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一词出自日本电影，通常指事件当事人各执一词，分别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证明或编织谎言，最终使得事实真相扑朔迷离，难以水落石出。在三国历史上，魏延之死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生疑的“罗生门”。
关于魏延之死，《三国志·魏延传》的本传和“裴松之注”中竟然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它们描述的事实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长期以来，读史者大都采信本传的记述，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例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写了《替魏延辩诬》一文，认为本传的内容不合情理，并不是事实。今天，也有一些网友做了更深入的推理和更大胆的猜测，可参见网文《谋杀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西陆军事历史）和《读<谋杀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一文存疑》等。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回到“罗生门”的概念上来，事实只有一个，怎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描述呢？应当是记述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事实做出了遮掩和歪曲。因此，通过分析不同文献记载的来源，找出最可能干扰历史叙事的利益相关人，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一、关于魏延之死，事件定性是“争权不和”而并非反叛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魏延之死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那句“谁敢杀我？！”恐怕令很多人记忆犹新。然而，像“魏延脑后有反骨”、“诸葛亮安排马岱杀魏延”之类的故事，其实都是作家编造出来的，在史书中全无记载。
《三国演义》连环画：马岱杀魏延
那么，在严谨的历史文本中，魏延之死是怎样的呢？我们先看一下《三国志·魏延传》的本传：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適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才)〔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於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本传的作者是陈寿，采用的是蜀国官方史书的记录。《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撰写《三国志》的陈寿
然而，为《三国志》做注解的裴松之，却引用了魏国史书《魏略》，对事件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㈠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显然，上面两种记载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前一个说魏延不遵守诸葛亮生前的安排，擅自先行撤离并烧绝阁道，后一个却说诸葛亮命魏延接替自己指挥，统率大军退回汉中；前一个说是魏延封锁谷口，先发兵攻打杨仪，后一个却说是杨仪先发兵攻打魏延。这两种说法哪个更符合事实？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采信前一种说法，毕竟这是出自官方史书，是本国人记本国的事，就是裴松之也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敌国的传闻，“不得与本传争审”。然而，本国官方史书就一定完全符合事实吗？敌国听到的传闻就一定与事实无关吗？或许，本国的史官可能会受到与事件相关的人士——尤其是其中一些当权者——的影响而使记录失真失实；而敌国打听到的消息虽然不准确，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真相。这就需要我们把两种说法综合在一起，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推理。
实际上，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上述两种说法也并非全然不同，好像也能找出共同点。例如，两种说法都强调魏延并不想反叛蜀国（这与演义小说中诸葛亮说”我死后魏延必反“可是有根本的不同），魏延和杨仪是围绕诸葛亮死后的军队指挥权归属发生了斗争。
这一点，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表述得非常简明扼要：
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
这里讲的很清楚，魏延之死的事件起因是两人“争权不和”，过程是“举兵相攻”即相互发兵攻打，并没有将责任都归咎到魏延一个人的身上。
二、魏延为何与杨仪争权？因为他的确有接掌指挥权的资格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在《三国演义》中描写的不就是魏延和杨仪争权吗?为什么同样是两人争权，正史中专门强调魏延并非反叛，而演义小说中却将魏延描写成一个大反贼？
