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的冤死是蜀汉进入后诸葛亮时代的开端，在《三国演义》中，魏延被杀是诸葛亮生前的巧妙安排。其实，此说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试想，如果诸葛亮早就看出了魏延素有反志，为什么在他生前不动手，偏偏在他死后才交由杨仪等人去执行？这与“诸葛一生唯谨慎”的性格严格不和！
历史上的魏延智勇过人，属于本事大脾气也大的类型，史书称其“性矜高”，其实就是说他傲娇，目中无人，就连诸葛亮对他也要忌惮三分；而深受诸葛亮欣赏的杨仪聪颖练达，精熟政务，诸葛亮使军务节度皆“取办于仪”，但“性狷狭”，无容人雅量。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时，对魏延是既要使用，又要打压，对杨仪则是有意培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蜀汉一众文武对自命不凡的魏延“皆避下之”时，只有杨仪恃宠而骄不把魏延放在眼中（“不假借延”）。两个牛皮哄哄的人与拴在一个槽里的叫驴一样，肯定是相互看不顺眼了。
由于有诸葛亮护着杨仪，魏延虽然恨杨仪，却也投鼠忌器，只好忍耐。一次二人发生争执，魏延大怒之下“举刃拟仪”，吓得杨仪“泣涕横集”（估计也有作戏给诸葛亮看的成份在内）。好事不出门，歹事传千里，魏延与杨仪不和的事情甚至孙权都有所耳闻，孙权与出使的蜀臣费祎谈及此事，不无担忧道——“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
诸葛亮自然知道魏杨失和的严重后果，但因“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二人一文一武都是他倚重的对象，所以“不忍有所偏废也”。另外，两个下属相互掐，有利于管理，这种驾驭之道，政治家运用起来都是驾轻就熟的很。二者，诸葛亮大概觉得自己年轻，尚没有到安排后事的时候，因此一拖再拖。而且处理起来确实棘手，所以终其一生也没有拿出解决之道。
刘禅曾派人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没有推荐魏延、杨仪，而是推荐了蒋琬、费祎。然而，以蒋、费二人威望与实力，既无法与地位仅在诸葛之下的魏延相抗，就连杨仪也自认功在二人之上。诸葛亮死后，杨仪立即部署夺权计划，派出费祎“揣延意指”，激怒并“逼反”魏延，使自己“师出有名”以便顺利班师接权。
费祎被杨仪派往魏延军营道出会议决定，魏延果然提出反对，并表示当下自己应率军留驻前线，不可“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同时又表达出不甘受制于杨仪的不满。魏延打算与费祎重拟军令，以决定蜀军的“行留部分”，并令费祎“手书与己连名”且通告全军。
作为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费祎本应对魏延好生安抚，晓以利害、谕以大义，但事实发展并非如此，费袆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脱身，故意敷衍魏延道：“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
有意激化矛盾，令事态进一步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魏延并不服从诸葛亮命其断后的安排，而是“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继而与杨仪所率大军对峙，最终“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被杨仪派马岱追杀，死后还污以“欲举众北附”的叛名。
魏延、杨仪二人互指叛逆的奏书抵达成都，刘禅一头雾水，于是去向蒋琬、董允请教，蒋、董二人异口同声“保仪疑延”，成都距离五丈原绝非五丈之遥，蒋琬、董允又怎么会知道远在千里之遥外的真相呢？刘禅并非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魏延是父亲最信任、独当一面的大将，杨仪是丞相亲信，究竟谁是谁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派出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前往调查取证。哪知道，蒋琬才走半道，就传来魏延被杀的消息，只得转回覆命。
魏延死后，首级被献呈杨仪，杨仪竟踩踏魏延首级并破口大骂：“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在率军班师后夷灭魏延三族。生米做成了熟饭，刘禅也不便深究，而是下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
杨仪以为杀了魏延，他就是诸葛亮的继承人，哪知道接政的却是蒋琬。从前刘备在世杨仪为尚书，蒋琬是尚书郎，一直是他的下属，现在蒋琬力压他一头成了他的领导，因此杨仪“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公然口出怨言，满腹牢骚，费祎“往慰省之”，杨仪胡说八道“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刘禅接到费祎密奏后仅“废仪为民”，但不知死活的杨仪又上书诽谤。阿斗终于忍无可忍，令杨仪自杀。杨仪如果不是将费祎视为害魏延的同道中人，哪里会当着他的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在魏延、杨仪相继死后，蜀汉政局虽然重现平稳，但人才凋零，败亡之势已不可逆。究其根本，正是诸葛亮事必躬亲，后继乏人的缘故。
参考书目：《三国志》《三国演义》《资治通鉴》《读通鉴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