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时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70年前，1950年10月19日的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秘密地渡过鸭绿江。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正式揭开。
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缺粮、少药、断水的坑道里，女卫生员王兰深情地唱起《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抗美援朝战争中，总计有240万人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反抗侵略，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写下报告文学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今天，让我们通过魏巍的讲述，回望那段惊天动地的历史，铭记永垂不朽的英雄。
最壮烈的一战
松骨峰位于北朝鲜西部、龙源里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形成鼎足之势，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后，受到重创的美军乘汽车从新兴洞向南逃窜。为了给大部队合围赢得时间，聚歼敌军，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奉命抢占松骨峰北侧的无名高地。
11月30日清晨，三连战士占领了公路边一个光光的小山岗。他们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便与从军隅里溃败下来的美军打了个“照面”。为了突围，敌人调来32架飞机、十多辆坦克，还有数不清的汽车和步兵。
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地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这样描述惨烈的战争场面。
△1950年12月，魏巍第一次赴朝
这场战斗从上午6时打到下午2时，三连完成了阻击任务，主力部队赶到后，被堵截的美2师、美25师、伪1师等600多人被歼灭。为此，三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有6名战士没有负伤。
335团一营营长告诉魏巍，他们清理战场时看到，烈士们的遗体“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
胜利的当晚，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亲自草拟了一封嘉奖电报，电报结尾他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英勇无畏，一遍又一遍回答着魏巍的提问。
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后，魏巍几乎一气呵成地写下了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稿件交到《解放军文艺》主编宋之的手中后，他立即决定将它投给《人民日报》。
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破天荒地在《人民日报》头版发社论的位置刊出。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
活烈士
1990年4月的一天，魏巍突然接到新华社记者赵苏打来的电话，赵苏告诉他，《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提到的“烈士”李玉安还活着。
这消息真是令人震惊。当年，魏巍曾经把在松骨峰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名单郑重地记录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
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胡传九、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
没想到，40年后李玉安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不久后，魏巍见到了这位“活烈士”。
△左为李玉安，右为魏巍
在松骨峰战斗中，李玉安被敌军击中昏死过去。幸亏一位路过的朝鲜人民军司号员发现了他，并把他背到附近的一间空房中。第三天，李玉安被路过的334团同志用担架抬到18公里外的师部卫生所，做了开胸手术。
李玉安伤势太重，很快被送回国治疗。他肺部被子弹穿透，两根肋骨被打断，脊椎骨劈裂，先后动过8次手术，才捡回一条命来。出院时，李玉安没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悄悄回到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当了粮库工人。儿子上学时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课文，问他：“书里的‘李玉安’是你吗？”李玉安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背过身抹了抹说：“不是我，重名重姓有的是。”
为什么要瞒着孩子？李玉安说：“我想，孩子们是吃糖球长大的，还是不让他们知道好。”
其实，孩子们哪里是“吃糖球长大的”？李玉安有六个子女，刚复员时他每月只有46元工资，直到1980年退休，每月也只有120元，加上一年几十块钱的残废金，生活困难可想而知。李玉安局促地说，要不是因为小儿子想当兵报不上名，这回他也不会“出山”麻烦组织。
魏巍见到“烈士”仍然健在，欣喜若狂。他在送给李玉安的《魏巍散文集》扉页上写道：“李玉安同志，你是松骨峰战斗光荣的参加者。过去我以为你成了烈士，今天才知道你伤后被救起了。这次我能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是最可爱的人……”
见面时，魏巍特意找出毛笔，郑重地给李玉安所在的黑龙江省巴彦县委、县政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照顾李玉安的生活。
△魏巍写给巴彦县委、县政府的信
可李玉安把信揣在兜里，从来没拿出来过。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没有文化，也不想当官，有劲的时候多为国家干点事，老了呢，也别向国家伸手。打仗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捞到点啥呢？咱活着的如果都向党、向人民伸手，日后还有脸去见那些战友么？”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提到的烈士，像李玉安这样隐姓埋名几十年的还有一位——井玉琢。
