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它源于广西，波及长江南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这场千百万人民参与、中外数国博弈的运动，为何偏偏发生于广西？广西，又怎能迸发出星星之火以燎原的能量？仅以数言，略一陈述。
天王玉玺
天灾人祸
广西地形多山地和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于太平洋板与印度洋板的挤压，地势走向西北—东南走向。这样的山脉走向使广西山脉形成弧形结构，西北与东南之间呈盆地状，素有“广西盆地”之称。广西最大的平原是浔郁平原，位于贵港市。沿右江—沼江分布又有右江盆地、南宁盆地、郁江平原、浔江平原，以及沿海的南流江三角洲等沿海平原。这些盆地、平原是广西主要的农业产地，同时也是洪涝、干旱等气象灾害频发地区。
清朝统治中国的296年，是一个灾害频发的时期，各类灾害层现叠出，且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期间共发生“灾害总计1121次，其中有：旱灾201次；水灾192次；地震169次，雹灾131次；风灾97次；蝗灾93次；歉饥90次；疫灾74次；霜雪冻灾74次。”整个时期中国各个地区都有较大规模的灾害发生。
清朝时期的广西是中国灾荒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水灾、旱灾、风灾、地震、雨雹、冰雪等各种自然灾害在全区各个地方频繁发生，并在晚清（1840-1912）72年这段时间里达到高潮。而且在某些特殊年代里各种灾害还会相交叠发。晚清广西最为严重的灾害主要是水灾、旱灾和蝗灾。其他灾害影响较小。
广西地形参考
水灾：
晚清时期广西水灾几乎无年不灾，各地共发生水灾250多次，平均每年发生约3.5次，在72年间有56年都发生水灾。从1840年起，水灾呈逐年增长趋势。尤其1856年、1877年、1881年、1885年、1888年、1889年、1893年、1902年、1908年这几年是水灾发生最多，影响最大的年份，分别发生了10次、6次、13次、20次、11次、13次、6次、16次、10次，总计105余市县次。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武鸣：“六月，大水灾，民田被沙石填塞，城厢内外冲倒民房无数；桂平：六月，大水；荔浦：秋，大水，淹没人畜，淹伤禾稼。”这在道光年间报喜不报忧的时政下，是难得的。
旱灾：
由于广西降水量分布不均匀，加之偏低的水资源调节能力导致广西一年四季都遭受着旱灾的困扰。这一时期的广西共发生大小旱灾300余次，平均每年发生4.2次。
和水灾一样，旱灾发生次数的趋势，也是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以1865年、1886年、1895年及1902、03年最为剧烈，平均一年发生20余市县次，这是令人震惊的。比如咸丰三年（1853年）隆安：“大旱，民间多以草木为食，饥死者甚多；武宣：大旱；崇左：旱，兼蝗虫为虐，百姓饥死过半。”咸丰四年（1854年）迁江（今来宾）：“春旱、蝗灾。”旱灾导致饥荒，民间卖妻卖女，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象。
蝗灾：
蝗虫极喜温暖干燥的气候环境，按理来说广西湿润多雨的气候不适合蝗灾的发生，但在晚清这几十年间广西各地也经常会有蝗灾发生。究其原因，和广西大范围的旱灾密不可分，因为旱灾过后往往就会给蝗灾的发生提供干燥的生存条件和环境。这一时期的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河池、钦州、玉林、百色等地区，均有蝗灾发生记录，并主要集中在玉林、钦州、南宁和柳州地区。
广西在清朝期间共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蝗灾，其中一次便是咸丰元年至咸丰五年（1851-1855）。这五年间共发生蝗灾43次，占了晚清广西蝗灾总数的百分之60之多，可见严重。而金田起义正是这一年（1851年）竖旗的。
当然广西除了水涝旱灾、蝗灾外，危害较大的还有风灾、雹灾、冰冻雪灾、地震等，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钦州：“三月，菩提练（今板城、那香一带）下冰雹，大如酒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二十夜子时，灵山地震”，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灵山武利地震”，同治元年（1862年）玉林：“四月，玉林州雨雹，房屋、庄稼受害不浅。”等等，不再累述，谨以一表示之。
广西其他灾害统计表
土客冲突
自秦开五岭，广西由于地广人稀，气候适宜，又偏安西南一隅，受中原政局的影响较小，所以成为中原汉族避乱的理想地之一。
