昆嵛山东麓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但几次尝试，都因计划不周而失败。1935年春，韩复榘强征民力，强占土地，修筑青（岛）威（海）公路。由于工程量大，直到夏季尚未完工，耽误了春耕春种的良机，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
此时，胶东特委想趁机发动武装暴动，派人到各县开展宣传工作，进行暴动前的准备。但由于领导机构内部意见不一致、力量过于分散、各县发展不平衡等原因，这次反筑路斗争未能发动起来。此后，以张连珠为书记的胶东特委在昆嵛山东麓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一方面学习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农民协会和武术会等，不断扩大党的武装力量。9月至11月初，胶东特委相继在牟平县滩上村、文登县水道村和烟台市郊上夼村召开了3次扩大会议，明确了胶东特委发动暴动的想法，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一个发动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初步形成。1935年11月18日，中共胶东特委正式决定：11月 26日胶东各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后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改为11月29日（阴历十一月初四，史称“一一 • 四”暴动）。但此时有的地方没有接到通知，仍按原计划行动，暴露了整个暴动计划，使敌人有了警觉和准备。国民党地方官府急报国民党省政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面急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即令驻潍县的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立即东进展开“清剿”。而暴动指挥部没有及时得到情报，依然按计划进行。1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曹云章和中共牟平县委书记张贤和召集午极、育黎、冯家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50余人从午极村出发，当日挺进通海，夺取了区公所，翌日回师白石村，把以上3村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了贫苦农民。暴动队伍因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与敌人相差悬殊，又缺乏战斗经验，至下午4时许被敌人击散，张贤和、柳芳斋、蔡英卓等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程伦、曹云章等被俘，西路暴动遂告失败。东路暴动也在第6天（12月5日）被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和盐警2000余人包围在底湾头村，终因武器低劣、寡不敌众而失败，一大队长丁树杰等20余人壮烈牺牲，特委书记兼暴动总指挥张连珠、副总指挥程伦和特委委员曹云章等被俘就义。
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震惊了整个华东地区，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暴动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武装在于得水、王亮的带领下挺进昆嵛山区，组建了昆嵛山工农红军游击队，为开辟以昆嵛山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为胶东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后来天福山起义的骨干力量。这支红军游击队也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除了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队伍以外唯一的一支红军队伍。“一一 • 四”暴动后，很多党员和群众遭到逮捕杀害，胶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整个胶东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剩下的特委领导干部和部分党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重整旗鼓，在天福山沟于家村张修己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做出了四条决议：一、建立文登县临时县委，张修己任书记；二、恢复整顿党组织，培训干部，提高党员的战斗水平；三、对现存武装力量进行精简，组成精悍的红军游击队，以昆嵛山为依托，坚持武装斗争；四、迅速与上级党组织接上联系，请求上级党组织派人来领导斗争。
就在胶东半岛革命形势最低谷的时期，理琪来到了胶东，住在了文登县沟于家村张修己家里，他设法与中共文登临时县委取得了联系。这时，国民党在胶东推行保甲制度，天天清乡，理琪这样的外乡人很难隐蔽，所以他到文登不久，便暂时转移到威海住在一家旅馆中。敌人清乡高潮过后，县委派人去接他，但由于派去的人失职逃往东北， 关系一直没有接上，理琪只得变卖衣物回到济南。到济南后，他立即用密信同中共文登临时县委负责人张修己取得联系，很快又回到了胶东。这次，他利用威海国民党专员孙玺凤的弟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孙明光的关系，直接住在专员公署中。不久，组织上又派张修竹把理琪接到文登县沟于家村，仍旧住在张修己家中。此后，理琪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情况，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1936年，经过努力，理琪成立了新的中共胶东特委，并被选为书记。为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整顿党，清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失望情绪，使党组织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责任，理琪亲自起草了《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整个胶东地区几年来党的工作总结和自我检讨，提出了今后党的领导方针和任务。全信分三大部分：⒈中国的现势析；⒉ 对于胶东党的自我检讨；⒊ 目前切实执行的任务。信中全面阐述了当时日寇侵略及国民党卖国投降，民族工业衰落、农村经济破败以及革命发展的形势；分析了胶东地区党的工作由于对发展党员工作欠审慎，忽略了党的工作的秘密性以及对游击战争的错误认识，致使“一一 • 四”暴动犯有左倾盲动性错误而宣告失败。这封信在第三部分中阐明了当时党在胶东地区的任务：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水准，继续组织群众斗争，开展正规的游击战争，在理论上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等。
