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不知不觉，我们讲到黄巾起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从此处开始的。历史学家赋予了黄巾起义十分重大的意义，让这次起义承载了很多“历史责任”。我不懂大历史观，也不会宏大叙事，更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只知道，历史中人，在面对具体情况时，一定是趋利避害的，当然，不同的人，看待“利”和“害”的标准不尽相同，但每个人的行为一定合乎他自己的利害观，无数个个体作出的个人选择，形成某种合力，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
黄巾起义的扛把子，张角老师，选择了一条读书人不常走的道路，高举宗教大旗，向东汉王朝发出致命一击。
张角，是钜鹿（河北省宁晋县西南）人，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套《太平清领书》，他发现这个东西很好，特别适合吸引党徒，于是，张角自称为“大贤良师”，以黄帝、老子为信奉，以法术和咒语等传授门徒，号称“太平道”。张角还是一位医生，他给人看病，方法是弄一碗水，念一通咒语，这碗水就脱胎换骨了，就神奇了，称为“符水”。然后，让病人跪下，交待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然后喝下符水。不少病人竟然就此痊愈，于是，老百姓都视张角为神明。
【张角老师，在中国道教里也算一号人物】
衣赐履说：我们可以想见，喝下符水，病好了的，当然认为你是大仙；病没好的，或者治死了的，那一定是心不诚，自己的罪过没说出来，病当然好不了，呵呵。是不是很眼熟？现当代有多少大师，不都是这个路子吗？祖师爷就是张角老师诶。
张角派出八大弟子，游走四方，广招信众，十余年间，徒子徒孙达到数十万人，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幽州（河北省北部）、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扬州（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兖州（山东省西部）和豫州（河南省）等八州之人，无不响应。有的信徒，卖掉家产，携亲带友，前来投奔，还有好些个没找到张角就死在路上的，据说数以万计。
郡、县官员发现，自从人民群众加入太平道之后，也不闹事儿了，身体也好了，对人也更礼貌了，郡、县环境也和谐了，感觉张老师教民向善，是优秀的老百姓灵魂工程师！
张角将徒众设置为三十六个方，所谓“方”，类似于朝廷的将军。大方统率一万余人，小方统率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他们宣称：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张角又让人用白色的土，在京城洛阳各官署及各州、郡官府的大门上，都涂写上“甲子”二字。
公元183年，张老师带着一票人制定计划，由大方马元义等先集结荆州、扬州的徒众数万人，定好会合日期，在邺城（魏郡郡政府所在县，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起事。马元义多次前往洛阳，以中常侍封谞（读如需）、徐奉等人为内应，约定于公元184年的三月五日，京城内外同时发动。
衣赐履说：此处有些蹊跷。张老师打算造反，于是联系了两个太监作为“内应”。他们打算让这两个太监如何内应呢？是打开皇宫大门，皇城大门，还是矫诏率领京城将士起义？封谞、徐奉并非曹节、张让这样的实力派太监，手里就没这个权力，即使有，这俩太监的动机是什么呢？本来他们都在宫里吃香喝辣，为什么要和一帮反贼混到一起？难道想去给张老师当助教不成？没道理嘛！
因此，我猜，这俩太监与马元义联系，但目的不是协助张老师造反，而是和张老师作交易——张老师给他们钱，他们负责给地方郡、县打招呼，给张老师发放传教执照，别张老师组织徒子徒孙们集个会、开个Party唔的，被地方官员当成不稳定因素给镇压了。
要知道，太监能够混到中常侍这个位置，都不是一般人儿，智商都得一百五以上，比士大夫混到九卿的位子，更艰难，更凶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有各种混球皇帝，有各种呆头臣僚，我们可曾见过哪个中常侍是笨蛋的？
一个也没有。
因此，马元义到京城，联系过这俩太监，有可能，但肯定不是让他们做内应谋反。马元义真正要联系的，恐怕另有其人。
公元184年，春季，张角的弟子、济南（首府东平陵，山东省章丘市）人唐周上书告密。于是，朝廷逮捕了马元义，直接车裂。灵帝刘宏下诏，命令三公和司隶校尉等人，彻底调查皇宫及朝廷官员、禁军将士和普通百姓中信奉张角“太平道”的，一时间抓了一千多人，全部处死。同时下令冀州捉拿张老师一干人等。
衣赐履说：此处更加蹊跷。朝廷处死一千多与张角有关的人员，史书竟然没有半个字加以说明，这一千多人都有谁？有多少太监？有多少党人？有多少朝廷官员？有多少老百姓？……史书想隐瞒什么？
张角等人得知计划泄露，便决定提前起事，派人急速赶往各地，通知各方立即起兵，徒众每人都戴黄巾作为标志，因此时人称他们为“黄巾军（贼）”。
【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