土、客两词，分别是先住民和后住民的意思，按当地不同族群到来的先后进行区分。
土客冲突发生的地点很多，在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苏北，东北等地许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土客冲突发生的时间跨越度也很长，从明朝中期到清末均有发生，但绝大多数土客冲突均发生在清末（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十九世纪末）。
晚清以来，由于战乱、灾荒、人口膨胀等原因，大量流民涌入广西，其中聚居于桂东南三县最多，一时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山不住客”的局面。
根据当代的土研调查，广西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仅占13.3%，适宜林业和牧业的土地占77.2%，有9.5%的土地不适宜从事任何生产。（罗国璋、王伟璋《广西土地利用史》）
在乾隆十八年（1753），全省共有人口197.2万，自1753年以后，出于社会的相对安定，生产逐步发展，清政府开始严格整顿户籍，且在土司统治下的不少地区都实行改土归流，隐匿的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入籍，加之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居民大量向广西迁徙，人口增长迅猛。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全省人口达629.4万人，33年间，净增人口431.8万左右。1787年至1840年的53年间，人口又增长了133.9万左右。1840年全省人口为763.3万多人，只有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至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增长速度略有减缓，这11年间增长了19万人。新增人口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外来移民大量的涌入，二是美洲玉米、甘薯的广泛种植带来的自然增长。这些美洲作物使养活更多人口成为可能。
在18世纪中期，广西的人均耕地面积还有5亩，到了18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降低到人均1.5亩。到了19世纪50年代，即太平天国起义之时，人均耕地更是减少至1.2亩，远远低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78亩的水平。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需要耕种1.5亩的土地才能满足一个人的基本所需，所以当时人与地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而同时，以租田耕种为业的客家流民还源源不断地流入广西，使得土地和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人口数量的增加使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也严重破坏了广西的生态环境。沿海地带明代还是烟瘴之地，到了清代中叶已是“濯濯绝林木，硗硗无菽梁”的地步。
人均耕地统计表
即便如此，人和地的矛盾却更多地表现为土著居民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
1851年至1852年间担任广西按察使的姚莹曾言：“广西土著民人皆苗、瑶、侗、僮（壮），不过十分之三，其七皆外省之客民”，刘锡蕃也指出：“桂省汉人自明清两代迁来者，约占十分之八”，而“清一代汉人移植之多，远出于历朝之上。”
土著居民把自己无地可耕归因于客家人的流入，客家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针锋相对，于是，几百年来相安无事的土著居民和客家人开始出现冲突，并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50多年里演变成双方大规模的械斗。
与此同时，广东肇庆府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数以十万计的战败的客家人出于避祸的需要，或被清政府强行遣送成批向广西迁移，客观上加剧了广西境内的土客之争。
在争斗双方中，土著居民人多势大。但客家人乡情浓，笃于乡党，一旦出现仇杀，往往一呼百应，一姓力量不足，则联结数姓，甚至联结数地的力量参战。但不管那一方战败，由于败者无家可归，成为流匪，烧杀抢掠，进一步加剧仇杀。
