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整个清朝社会迎来一个总体稳定时期，也正是康熙平乱以后，清朝便进入历史上“康乾盛世”，盛世之下经济社会有一个大发展，但也潜藏着危险，其中最大的危机便是人口突然暴涨。人口迅速增加，就造成了耕地、粮食供应等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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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朝当时的资料统计，清朝入关后进行一次人口统计，顺治八年人口是1400万，但10年后，清朝再次统计是1800万。康熙五十一年，清朝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时，也顺便对全国的人丁数进行了统计，人丁数增加到2460万，这一数字只是交纳钱粮的人丁数，并非全部人丁数。因为地方豪强为减少赋役，串通当地官吏，匿报人丁，“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因此雍正皇帝继位后，推行“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每五年进行一次人丁编审已经不符合当时形势。雍正皇帝面对全国人口迅速增加的压力，清政府需要掌握全国人口的实际数量，才能确保粮食调剂，便于储备赈灾。
1741年，乾隆六年，清朝进行了一次系统人口统计，这次统计详细，包括大小男妇都统计在内，统计结果显示，全国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突破了以往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1743年，乾隆八年，清朝再次进行了全国人口统计，这次统计数字是一亿六千四百四十五万。增加了两千多万，此时清朝人口呈递增趋势，每年增长13%，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突破了两亿，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已近三亿，这一数字虽然不能与现在相比，但在当时的清朝来说，却是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时期。
据《清史》记载：“每岁户口孳息”，“民间谷价，有增无减”，清朝政府很焦虑，“焦劳宵旰”。粮价上涨必然带动地价上涨，于是清朝出现了“诸物贵”及人多地少的问题，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举措
面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物价上涨，有人无地等社会问题，清朝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腐败透顶，清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
1.鼓励垦荒。
1740年，也就是乾隆五年，乾隆皇帝下令：鼓励开垦边角畸零地亩，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当时谕令要求：“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
为保证“免其升科”的执行，经户部议复，乾隆皇帝批准，颁布征钱粮的标准：“直隶省二亩以下不成丘段的土地；山东，中等地一亩以下、下等地二亩以下及山头、滨河的零星地；河南，一亩以下的上等地、五亩以下的中等地；山西，十亩以下的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北旱田二亩以下，水田一亩以下；江苏，荒山硗瘠地及不成丘段田埂、沟畔地；安徽，一亩以下的水田及二亩以下的旱田；福建一亩以下的零散地；浙江，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南，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两亩以下；四川，上等地五分以下，中等地一亩以下；陕西，山头荒地，地角不成丘段地；甘肃，山头地角荒地；广东，山梁瘠薄地；云南，硗薄地；贵州，山头地角奇零地；广西，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三亩以下。”
从清朝划定的这个标准看，乾隆皇帝已经派大臣进行详细的调查，才制定了这个标准。因为各省的土质不同，种植的作物也不同，必定鼓励开荒的免除升科的标准也不一样。但这一政策，极大调动了民众开垦荒地的热情。
2.边疆垦荒。
康熙盛世期间，内地人口剧增，但辽阔的边疆地区却人口稀少，因此把多的人口向边疆迁移，也是解决人口危机的一个办法。像东北地区是清朝“龙兴之地”，清朝入关后，一直实行封禁制度，严禁汉人移居东北。但在人口激增的情况下，清朝的这一制度挡不住人口众多的大省，像山东、河北等地民众从海上或者陆地偷偷闯入关东地区。
乾隆年间，为了解决人口危机，清朝也放松了“关禁”，乾隆皇帝针对东北耕地多的现实，又发布一条谕令：“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氓，挈侣至者，咸耕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借此以养无数穷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曾严饬也。”乾隆这一点做的很到位，他也知道人口多了不利于龙兴之地保护，但他不得不放开。
1792年，乾隆再次下令：“山海关、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到嘉庆十七年，据当时清朝统计数字，辽吉黑三省的耕地达到2290万亩，比清朝初年增加了两千万亩，这是可喜成果。