理琪为胶东特委起草的这封信，正确分析了当时胶东党组织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情况，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对于及时有效地纠正胶东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起了极大的作用。使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又迅速聚集起来，扭转了“一一 • 四”暴动后的危难局面。
在这期间，理琪的工作十分紧张。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人地生疏的困难，经常在漆黑的深夜里翻山越岭，逐村去开展秘密组织工作。由于长期生活紧张，工作劳累，使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又加上环境条件差，时常饿着肚子工作，有时胃疼得头上直冒冷汗。寒冷的冬天，由于缺乏经费，理琪把自己的棉衣拿去典当，换来经费坚持党的工作。平时，不管环境多么艰险，生活多么困苦，工作多么紧张，他总是有说有笑，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理琪经常深入到群众当中了解疾苦。工作中，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善于发扬民主，团结同志。1936年夏，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我武装游击小组决定在夜里攻打文登的界石集、汪疃集、扬里集3个敌据点。特委有个赞同此建议的负责人请示理琪时，理琪认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整顿组织，如果攻打据点，环境会更加紧张，对整顿工作不利，不打，又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对此，他以说服和民主决定的方法指出：如果大家都坚持要打，就要打得干脆，做好充分准备，多写标语，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为了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九一八”5 周年前夕，理琪写了《九一八告同胞书》，并组织党员在各地同时散发，使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顿时飞遍了文登、荣成、牟平等县。广大群众接到传单极为兴奋，奔走相告。
国民党当局见此气急败坏，派出大批军警收缴传单。但是，传单的内容早已在群众中传开，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6 年秋，胶东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部分抗日志士相继被捕。为了特委的安全，同时也可兼顾城乡两方面的工作，理琪转移到烟台。他以学生身份隐蔽在第八中学。在这里，他一面组织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在胶东各地的城乡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就在这时，理琪与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吕志恒接上了头。从此，胶东党组织同中共北方局接上了关系。
1936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胶东临时工委机关遭到了破坏，理琪在烟台被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捕共队”逮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把理琪的两个手指头用细皮条栓住吊到屋梁上严刑拷打，逼他招认是红军、是共产党员。理琪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用死来威胁他，理琪毫无惧色，怒斥反动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气壮山河、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久，敌人把他押往济南。关押在国民党高等法院看守所。在监狱里，敌人再次用酷刑拷问理琪，得到的回答是 : 我们要抗日！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革命以及党的抗日主张。敌人束手无策，最后将他判处5年徒刑。
尽管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刑讯，但他心中革命的火焰始终不熄。他和其他在押党员秘密联系，经过酝酿，与监狱里的19名党员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由赵健民任支部书记，理琪担任组织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并沿平汉、津浦并交通线继续向南进犯。这时，日军飞机经常在济南上空盘旋，机枪的射击声清晰可闻。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在押的革命同志抗日情绪高涨，狱中秘密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领导大家同反动当局进行一次政治斗争。