道光三十年八月(1850年10月)，发生在浔州府贵县(现贵港市)的大规模械斗最典型。争斗的起因是客家富豪温阿玉强娶土著美女农氏，引起仇杀，后由于官府审判不直，导致仇杀进一步加剧，最终演变成数万人间的械斗。
在这场40多天的争斗中，客家人集结了贵港、宾阳、武鸣、桂平等地的力量参战，但最终斗败。被逐出家园、无家可归的客家人此时别无退路，同属一族、又在械斗后期帮过些忙，人多势众的上帝会，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浔州府志》记载称，“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投之”，有三千多人，令上帝会声势大振；《太平天国起义记》也有称“战败一股即投入一股”，壮大了起义队伍，也推动了这次起义的提前爆发。
土客争斗的原因很多，往往是由纷争转变而来，但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土地争夺、水利耕作、丧嫁风水等一系列冲突。当温饱囊资成为切身利益时，这种冲突尤为不可逆。
1902年清军前往平定土客冲突行军照
鸦片战争的影响
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间，鸦片已经大量流入广西，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鸦片的大量流入，造成纹银外流，1847年广西巡抚郑祖琛在一份奏折中谈到：“鸦片战后数年以来，钱价渐贱，银价愈昂。”1847年的银价比竟然达到了“银一两，换制钱一千九百文至二千一百余文不等而民间完纳钱粮，必须易银抵柜；银贵钱贱，较从前输纳之数，几加一倍，粤西民贫土瘠，生计维艰。”（《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而经手的官吏趁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名目，苛取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道光末年，浔州各地男工每日值钱三十文，女工二十文。当时，米每升值钱二十文左右。而“银每两值钱二千。佣工一年，只合银五两。佣值岁不过十千。”说明因为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的纹银外流，银贵钱贱，使得广西的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而又在输纳钱粮时被迫成倍增加负担，迅速被推入贫困以至破产的痛苦深渊。
鸦片战争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清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灾难，而为了解决巨额战争赔款，即以“国用孔亟”为名增设新捐，摊追旧税，使本就承受着水旱涝灾的劳动人民更加难以为继。
广西地处偏远，属于边疆地区，历朝以来都是全国最赤贫的地区之一。虽地处沿海，但其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广西一直与外来的经济相隔阂，所以广西更长时间的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完整性。直到中法战争后，龙、梧、邕三关相继开放，新式轮船大量航行于广西内河，广西内地的社会经济才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水平决定了大清朝对广西的防灾和赈灾能力，落后的经济水平也致使彼时广西用于防灾的水利工程等设施的破落与缺失，所以天灾人祸，一切都像似天怒人怨。
鸦片战争插画
天地会
“上帝会”初名“天地会”，也为天地会之一派。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年公布的天地会大量档案资料考察：清嘉庆中叶前，广西天地会活动仍处于潜伏时期。清朝地方官吏对广西天地会的活动尚无奏禀。嘉庆十四年正月、五月，广西巡抚恩长为“审明”来宾、平南、藤县“解到各会匪”，“搜有桃园逆歌”和“审明百色厅拏获会匪徒”、“搜有红布、腰牌”的奏摺；迨至道光元年前后，“粤西地方匪徒拜会之风甚炽”，各府、州、县“处处访拿会匪。”这一时期广西天地会活动已进入相当活跃的兴盛时期。
所以广西本土的天地会始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前后，最早开端于邕宁县，会首沈惠平等用的口号、会规，都是广东传来的旧抄本，可以说，即使本土天地会，最初也源自广东。但日久天长，广西天地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本土化，秘密化，往往“匪徒”、团练不分，表面是绅士、练总，实际是天地会首领；二是堂口化，即以“堂”为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同样以“堂”为名号的当地某些宗族武装难以区分，因此被官方称为“堂匪”。相对于“广马”，“堂匪”的生存能力更强，但战斗力则弱得多。
