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杂文家邵燕祥（1933-2020）。 （秦颖/图）
燕祥小我两岁，竟先我而去，很觉得悲哀。
我和他1980年订交，四十年来时有交往。现在要作文回忆，真像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里只说一点文字方面的交往。他给我的书写过三篇序，多是溢美之词，这里就不引用了。如果引用，这篇文章就会变成吹嘘自己的文章了。我也给他的书写过三篇序，这里倒可以说一说。
1996年纪红兄将黄苗子、杨宪益和燕祥三个人的旧体诗选编为《三家诗》一书，嘱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说到燕祥：“他很早即以新诗赢得诗名，旧体诗发表的少，这是他旧诗的第一次结集。以前只在朋友间传阅。看了的都说好，都说比他的新诗更好。对于这种赞扬，他却说‘是含蓄地说我的新诗写得不好’。我要说：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不必具体到某一位诗人，只是一般地拿旧诗同旧诗来比，就是拿一种经历了千百年间千锤百炼臻于成熟的文学体裁来同一种不过尝试了几十年的文学体裁相比，旧诗有一种先天的优势。旧诗格律严，虽说不易学，却又是一种现成的凭借。写新诗却无此凭借，还得寻求和创造新的完美的表现形式，其实更难。鲁迅也以为萧军的旧诗比新诗好。聂绀弩的旧诗集《散宜生诗》比新诗集《山呼》更受人重视，就都是这个缘故。”
1998年花城出版社秦颖先生约我和他合编一部思想者文库，其中就有一本燕祥的《非神化》。我给这本书写的序言说：“诗人邵燕祥，是一根会唱歌的芦苇（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根芦苇”）；杂文家邵燕祥，是一根发议论的芦苇；而作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邵燕祥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样说，是有他的全部著作作证的。打开他的书，就可以看到他在为苦恼着他的那许许多多问题思考，他也把这些问题提到读者面前，强迫读者同他一起思考。”“燕祥的许多文章，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同时贡献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许这正是作为思想者的他的一大优点吧。”
我给2016年出版的《一万句顶一句——邵燕祥序跋集》也写了序。燕祥出这一本序跋集和我有一点关系。那是2013年6月6日我收到青年朋友陈徒手寄来他的新著《故国人民有所思》，就写信给燕祥：
收到陈徒手的新著《故国人民有所思》，得读吾兄写的长序，我就想，吾兄大可编印一本序跋集，专收给别人写的，不收给自己写的序跋，特别是为一些右派难友的书写的序跋一概编入，也有存目的意义。你看好吗？
他当天就回信：
尊议很好，只是我真正给右友做的序言，除为兄所作二篇，为戴煌作短文二三篇，以及为茆家升、倪艮山等少数几篇外，写的并不多，再说，编了谁肯出？
我回信：
不光是右友的序跋，找得到的都可以编进去。至于哪家出版社出，你也想想看，我也想想看。比方说，给陈徒手出这一本书的三联，或我们都出过书的东方，似都可以去问一问，你的书稿，我想，他们总是会欢迎的。
我兄序跋集，已问过东方出版社，他们表示愿意接受出版，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电话和信箱告诉他，让他直接和你联系？我兄所作的序言，我记得还有：胡遐之《荒唐居诗词钞》序言，以及《为作》。要都是电子文件，这书编起来会很快。我兄是否愿意着手？
燕祥嘱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在序言中，引用了书中好些警句，如“任何时候真正的诗人都是批判的，因为诗人都是感性的理想主义者；而从来没有无追求的批判，能在诗人痛苦的批判中听出诗人对真善美的虔诚追求，就算把诗人和诗都读懂了。”这大约也是诗人燕祥的夫子自道吧。“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打油诗的灵魂。”“只有在‘认识你自己’的同时，力求认识动态中的历史和现实，才能使我们和后代从历史性的苦难中真正获救。”
2013年7月31日他收到序言后给我来信：
太好了！你从我文字中引出的话，我看着甚至觉得很陌生，很新鲜：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可见我日益老化，日益麻木。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全忘得差不多了。因此感谢你的序言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许读者真的会在你指引下看出我这些旧文还有点新意，有点曾经的思考？
可是这本书联系出版很不顺利，直到2016年4月才得以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和燕祥还“合著”过一本书。我在做《重读鲁迅》的时候，得到燕祥于“乙酉冬至”即2005年12月22日送给我新出的散文集《我的心在乌云上面》，在其中读到了《重读鲁迅的“费厄泼赖”论》和《重读〈肥皂〉》这两篇，十分喜欢，连忙打电话请他同意将它们编进这本《重读鲁迅》里，鲁迅的这两篇我原来也是计划要评说的。有了燕祥的文章，我当然不必另写了。我对他说：这样，我的读者固然要看这本书，你的读者也会注意它了。他同意了。这本书就在2007年以朱正邵燕祥合著的名义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很高兴同他有这样一次合作。
也就是在这一本《我的心在乌云上面》里的那篇《杂文到鲁迅已经写完了吗?》里，燕祥这样表白自己：“我作为一个几乎专事写杂文(而且是继承鲁迅精神的杂感文，因为我这么有意地自勉或无意地标榜过，人们自然就这么要求)的作者”，我以为这可以看出燕祥是以成为鲁迅事业的后继者自许的。从燕祥的大量杂文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像鲁迅那样，总是对有害的事物不遗余力地抨击，为现在和未来不倦地战斗。
2007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个人的呐喊》，出版社为了营销，在卷首一页印了严家炎、邵燕祥、王得后、钱理群、孙郁、陈丹青六位先生简短的评语，燕祥的评语是：
书刊影视，例有儿童不宜者。
鲁迅的书和讲鲁迅的书，也有“不宜”：不但如鲁迅说的，“蚊子”不宜，“苍蝇”不宜，“叭儿狗”不宜，而且“二丑”不宜，“做戏的虚无党”不宜，帮闲、帮忙以至帮凶都不宜，“花瓶”或非花瓶的书报检查官不宜，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评论家自亦不宜。
除此之外，向一切读者开放，尤其是青少年乃至儿童大宜，朱正此书应该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人类的希望。
后来这本书经过修订，于2013年以《鲁迅传》的书名改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六位先生的评语都是保留了的。
我写《小人张凤举》一文的时候，要写他的结局，没有查到，只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的材料，就写了：“抗日战争期间，张凤举落水附逆，看来不是偶然的了。”这错了。2009年10月1日燕祥来信给我纠正:“张凤举其人，我后来在陆铿的回忆录中看到，‘8，15’后他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处’（？）供职。”这只是一例。凡见到我书中的毛病，哪怕是错字，燕祥都是一一告诉我的。
三十多年前，燕祥送给我一首诗：
秋晴寄朱正
秋晴共记此登楼，
浮世光阴那用偷。
闭户耽吟非雪夜，
拂衣不去是闲愁。
石头孰与杂文重，
白眼宜从虎尾投。
一夕纷纷夸砥柱，
江河未废自长流。
这首诗就收在《邵燕祥自选旧体诗稿》里。以“不废江河万古流”相许，这样的评语是应该要“除去一个最高分”，不能当真的。当然我知道，这是燕祥对我的期许吧。
四十年的交情。正有许多问题要同你讨论，怎么你突然撒手就走了呢。
朱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