二月，黄巾军杀人祭天，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焚烧地方府衙，劫掠城镇。州郡官员无力抵抗，大多弃职逃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衣赐履说：史书上说，张老师的教众们“皆著黄巾为摽帜（摽，古同标）”，估计是以黄色头巾裹头，数十万人，都著黄巾，以彼时的布帛生产能力，恐怕天下的黄巾都被他们采购了吧（早就提出“黄天当立”，黄巾这种必须的行头，应该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黄巾军财力可能比较雄厚，除了黄巾之外，他们还要获得大量武器装备、粮食等战备物资，还要各种行贿，没有财力是办不到的，因此，不排除有大批豪强、富商参加了黄巾军；二是动静整得这么大，仅采购黄巾就可能影响当时全国的布帛市场，各州、郡、县的官员，不可能什么都不掌握，官员们恐怕都在装傻充愣，假装不知。
三月初三，灵帝刘宏任命他的大舅子、河南尹（洛阳市长）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何进统率左、右羽林军以及北军五营（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将士，驻扎在都亭，整修军械，守卫京城。并在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太谷关（偃师县西南）、广成关（河南省汝阳县东）、伊阙关（洛阳市南龙门镇）、轘辕关（河南省登封县西北）、旋门关（河南省荥阳县西）、孟津关（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小平津关（河南省孟津县东），八个关隘，分别设立都尉。
刘宏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北地郡（陕西省耀县）太守皇甫嵩认为，应该解除禁止党人做官的禁令，并拿出皇帝私人所有的中藏府钱财，以及西园骥厩中的良马，赏赐给出征的将士。皇甫嵩是“凉州三明”之一皇甫规的侄子。
【皇甫嵩，道德水准太高，害了大汉朝啊！】
衣赐履说：第二次党锢之祸，刘宏诛杀、放逐、罢黜、禁锢的党人近千人，这些人都是士大夫、读书人，同时下令，这些人终生不得为官。这是公元169年的事，到本年已经十五年了。
刘宏拿不定主意，就询问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吕强说：
对党人的禁锢已经很久了，人情怨愤，如果不赦免，他们很可能与张角合谋，那样，叛乱之势便会日趋扩大，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为今之计，请陛下先将左右贪赃枉法者处死，大赦党人，考察各地刺史、郡太守的能力，则这伙儿盗匪，自然也就平定了。
衣赐履说：皇甫嵩和吕强，都建议大赦党人。实际上，后来大名鼎鼎的司徒王允，也提了相同的建议。《后汉书·王允传》载，公元184年，黄巾贼暴动，王允被特选任豫州刺史，他征荀爽、孔融等人为从事，上书解除党禁。
【王司徒也是少数可以被指责为“大汉朝就是毁在他手上的”那种人】
看，不同层次、不同职位、不同地域的人，都提出要解除党禁。为什么呢？难道他们都预见到了党人与黄巾军的结合不成？我想不是的。特别是王允那样的目光短浅之辈（为什么我说他目光短浅，以后会详加说明），断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性。我们只能推测，已经有党人加入张老师的团队了。但党人投身黄巾，可能是某种禁忌，谁都不能提。
刘宏恐惧黄巾，于是接受了吕强的建议。三月七日，大赦天下党人，被流放到边疆的党人及其家属都可以重返故乡，唯张角不赦。与此同时，征调全国各地的精兵，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征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同俊）征讨在颍川（河南省禹州市）地区活动的黄巾军。
衣赐履说：颍川距洛阳也就百把公里，形势非常严峻。
这个时候，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读如韵）、郭胜、段珪（同圭）、宋典等都被封为侯爵，身份贵宠。其中，张让和赵忠最受宠信，刘宏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娘（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张让，能和皇帝处成父子关系，他是父，皇帝是子，这是什么功力？！】
等到封谞、徐奉为张角做内应的事情败露，刘宏斥责常侍们说：
你们总说党人图谋不轨，将他们全都禁锢起来，有人甚至遭到诛杀。现在党人倒是在为国家出力，你们反与张角勾结，该不该处斩？
太监们全都叩头说，这些都是王甫、侯览干的。于是，诸位常侍都收敛退避，各自将他们在外担任州、郡官员的亲属及子弟召回。
衣赐履说：侯览死于公元172年，王甫死于公元179年，太监们说“这些事”都是王甫、侯览干的，应该指的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而不是指太监与张角勾结。而实际上，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起关键作用的太监是曹节和侯览，但是，中常侍们只提王甫、侯览，不提曹节，原因何在？因为，王甫、侯览都是被灵帝刘宏问罪而死的，而曹节是善终，公元181年去世时，追认为车骑将军。看到了吧，这帮太监精得都跟鬼似的，电光火石之间，回答问题滴水不漏。
关于第二次党锢之祸，可参详拙文《“第二次党锢之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赵忠、夏恽等人对吕强极为愤怒，就向刘宏诬告说，吕强与党人一起议论朝廷，经常阅读《霍光传》，他的兄弟全都在官位上贪赃枉法。