金田起义插画图
米饭主
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一些天地会首领开堂设馆，为无衣无食农民提供饭食，堂主被称为“米饭主”。其组织内部财产一律归公，由堂主支配，并听从其指挥。太平天国“圣库”为这一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米饭主是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一带与天地会有密切关系的武装集团，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他们大多是由当地的地主、豪绅所建，最初多属团练，因天地会势强而归附天地会。他们表面上仍保持团练的名号，以得到清廷的认可，暗中资助天地会起义队伍，或幕后操纵其“心腹”分统各堂，或充当天地会抢劫财物的窝主。“米饭主”者，一般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世家大族，而且需要具有联络各方面的能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黑白通吃”。可以断言，米饭主或是“家素丰”的老地主，或是新起家“拥厚资”的暴发户。如果他们不是“饶有家产”，哪有物力财力去“招亡纳命”，哪有能力为数目众多的人“常聚食其家”，并“归之驱使”呢？如有明确记载的米饭主者：“出资与匪徒越境抢劫，坐收其利的”韦三是“富而贪”的“监生”；“坐分其所得”的张贵和是“补用守备”；黄昭观、刘观先是乡团头子；杨西安是久踞平乐沙子街“豪酋”。（《堂匪总录》）尤其是韦三，此人最大的本领是“大盗自张嘉祥、黄亚左、黄亚右之下，均听指挥...二十九年、三十年，盗贼如毛。每贼队经过，或典铺，或油房，但得其一到弹压即无事。”“韦三竟敢将所劫玩器摆设在其家坐卧之小厅”；过着优而悠哉的地主生活，“幸逃显戮。”
太平府的吴凌云，因为“世为窝主，代贼销赃”致富，后来在拥有相当势力后，拥兵称霸，成为太平天国时期广西三大王之一，其中著名的太平天国豫王胡以晃也是“米饭主”出身。
当时有人曾对“米饭主”有这么一个概括：乡团之中，有一些狡黠者，出资招人进行抢劫，由心腹数人统率，无头目姓名，但称某堂，自己则置身局外。劫掠成功，便至而瓜分其所得，劫后即散匿，或遇官兵、团练击之而后散。所以，米饭主“始为团，终为贼，阳名为团，阴实为贼。官军强则附官兵，弱则跋扈不听征调，其所为有甚于贼者”。
米饭主虽非天地会起义领袖，却也是广西各处反复起义、揭竿竖旗的温床。
客家人迁移活动图
艇军
艇军是太平天国起义前活跃在广西浔江、梧江上的天地会水上武装船队，专门进行水上抢劫活动，故清廷称之为“艇匪”。
艇军最早来自鸦片战争时期官府在广西梧州一带招募的水陆壮勇。当时，广西巡抚梁章巨驻守梧州，为备战英军，便在当地招募了一批壮勇，后来成为艇军著名头领的张钊，即是彼时投营并充任壮勇的头目。战后，梧州奉命撤防，水陆壮勇遂被遣散而成为无业游民。这些在军营里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散兵，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同时也沾染了兵痞的恶习，被遣散以后不愿归农事桑，便与当地游民结合起来，侧身江湖为盗，“聚党于浔、梧江上，剽略客贩货物，日益横肆”。专门在水上从事劫掠勾当，即所谓“包江食水”，按照当地的说法，“船与钱不抢曰包江，货纳金不夺曰食水”，名头也是措置乖戾。
他们驾驶的船只称为“波山艇，一名古劳艇，出广东肇庆府之鹤山县，常在广西往来。其船身坚大，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操舟者类多强悍敢死之徒，炮火器械俱全。”
“艇匪”的流品复杂，成员也来源纷纭，但骨干则来自广东肇庆府鹤山县，以鹤山客家人为主。鹤山客家是康熙年间从粤东惠州、潮州府所属各州县迁入，而广西桂中客家的来源地——嘉应州，则是在此之后的雍正十年（1732年），应广东总督鄂弥达建议，自惠州府划出兴宁、长乐，潮州府划出程乡、平远、镇平，所建立的直隶州，也就是说，鹤山客家和桂中客家一样，属于石壁洞-嘉应州体系，只是迁徙时间要稍早一些，他们的口音和嘉应州客家也大同小异。“艇匪”的首领任文炳、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也都是鹤山客家。由于客家的“一家人”传统，“艇匪”在广西很快找到了“窝主”，并驾轻就熟地活跃于浔州、梧州、柳州各府的沿江地带。
客家人现今分布图