井玉琢1948年参军，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在解放战争中先后立功11次。1950年，他又随三十八军入朝。
在松骨峰战斗中，身为副班长的井玉琢被汽油弹烧伤，他与十多名身上着火的战士，抱着美国兵滚下山崖。
后来，井玉琢在医院治疗了一年多才恢复健康。出院时，陆军三十三医院给他开的鉴定是右耳嘴残废，二等乙级。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井玉琢与李玉安重逢时拍的照片，仍能清晰地看到他满脸被汽油弹烧伤的疤斑，只剩一小块的左耳和严重抽缩的左手。
井玉琢双手严重烧伤，没有劳动能力，睡觉连眼皮都合不上。组织上本来要把他安排到一所荣誉军人学校，可他说自己没文化，坚持要回乡，能干点啥就干点啥，自己养活自己。
40年来，井玉琢从不向别人讲自己的英雄事迹，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人们发现李玉安，他的英雄事迹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金属异物
离开战场便选择沉默，即便是对最亲近的人也绝口不提。这大概是“最可爱的人”共通的性格。
今年9月2日，95岁的李景湖在北京病逝。遗体火化时，李景湖的女婿特意找到东郊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我家老人脑袋里有一枚‘金属异物’，能不能在火化时帮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骨灰还没有送出来，照片就已经发过来了，工作人员果然发现了“金属异物”，不过不是一枚而是两枚。
△两个子弹头
“圆柱状、上下一边粗，豇豆那么大，黑黑的。一枚在头部，一枚在腰部，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子弹头。”李景湖的女儿李文新说。
早在20年前，李文新就知道李景湖身体里有个“金属异物”。做CT的时候大夫把她叫过去问，你父亲是不是当过兵？他脑袋里有个东西，医学上叫“金属异物”，但我怀疑可能是子弹头。
李文新曾做过5年射击运动员，深知子弹对人体的杀伤力，她不敢相信会有两枚子弹头留在父亲体内，与他共生几十年。直到拿到这两枚金属异物，她才相信真的是弹头。
看到父亲体内的两枚弹头，李文新的心抽紧了。她从小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也知道魏巍通讯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有一篇报道《挤垮它》，里面的通讯科长就是李景湖，但父亲从来没跟子女们仔细说过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父亲甚至很少跟孩子们说话。在李文新的记忆中，父亲沉默、古板，不太好相处，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直到拿到这两枚沉甸甸的弹头，她才迫切地想了解一下真实的父亲。
李文新整理父亲生前留下的笔记，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那个战斗英雄，那个魏巍笔下的通讯科长，那个受伤前的父亲才渐渐露出真颜。
1924年，李景湖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8年1月，13岁的李景湖参加八路军，成为冀中军区的一名通讯兵。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1951年，李景湖奔赴朝鲜战场，在187师担任通讯科长，负责埋管布线保证整个师的信息联络。
△李景湖（左）晚年到访朝鲜，当地军官与他合影
李文新告诉记者，埋管布线的工作非常重要，它是保证部队上下联络的唯一通讯方式。李景湖入朝不久就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
“那一仗打了7天7夜，非常惨烈。有一个团1600多人上去，最后只剩下247人。我父亲是187师的通讯科长，整个师的通讯保障工作都是由我父亲完成的。”李文新说。
直到近年翻阅李景湖的个人档案，李文新才知道，因为在那场战斗中通讯保障工作做得出色，父亲荣立三等功。
1953年，李景湖总结开城保卫战的通讯工作后，写了一篇名为《我们是这样保障有线电路线路的》文章，发表在某前线刊物上。文章中，李景湖不但记录了自己的具体工作，还分析、总结了他们通讯线路铺得快、铺得好的经验，分享给全军，字里行间流露出李景湖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与钻研。
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曾经对李文新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长得精神，人又聪明。如果他不受伤，组织上本来是要送他去苏联深造的。”
△李景湖年轻时
可小时候李文新怎么也不能把“聪明”“精神”这样的评价与父亲划等号。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脾气古怪，刚四五十岁就苍老得一塌糊涂。后来，她把魏巍的文章找来看，觉得里面那个活泼、健谈的通讯科长跟父亲简直就是两个人。直到看见那两枚黑乎乎的子弹头，李文新才意识到，也许是那次负伤改变了父亲的性格。
1953年，也就是陪同魏巍采访后的一年，正在162高地上架线的李景湖遭遇到敌人的炮轰。李景湖立即被送入野战医院，但是由于条件简陋，医生并没有发现他体内有两枚子弹。李文新说，当时李景湖对前去探望的姐姐说，他耳朵里有白色的东西流出来。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李景湖一直不知道他的头和腰里留有两枚弹头，他只知道自己常常头痛难忍。
1958年4月，李景湖的军官退役申请报告表中，健康状况一栏写着：“头疼。右手及右脚各负伤一次，已残疾。”
“现在想来，他后来头疼、精神无法集中、晚年严重失眠，以至于最后发展为老年痴呆，可能都与那枚子弹有关。”李文新对记者说。
负伤后的李景湖，右手无法用力，走路抬不起脚，性情更是与魏巍笔下的那个“通讯科长”判若两人。
△李景湖当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功的喜报
2013年摔过一跤后，李景湖的身体每况愈下，时不时地犯糊涂，甚至连女儿也会认错，但只要有人起个头，李景湖就能唱起革命歌曲。李文新手机里有许多父亲唱革命歌曲的小视频。今年6月，李景湖发烧住院，躺在病床上还能一字不落地唱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许在老人的心中，他终其一生都是一名志愿军战士。
李文新说，沉默、不跟家人谈及战争年代的事，是志愿军老兵们共同的特点。对他们而言，那些不是战斗故事，而是真实的人生。以前李文新不懂，但当她看到那两枚与父亲“共生”几十年的弹头时，她懂了。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艺绽
本期作者：黄加佳
本期编辑：王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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