其实，个中奥妙就在于对“资格”的认定。魏延有资格执掌大军指挥权吗？抑或是魏延与杨仪谁更有资格接替诸葛亮进行指挥？如果魏延确实有这个资格，那他与杨仪争权就不能视为谋逆、反叛。反之，如果魏延根本不具备这个资格，却要打大军指挥权的主意，那的确是有造反作乱的嫌疑。
按照《三国演义》的描写，魏延当然是不具备这一资格的。在演义小说中，诸葛亮对魏延实在是很看不上，从一开始就说魏延脑后有反骨，必欲斩之而后快，在北伐中也只是“怜其勇而用之”，临死时还要设计让马岱杀魏延。因此，读者很清楚诸葛亮不看好魏延，给魏延安排的任务只是让他老老实实断后罢了。而演义小说中的魏延却狂妄自大，不肯服从调遣，对杨仪代理诸葛亮职权十分嫉恨，因而爆发了一场争权斗争。
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演义小说不是历史，不是历史！不是历史！！！《三国演义》不仅编造了诸葛亮用锦囊妙计安排马岱杀魏延等情节，而且隐藏了正史中的一些关键信息。
有哪些关键信息呢？
其一，魏延与杨仪素来不和，费祎时常居中调解。当时，魏、杨两人闹矛盾是广为人知的事，以至于吴国的孙权都知道了，在费祎出使吴国时还专门向他问起这事。
襄阳记曰：......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於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
今天，我们已不能确知两人发生矛盾的原由。不过，考虑到他们的职权范围（魏延是领兵作战的主要大将，而杨仪则负责全军的行动计划和后勤保障），两人的矛盾应与作战计划制定和后勤物资分配方面的分歧有关。诸葛亮对两人都很倚重，为了让他们搞好团结，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甘戚论》，在北堂书钞中录有这篇文章的佚文：“昔益德欲笞曹豹致失徐州，云长言斩糜芳而亡荆州。先帝每为此未尝不嘘唏而三叹。今征西，长史当释私怨以报国家，共成大业。”（从这段佚文看，诸葛亮似是在劝告魏延吸取张飞、关羽的教训，不要对杨仪态度太过恶劣。）
亮常恃魏延勇猛，又惜杨仪筹画，不能偏有所废，常恨恨之，为作《甘戚论》，二子不感。——《华阳国志》卷七
在魏延和杨仪发生冲突时，费祎每每在中间进行调解，最终使两人相互容让、保持合作。费祎能做到这一点，也说明他脾气好、情商高（孙权就称赞费祎为“天下淑德”），和魏、杨的关系都处得不错。
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
魏、杨的宿怨和费祎居中调解，其实是我们破解魏延之死疑案的一条关键信息。《三国演义》隐藏了这一信息，就容易给读者造成误导，把原本属于魏延和杨仪之间的矛盾，理解为诸葛亮和魏延之间的矛盾；把杨仪报私怨杀魏延，理解为是奉诸葛亮的旨意杀魏延。
其二，魏延的地位非常高，早已是蜀军第二号人物。刘备入川后，破格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当时魏延的地位就仅次于关、张、马、黄。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封魏延为镇北将军，而被后人列入“五虎将”的赵云，是在刘禅继位后才升迁为镇东将军。因此，魏延的衔级其实高于赵云，在刘禅时代已是蜀军中的翘楚。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驻汉中准备北伐，任命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230年)，魏延、吴懿率军西入羌中，在阳溪大败费瑶、郭淮率领的魏军，魏延因功升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其地位更是超出众将之上。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与众将联名弹劾李严，奏章列出了主要将领的排名，其中魏延仅次于刘琰位列第二，而杨仪、费祎则排在第七和第十位。刘琰以交谈议论见长，其实并不带兵打仗。建兴十年，刘琰与魏延发生争吵，“言语虚诞”，遭到诸葛亮批评并被遣送回成都。由此可见，在诸葛亮去世前，魏延无论名实都绝对是蜀军中的第二号人物。
亮公文上尚书曰：“平为大臣......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臣魏延......领长史绥军将军臣杨仪......行中护军偏将军臣费祎......等议，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裴松之注”
其三，诸葛亮在北伐后期对魏延予以特殊的重用。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似乎有一个转变过程。北伐伊始，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未被采纳，似乎对诸葛亮很有意见——“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传》），此时诸葛亮对魏延大概也没有多少好感。街亭之战前，人们都认为该由魏延、吴壹等宿将打头阵，诸葛亮却违背众议用了马谡，结果第一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
从公元228年到230年，蜀军先后经历了第二、三次北伐和曹真伐蜀之役。在此期间，魏延究竟承担了什么任务，有没有立下功劳，史书中没有留下记载。不过，到了230年年底，魏延却突然闪亮登场，率领西征军千里奔袭，取得了阳溪之战的重大胜利。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诸葛亮北伐期间唯一一次不是由诸葛亮亲自统领的作战行动（也是蜀军最显著的一次胜利）。仔细探究阳溪之战的过程，可以说是反向运用了“子午谷奇谋”的思路，间接地说明了诸葛亮对魏延的信任和认可。（可参见本头条号文章《被湮没的胜利：详解魏延大破郭淮的阳溪之战》）其后，魏延又在第四次北伐中充当了主力（和高翔、吴班和王平一起参加了卤城大战），在第五次北伐中担任了前锋（前军主将）。