一天早上7点多，看守来查号，理琪带头站在靠近铁门的地方，向看守长提出：“我们要捐款抗日，请看守代为转达。”看守长不屑地说：“你们是犯人，哪来的钱捐款？”这时，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钱！钱虽不多，但我们要为保家卫国尽一份心意！”说着，大家便把钱单子（看守所的制度规定，犯人的现金都由看守所代存起来，只发给一个单子，随用随取）扔到铁门下边。看守长看到这种情形，气急败坏地说：“胡闹！”理琪等人毫不退让，据理力争：“不答应我们就绝食！请看守长把我们绝食节省下来的费用一道转交给抗日将士，凭你的良心想一想，我们做得对不对？应不应该拒绝我们的要求？”此时，所有牢房的“犯人”群情激昂。当天，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整个监狱统一行动，立即进行绝食斗争。狱卒送来的饭菜都在门口摆着，没有一个人去动。绝食斗争使敌人惊慌失措，他们调来大批武装警察和看守们，用强制手段把所有政治犯分散开，妄图使斗争失掉核心。在这种情况下，狱中党支部考虑，斗争已达到了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为保存力量便停止绝食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抵抗日军的侵略。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确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9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口号。10 月上旬，刘少奇召集山东、绥远省委书记会议，对山东发动抗战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接着，山东省委召开会议制订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要求各地党组织，抓住在日军入侵，国民党逃跑，人民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会后，省委即派遣大批干部到各地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胶东临时工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动员人民“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武装保家乡”，号召“共产党员要站在抗日的最前列”，要求“每个党员不放松一刻工夫、一切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9月底，在北平工作的共产党员林一山受中共山东省委的委派回到家乡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林一山回到胶东后与各县的共产党员联系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柳运光、于烺与国民党政训处驻胶东总处主任屈凌汉商谈联合抗日，同时又与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进行谈判；曹漫之、李耀文等也在荣成国民党军队和县政府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这些活动，不但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且也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邹青言、宋澄、刘中华等人也从监狱出来，回到胶东地区，他们的到来加强了武装起义的领导力量。
1937年10月，日军攻陷娘子关，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党中央派张经武来山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释放政治犯。国民党在全国团结抗日的形势逼迫下，经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山东省局多次交涉，当局不得不以“停止羁押”的名义，让政治犯保释出狱。11月，理琪被营救出狱。
理琪出狱后，带着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重新回到了胶东特委驻地，准备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1937年12月15日，他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商讨抗日大计。参加会议的有吕志恒、张修己、林一山、柳运光、宋澄、张修竹、王台、于得水等人。会上，理琪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在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理琪听取了前一段时间的起义准备工作的汇报，又同大家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举行起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后，认为起义条件已经成熟，不能再拖延，决定于1937年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会议以后，特委领导人除留少数人赶写标语、传单和赶制“三军”军旗外，其余人员分别到烟台、文登、荣成、威海卫、牟平、海阳、蓬莱、黄县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天福山地处文登、荣成、环翠区交界处，海拔110米。这里群山拱卫，林木茂盛，山泉甘冽，环境幽雅，自古有“天赐福地”之称，故名天福山。1937年12月24日，天还未亮，参加起义的胶东特委领导干部理琪、吕志恒、林一山、张修己、宋澄、张修竹、王台、于烺、刘中华、丛桂滋等便来到天福山玉皇庙。天刚拂晓，于得水、柳运光带领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从昆嵛山赶来，接着邢京昌、柏希宾以及其他参加起义的人员冒着寒风相继到达天福山。在天福山上玉皇庙内，胶东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理琪详细传达了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所做的关于发动这次抗日武装起义的有关决定，民主推荐产生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领导成员及3个中队干部名单，由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大队下辖3个中队，柏永升、张玉华、王洪、王政安、邢京昌、刘中华分别任3个中队的中队长和指导员。他指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成立，将迅速扩大和提高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公开合法地位。会议对第一大队成立后的活动做了指示，要求大队成立后立即出发，以党领导的公开名义展开武装活动，主要任务就是8个字“扩人、扩枪、扩大宣传”。