广东天地会众在向两广地界的钦州、来宾靠拢时，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如秦晚、李士昌、李士葵（广东钦州人）等都是客家，利用“半个广东人、半个广西人”的便利，在两广交界的深山中建立起一个个“窝点”。这些从陆而来的广东天地会众被称为“会匪”或“广匪”，俗称“广马”，很容易和“艇军”打成一片。他们时水时陆，和“艇军”很难分辨，如如张家祥（即后来成为清朝名将的张国梁，广东高要客家）、罗亚旺（即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名将的罗大纲，广东揭阳客家）等。
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在他看来，虽然两广都是自己辖区，但广东交通便利，朝廷耳目众多，治安如果不好后果严重，相对而言广西则山遥水远，即便乱一些也关系不大，于是他下令在广东江面添募巡船，并在两广交界的潮州、钦州、惠州、廉州各府大兴团练，加派官兵，将水陆两路的天地会“会匪”、“艇匪”驱入广西。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让广东暂时平静下来，却把广西搅得天翻地覆。
广东入桂的“广马”、“艇匪”原本到广西属于“出差”，基地一般仍设在广东，在广西得手后，通常都会“回巢”，如今老家回不去，他们中一些人开始向官府靠拢，接受招安，另一些人则硬着头皮在广西当地抢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正忙于械斗的广西客家人的召唤对他们而言就有充分吸引力，1844年起，广西宾州、象州、贵县的历次来土械斗，都有“广匪”、“艇匪”卷入，1850年的大械斗，陈香晚、钟阿春、杨涝家等势力就偏向客家与土人争斗。1851年的金田竖旗，他们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鸵鸟政策
1847年秋,洪秀全、冯云山率会众捣毁的紫荆山大冲雷庙,是王东诚、王作新父子倡建的。于是,王作新带团练突袭拜上帝教总坛，捉拿冯云山。
王作新(1810—1870),紫荆山石人村人,是个秀才。其父王东诚,为紫荆山首富,年收租谷数万斤。冯云山1846年进入紫荆山后,执教于大冲书房,王作新曾与之交往。翌年,冯云山在书房门旁大书一联:“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王作新反复揣度,觉得冯云山居心叵测,有叛逆朝廷之意,自此不再与冯云山往来,且时刻伺机与拜上帝会作对。
冯云山下狱后,洪秀全跑回广东找关系营救(结果一无所获)。这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他们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
冯云山像
但是,冯云山怎么就给释放了呢?
知县王烈受理了王作新的控告,控告书写道:“(冯云山等人)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乞恩严拿究办事。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业经两载,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某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察,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乡民,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妖匪党曾亚孙、卢六等抢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伏乞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则沾恩无既。 ”
实事求是说,王作新虽没预料到他笔下的“妖匪”即将掀起滔天巨浪,十余年时间席卷大半个中国,但他这份控告书,尽是干货,直指问题实质,而且,是性质非常严重的问题。
按大清律法,谋反罪列在十恶大罪之首,不但本人要被处极刑,家属还要连坐。常理来说,此次事涉谋反,妥妥的本县第一大案,有司当组织专案组侦办,遣骨干力量深入调查。但是,王烈却在批示中,劈头盖脸把王作新给骂了一通:
“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应知条教,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呈禀,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这通批示,首先骂王作新“昏谬”,继而批他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捏饰大题架控”,同时又表示:要将冯云山、卢六二人弄来当面对质。这样,巡检司把他二人给弄进了县看守所。冯云山叫屈:“我是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冤啊!”