衣赐履说：说吕强读《霍光传》，是暗示吕强与党人一起，准备废了刘宏的皇帝之位，再立新君。
刘宏大怒，令中黄门带着兵器召吕强入宫。吕强得知刘宏召他的用意后，忿忿地说：
我死之后，必有大乱。大丈夫为国尽忠，怎能去面对狱吏呢！
于是，吕强自杀。赵忠、夏恽等对刘宏说，皇上，吕强被召，都不知道要问他什么事，就自杀了，这说明他心里有鬼，说明他确实有罪。刘宏下令，逮捕吕强的亲属，家产全部没收。
【找不到吕强的图片，可谓千古“好”太监】
衣赐履说：刘宏确实浑。既然已经把封谞、徐奉与张角勾结的铁证都拿到了，怎么不说明，封谞、徐奉二人与张角勾结的原因呢？还有哪些人呢？打算干什么呢？哪怕封、徐二人畏罪自杀，也应该记一笔吧？这么大的谋反的事儿，就这么一笔带过了？
史书明摆着糊弄我们。历史的真相，一定不是这样的。
侍中、河内（河南省武陟县）人向栩向灵帝上书，抨击太监。张让便诬告向栩与张角是一伙儿的，要做张角的内应。于是向栩被捕，送交黄门北寺监狱处死。
郎中、中山国（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人张钧上书说：
我认为，张角所以能够兴兵作乱，百姓所以乐于归附张角，原因都在于十常侍（当时的中常侍有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共十二人。古人为了称呼起来方便，给取了个整，称十常侍）多放任自己的父兄、子弟、亲戚，以及投靠巴结他们的人担任州、郡长官，搜刮财富，掠夺百姓。百姓有冤无处申诉，这才打算与朝廷对抗，聚集起来成为盗贼。陛下应该斩杀十常侍，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京城南郊，向百姓谢罪，并派使者向全国宣布此事。这样，不必出动大军镇压，贼寇自会解散。
刘宏把张钧的奏章交给太监们看，这些人全都吓得摘下帽子，除去鞋袜，下跪叩头，请求刘宏允许他们到洛阳监狱投案，并将家产献出，用以补助军费。刘宏笑了，说，起来吧起来吧，看把你们吓的，穿好衣服，戴好帽子，继续好好干工作。
一转脸，刘宏对张钧上奏一事怒骂道，这个混蛋！难道十常侍中本不该有一个好人？！
御史们早就嗅出了刘宏的心思，立即上奏控告张钧信奉太平道，是张角的人。
于是，经刘宏批准，张钧被逮捕入狱，拷打致死。
衣赐履说：我了个去！
那么，张角老师传教十几年，动静搞得这么大，果真就没有一位官员看出危险的苗头吗？
当然有，而且不止一位。
早在公元181年，九月，或稍前，时任司徒杨赐与手下干部刘陶商议说：
张角欺骗百姓，虽受到免除罪责的赦令，仍不思悔改，反而越做越大。现在，如果命令州、郡镇压，恐怕会加重局势的混乱，促使他们提前叛乱。目前应该下令刺史、郡守清查流民，将他们分别护送回本郡，削弱张角党徒的力量，然后再诛杀那些首领。这样，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平息事态。
刘陶大为兴奋，说，这真是孙子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
杨赐于是上书，但正好他被免职，这道奏书就留在禁中，没能实施。
衣赐履说：杨赐这段话告诉我们，不是没人想到，不但想到了，而且连釜底抽薪的计策都想好了，只不过，灵帝刘宏没当回事儿。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张角曾获得赦免，也就是说，之前，有人向朝廷报告过张老师四处传教的事儿，但被张老师摆平了。我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贿赂太监，得到赦令。
公元183年，刘陶上书说：
张角等人正在加紧策划阴谋，四方秘密传言说，他们派人潜入京师，窥探朝廷的动静，禽兽为心，互相呼应。州郡官员怕如实呈报会受到朝廷的处分，不愿上奏，只是私下相互通知，不肯公之于文字。建议陛下颁发诏书，有捉拿到张角的，重赏，封侯。有见到张角不捉拿的，与张角等人同罪论处。
刘宏却并不在意，下诏让刘陶去整理《春秋》条例。
【其实，贫道是一枚党人！】
那么，张角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我推测，张老师，是一枚党人。
为什么呢？
前文中其实已经交待了，公元184年，三月七日，刘宏下诏，大赦天下党人，唯张角不赦。
看到了吧，刘宏赦天下党人，唯张角不赦，张角不是党人，是什么人呢？
衣赐履说：张角是党人，也就是受到禁锢的读书人，一肚子学问，做不得官，张角见前途灰暗，又不愿认命，机缘之下得到《太平清领经》，大受启发，创立太平道，从公元169年到公元184年，用了十来年时间，收教众数十万人，开创了以宗教形式造反的新模式，为后世的洪秀全们提供了借鉴。
党人多为读书人中的精英，士大夫们普遍对党人有怜悯甚至亲近之心，张角以“党人”的身份传教，与地方官员恐怕多有联系。因之，张角一朝造反，凡与张角师徒接触过的官员，全都人人自危，也就造成了不敢向朝廷汇报的局面。张角经常派人到洛阳，恐怕也不全是与太监接触，而是联系其他党人，甚至联系有关官员，刘宏诛杀一千余人，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恐怕也与此有关。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推测，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批评。
下一回，我们讲黄巾军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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