特委干部会议后随即召开了大队领导会议，研究商定全大队人员武器编配和3个中队所属小队队长名单。当时，各方凑集的枪支共约40余支，人员主要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员和部分爱国热情较高的教员、学生，还有部分是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大队领导根据现有人员和装备按3个中队编组，每个中队不足20人，10余支枪。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在天福山玉皇庙前广场由胶东特委和文登县委的全体成员共同举行了“三军”成立大会，理琪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他首先向大家报告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号召在日寇即将侵占我们家乡的时候，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马上团结、组织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广泛进行救亡宣传，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同时，理琪向全体指战员做了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并将第一支抗日大旗授予大队长于得水。大队长于得水和大队政委宋澄也分别做了讲话。从此，胶东党直接领导创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誓师大会后，部队以武装宣传队的名义，深入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理琪和特委其他几个主要负责人，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到了威海。
威海是胶东半岛的一个重要军港。当时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正处于战降不定的混乱状态。在国民党的驻守人员中，专员孙玺凤力量小，抗战决心也不大，想脱身溜走；伪警察局长郑维屏想当汉奸，他的武装力量较大，并和孙有矛盾，正在逼迫孙玺凤投降；驻在威海的海军教导队武器精良，力量最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与郑维屏不和，但态度不明。可是教导队郝队长的弟弟是共产党员，刚刚出狱，正在郝家养病，可以影响其兄。另外，在威海的国民党二区政训处的一部分人，则在我们党的控制下。特委正确分析了威海这种形势，决定推动孙玺凤支持我们抗战，争取海军教导队中立，反对郑维屏投降，依靠我们自己掌握的力量，举行武装起义。为此，我党曾多次派人去威海进行工作，宣传我党政策，这次理琪决定亲自到威海去开展工作。
由于当时日军的铁蹄还未踏进胶东，国民党地方政府也不允许共产党拉队伍，所以，“三军”一大队对外采用武装宣传队的名称，便于开展工作。同时，吸取“一一 • 四”暴动失败的教训，胶东特委主要领导人都未参加武装宣传队，以防武装宣传队万一遭到破坏，党组织仍能继续领导斗争。果然，武装宣传队12月31日西上到达岭上村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率领的地方反动武装四五百人的包围。“三军”一大队政委宋澄向对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亲自带领27人与李毓英交涉，但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合作抗日”的假面具，将我方代表全部逮捕。我方代表英勇斗争，红军战士金牙三子、王洪等不幸牺牲，其余人员在于得水带领下突围脱险。为此，胶东特委向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与此同时，胶东特委采取果断措施，一面继续补充人枪扩大队伍，一面积极组织威海起义。
抗战前，“民先”组织就在威海那里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抗战开始后，胶东特委抓紧有利条件，通过理琪、林一山、孙端夫和孙光明等同志的耐心工作，政训处的大部分人愿意参加抗日；海军教导队表示维持中立；国民党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则与我方达成协议，我方保护其安全离开威海，他把武器装备移交我军。
1938年1月14日，理琪派人去沟于家村调“三军”一大队到威海。由于于得水带领一大队在昆嵛山区活动，路途远，时间紧，通知已来不及。于是，于烺、张修己等便临时召集附近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奔赴威海。15日凌晨，各路参加起义的人员100 多人相继到达专员公署，同政训处的部分力量会合。下午3 时，打开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了百余支枪械和大批军用物资。这时，国民党海军教导队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伪公安局长郑维屏也未敢妄动。16日晨，起义队伍聚集在专员公署召开了群众大会，理琪作了鼓舞人心的抗日演讲。
下午，我军护送孙玺凤安全离开威海。晚饭后，起义队伍高举“三军”大旗离开威海。威海起义壮大了天福山起义队伍，“三军”开始公开活动，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摄于“三军”的声威，不得不释放了岭上事件中被捕的我方人员。国民党王兴仁、丛镜月部见我军威势大，也假惺惺地与我军联系，形成一时的联合局面。