但无论王烈还是贾柱,都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谋反可是大罪,呈报上去,惊动了上头,就麻烦了,上司能不烦么?他们会想:你桂平县令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说有人谋反,给我添堵!要是上头过问下来,甚至可能派人下来督查,那就是大麻烦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给自己惹事呢?所以，干脆把头埋到沙子里，既明且哲，独善其身好了。
他们就像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把一个注定要爆炸的炸弹互相传递,就看谁的运气差了。
办案索贿,雁过拔毛,是晚清官场的潜规则,平知县通过冯云山案,确实捞了一大笔:紫荆山拜上帝会的烧炭穷兄弟,用他们的血汗钱,所谓“科炭”,即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东拼西凑,筹得了一笔大款,贿赂了王烈(当时他因为父母去世回乡“丁忧”)的继任者贾柱,冯云山因此得以释放。（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咸丰帝
一直到金田起义爆发,北京的咸丰帝才突然知道广西有人反了，而且是数以万计的人反了。咸丰帝暴怒,当即以“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畏缩无能,纵贼养患”为由,革去广西提督闵正凤的职,调湖南提督向荣充任其职。再以“庸懦无能,因循畏葸”为名,革去广西巡抚郑祖琛的职,重新启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剿。只是林则徐年事已高,久病缠身,还未到剿匪的任上,就于途病逝了。咸丰帝焦头烂额,四处找人赴桂灭火,但金田起义这把火,已经烧得透天红,无法扑灭了。
面对此窘境，1847年上任的广西巡抚郑祖琛也属无奈，他任广西巡抚时,已近七旬,又患有咯血病,在任上一味求稳,暮气沉沉,得过且过,紫荆山一带动荡不安,他也有耳闻,只能假装不知道。待金田起义发生后,同僚因此如是攻击他:“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酷似梁武帝欲不杀一人以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矣。”被革职回家的郑祖琛,不久就忧愤而死。
郑祖琛
但时局之糜烂,让郑祖琛一人承担,也是不公平的。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他不是没有向上报告过,但没人听。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时间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有大事将要发生。
当一批又一批武装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汇聚金田时,即便是傻子,也知道大事不妙了。郑祖琛也知剧变在即，于是厚着脸皮向他的上级、两广总督徐广缙商量,请求调兵支援。
徐广缙身为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广西两省，却厌其“穆党”，不搭理他,理由是:这是你广西的事。当然,坐镇广州的徐广缙,也有自己的一堆麻烦事,分身乏术。
火药味越来越浓了,郑祖琛无奈,越过徐广缙,直接找到老北京,这次找的是个大人物,军机大臣潘世恩,他几乎是哭诉了:广西军区司令闵正凤很吃力啊,打不过下面那帮“会匪”,我的领导徐广缙又不肯帮我,您老哥是军机大臣,帮帮我啊。结果潘世恩却以:“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函示郑祖琛，敷衍打发。意思是,皇上不喜欢听,别拿这些破事来烦我。
时间不等人,到金田村集结的武装人员越来越多,到处爆发了跟清军的冲突,绝望的郑祖琛,只能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权臣穆彰阿。
这个郭佳·穆彰阿可不是一般人,其时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善于揣摩上意，深受宣宗皇帝宠信，官居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位极人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权倾内外。门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早年是曾国藩参加会试的主考官，因同好字画，还提携过刚刚进入翰林院的曾国藩。
徐广缙像
为什么会找到穆彰阿呢？
很简单，郑祖琛和穆彰阿关系不错：两个人是同年考取的进士，有“同年之交”，这层关系相当靠谱。
但穆彰阿对“同年”十万火急的呈报,不以为然,只是回复了一句:“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意思是:朝廷经费有限,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你自己处理吧,不要上奏,免得让圣上烦恼。
郑祖琛求助到这里，只能放弃。
从隔壁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度徐广缙），到中央军委（军机大臣潘世恩），再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穆彰阿，全部都找遍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现实。
众人皆睡我独醒？那我也把眼睛闭上吧。
奕詝还未继位时，便对穆彰阿非常厌恶。文宗即位后，指责“穆彰阿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固宠窃权，不可枚举”。初年，听从杜受田的提议，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风不正，后果就是各地地方官员对天地会及各种反清组织的活动大多持放任态度：“欲绳之以法，则恐生他变；若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遂酿成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治”。
金田起义、进军永安图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无论是广西的天灾人祸，还是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在晚清剥离破碎的躯壳下，凶猛激流都不免溃痈而出。
而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对日后反清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是不凡的，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不过，“剜肉生疮”的阵痛，也比以往来的更猛烈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