人口危机也使一些无地可耕的汉人大量涌向蒙古地区，《清高宗实录》记载：“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当时面对汉人涌入，蒙古王公“或招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清朝将官办的国有牧厂剩余土地，招收民众垦种，“每五顷为一分，各量酱，或一户认种一分，或数人合种一分，”这种激励措施，进一步激发起汉民到口外谋生的热情。“或行商，或力田，致数十万人之多”，至乾隆中期，汉人增加到50万以上，到道光初年，在蒙古地区的汉人增加到88万，特别是内蒙地区成为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区。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了台湾，此时闽、广两省的民众渡海偷偷到台湾谋生的很多，乾隆九年，清朝面对这一现状，作出规定：凡是到台湾的人一律编入保甲，凡是在台湾有田地的人，可把内地祖父母、父母、子孙接去抚养。《台湾通史》记载：“漳、泉、粤之民趋之若鹜”，各地出现了汉庄，“各庄佃丁山客，十居八九……呼类引朋，连干累百”。
雍正皇帝实行改土归流后，“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携眷依山傍寨，开挖荒土”，“报垦几无隙地”，“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路，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这是当时四川开荒的场景，大小金川平定后，此地有13万亩土地招收汉人耕种。
乾隆年间开拓天山南北之后，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汉人大量到伊犁、乌鲁木齐、哈密等一屯田开垦。按照清朝的规定“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为己业”。这项政策更为优惠，因此，“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于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至”。“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辏”。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的流动，基本上解决了人口剧增带来的危机，也加快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了边疆与内地文化联系。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清朝这场人口危机，反而也是一种机遇，既促进了经济，还加强了边疆建设，更重要的还是促进民族间的融合。
3.提高产量。
除了开垦荒地外，清朝皇帝着实不容易，他们在农作物产量上也想办法，明末从美洲地区传入中国的白薯、玉米两种作物属于高产作物，乾隆时期清朝推广这两种作物的种植。
实践证明，白薯生命力的确很强，不仅耐干旱，而且在水涝、盐碱地区也能生长，虫灾很少，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乾隆初年，白薯从闽广传到了北方。据记载，福建人陈世元到山东，见到山东有地土地因为干旱而歉收闹民变，遂“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到山东胶东一带传授种植技术，“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咸乐受种”。后来陈世元的儿子陈云又把薯种运到河南朱仙镇和北京一带种植。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从老家福建带来薯种也在当地试种，取得了成功。
山东布政使李渭，总结在北方栽种白薯的经验时，他于乾隆十七年专门写了《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山东按察使陆耀还印了《甘薯录》详细介绍了红薯种植方法。乾隆皇帝看到陆耀写的书很高兴，他命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把此书加大推广力度，让各级“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在清朝大力推广下，白薯在山东、直隶、陕西等省得到大量种植，解决了粮食上危机。
对于另一种作物玉米，清伏尔加鼓励开垦山头角地时，就推行种植玉米，此时全国兴起种植玉米，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安徽及华北等地“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土 人称为六谷”，“舂煮为粮，无异米谷”，“特此为终岁之粮”，至此，玉米、白薯成为乾隆年间主要食品。
4.进口大米。
除了增加粮食产量，引进玉米、白薯等易种植的农作物，清朝针对人口增加的实际，还从暹罗也就是泰国、安南（越南）等藩属国进口大米。乾隆七年，福建、广东来往东南亚的商船，回到中国时，运来大米六万六千多石。
为了鼓励外洋货船贩米，乾隆还特别下令：“自乾隆八年开始，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一，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数度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售卖。若民间米多，不需购买，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沿海各标营兵粮之用，俾外洋商人得沾实惠，不致有粜卖之艰。”同时，清朝还鼓励到泰国造船的中国商人返回时要买米装船。乾隆曾说：“暹罗产米甚多，向例原准贸易，向来获得甚微，兴贩者少。今商人等探听暹罗木料甚贱，易于造船，自乾隆九年以来，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开始，清朝准许商人自筹资本购买大米运回国内，但清朝规定“数在两千石以内者，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米两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奏请赏给顶带”。清朝把鼓励进口大米与做官相连，的确刺激很多人从东南亚买米运到中国。反正运的越多，还能做官。
成果
康乾盛世下的人口压力，清朝多措并举，解决人口激增造成的粮食等危机，使清朝避免了因土地和粮食问题带来的内乱。不得不说，这是清朝一大壮举，也带来清朝百年稳定，后人应该为这一时期的清朝皇帝政策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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