1月17日，胶东特委将天福山、威海起义队伍合编为新的“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大队下3个中队，1个特务队。接着，我军收缴了周边地区乡农学校的大部分枪支。胶东特委还发动城市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当地的共产党员、骨干分子参军，三军很快发展到300多人、200多支枪。根据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特委在沟于家村进行了组织整顿，建立起以理琪为首的党政军一元化的权力机构——军政委员会。同时，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特委书记理琪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司令员；吕志恒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一山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张修己、丛桂滋、张修竹、柳运光、于烺、李紫辉（女）等同志分别担任政治、军事、经理（后勤）、妇女等部长。司令部以下，除第一大队外，还成立了以于得水为大队长，林乎加为政委的“三军”第二大队。
1938年2月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3000余人自青岛沿青烟公路进占烟台，随后又分兵两路，一路西犯蓬、黄、掖诸县，一路东犯牟平。胶东各县国民党官兵纷纷溃逃。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理琪率领第三军在文登、牟平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伺机与敌作战。当获知日军占领牟平城，并在建立伪政权后撤回烟台，理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攻打牟平城。2 月12日下午，理琪、林一山、孙端夫、宋澄等同志根据获悉的情报，率领“三军”第一大队和特务队的大部分同志，自文登崔家口向牟平城挺进，于 13日拂晓到达牟平城郊，部队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分三路攻打城门。东、南两路很快攻进城里，西路担任烟台方面的警戒。理琪亲率部队攻进伪县政府，旗开得胜，活捉了伪县长宋健武。牟平城收复了，监狱的大门被砸开了，放出了我被关押的同志。人们欢呼着庆贺胜利。这次战斗共俘伪县长、伪公安局长等70余人，缴枪百余支。根据群众要求，除把宋健武等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押到三军驻地惩处外，其余俘虏教育释放。上午10 点，战斗全部结束，部队随即撤至城外。
部队撤至城东南村庄休整时，理琪、林一山等领导和战士20余人到离城3里的雷神庙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由于汉奸告密，烟台的100 多名日军分乘汽车，在飞机的配合下，突然包围了雷神庙。当时庙内只有司令部、大队负责人和特务队共20多人。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理琪等领导同志毫不畏惧，临危不乱，沉着指挥干部战士英勇抵抗，带领第三军20多位年轻指战员死守庙宇，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激战中，理琪一面还击，一面喊道：“同志们，坚守庙门，沉着迎敌，准备突围！”在他的指挥和鼓舞下，同志们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战斗中，理琪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可他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继续指挥大家战斗。他喊道：“同志们，占住墙角，坚决抵抗啊！我们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一颗子弹又打中了理琪的腹部，肠子从洞穿的腹部流出，理琪几乎是一手托着自己的肠子，一手持枪坚持战斗，最后终因伤重英勇献身。激烈的战斗从上午10时左右战至黄昏，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三军司令部顺利突围。此役，三军部队共毙伤日军50余人，击落敌机1架。但痛惜的是，胶东特委书记、“三军”司令员理琪等3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
雷神庙战斗震撼了整个胶东大地，打响了胶东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给侵略胶东的日军以迎头痛击，打出了“三军”的威名、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给胶东人民以启示：要想不当亡国奴，只有依靠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子弟兵。
在根据地文登崔家口，“三军”将士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掩埋了理琪等烈士的遗体。经过短期整训，在吕志恒、林一山率领下继续西进，奔赴抗日战场。这期间，蓬莱、黄县、掖县、莱阳等县党组织相继发动起义成功，不久，“三军”开赴蓬莱、黄县、掖县，与蓬莱的“三军”二路、黄县的“三军”四路和掖县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会师。这时，胶东起义部队已发展到7000余人。1938年9月18日，“三军”奉命在掖县沙河镇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成为后来胶东抗日的主力军。
从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南征北战的枪林弹雨中，“三军”队伍由弱到强，由不正规到正规，迅猛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地方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的一支劲旅，为后来我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军撒下原始火种。
1962 年，郭沫若为缅怀理琪特题诗一首：
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私。
当年猛打雷神庙，今日高标星宿旗。
万代东风吹海陆，一方化雨仰宗师。
文登多少佳儿女，接力还须步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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