阳溪之战：魏延的辉煌时刻
因此可以说，诸葛亮在北伐后期对魏延相当倚重、非常信任，既能让他“放出去单飞”、独当一面，又对其功劳大加奖赏，给予了与众不同的待遇。“假节”，是魏延获得的特权，在诸葛亮弹劾李严的奏章中则是“使持节”——根据《晋书·职官志》，“使持节”有处死二千石以下官吏的权力，“假节”则有杀死犯军令者的权力。此前，与诸葛亮同为辅政大臣且留镇永安的李严，就被授予过“假节”的权力。
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晋书·职官志》
因此，所谓魏延“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是不是也有其地位特殊的原因呢？而杨仪的职级要低于魏延，却与之屡屡争吵不肯让步，究竟是谁的行为更加失当呢？诸葛亮评价杨仪“性狷狭”，将政治继承人选定为蒋琬，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除性格原因外，杨仪之所以不服、不避让魏延，可能也体现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优越感，或家世出身方面的歧视心理。）
把上面几条关键信息考虑进来，我们就不难发现，魏延要与杨仪争权并非狂妄自大、忘乎所以，他的确具有接替诸葛亮指挥全军的资格。不过，仅仅有资格还不够，如果没有得到诸葛亮的授权，魏延的行为仍然属于作乱。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诸葛亮临终时真的会将指挥权移交给魏延吗？
三、诸葛亮临终时会将指挥权移交给魏延吗？
在正史的两种说法中，“裴注”引用的传闻明确说诸葛亮去世前让魏延“摄行己事”，也就是将指挥权交给了魏延；而本传中说的则是诸葛亮“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并未明确指挥权的归属。不过，既然是按预定方案退兵，凡事都有现成的安排，就不必有人决策拍板，指挥权也就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了。
但是，如果仔细思考，本传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当时蜀军正在与敌对峙的战场上，事态瞬息万变，真的能凡事都按部就班地来吗？显然，一旦遇到紧急或意外的事态，面临复杂危险的局面，没有人出来指挥肯定是不行的。而在执行中，蜀军也的确遭到了魏军的追击，在吓退司马懿的行动中，实际是由杨仪代理了全军的指挥权。
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晋书·宣帝纪》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大军不能没人指挥，诸葛亮临终前为什么不及时明确指挥权的归属呢？
按照“裴注”的说法，这个问题本不成立，诸葛亮已宣布让魏延来接替指挥。而从上文中我们也可知道，魏延的确具有接替指挥的资格，并且从他被授予“假节”特权来看，似乎也得到了诸葛亮的信任。或许，人们传闻的就是历史事实。
而按照本传的说法，诸葛亮只做退军部署，却不明确指挥权的归属，这似乎说不通。虽然实际后果是指挥权落到了杨仪手里，但是本传却对授权的问题避而不谈，这只能说明诸葛亮选定的代理人不是杨仪。以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威，他如果想让杨仪接替指挥，大可以公开宣布，不必遮遮掩掩。再结合诸葛亮死后杨仪马上让费祎去试探魏延的态度一事来看，隐藏的线索似乎就变得明朗了，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诸葛亮选定的代理人应该就是魏延。
其实，让魏延接替指挥本是顺理成章的，无论地位、资历、能力，魏延都是最佳人选。而杨仪其实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他不仅职级较低，而且并无统兵打仗的经验，就是费祎也说他是“文吏，稀更军事”，有挥泪斩马谡的教训在前，诸葛亮应当不会再冒用人不当的风险。
另外，接替指挥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措施，权力仅在北伐大军脱离战场、撤回汉中这一段时间内有效。回到汉中之后，蜀汉朝廷肯定会对各项政、军职务做出重新任命。因此，诸葛亮选择魏延为代理人，也并不意味着将未来蜀国的军权就交给了他，这只不过是临时代理指挥而已。有的网友认为魏延是诸葛亮选定的军事继承人，这一点恐不能成立——政治和军事不可分割，不可能出现独立于政治继承人的军事继承人，诸葛亮死后蜀国的大将军只能是蒋琬。
从诸葛亮对魏延的封赏来看，信息也是很明确的：在阳溪之战后，虽然要大加奖赏提拔，但给魏延的称号仍只是“征西大将军”，也就是“加大”的征西将军，一方面超出于四征四镇将军之上，另一方面却仍够不着能与三公并列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级别。这意味着诸葛亮将魏延的职权严格限定在一线武将的范畴，而杜绝其涉足政治的可能。与此同时，诸葛亮又授予魏延“假节”，意味着在军事行动中可以专权决断，能够统率诸将出征作战。或许，在诸葛亮的规划中，未来就是由蒋琬等文官执掌朝政（也掌握最高军权），而由魏延等大将统率军队出征作战。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魏延原本具有代理大军统帅职务的资格，诸葛亮生前的意思也是要让魏延接替指挥。那么，在诸葛亮死后，指挥权的移交为什么会出现了变数呢？杨仪、费祎等人究竟做了什么？请看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