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公认的批判盛典，一共有三本：
《乌合之众》、《1984》、以及《娱乐至死》。
毋庸置疑，混迹舆论场中的每个人都听说过它们，也都曾在过往的某个场合引用过它们，遗憾的是，这个时代似乎又从未真正逃离过它们所圈定的范畴。
从这个角度来说，悲剧的主体并不是窃·格瓦拉，而是我们自身。
被打倒的“遮羞布”
4月18日，位于社冲乡镇东北一隅的监狱门口，窃·格瓦拉收获了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生中最为盛大的一场迎接仪式。
据现场媒体的描述，数十辆超跑将其层层围住，这些豪车主人的身份，或多或少都与网红直播产业相关，连带着的，这一行为背后的目的也不言而喻。
尽管这位胡须冗长、面无表情的男子曾经因为盗窃罪行先后入狱四次——这一记录甚至超过了与其“同名”的那位拉美革命家本人，但在当地政府人员将其接上返乡小车后的几个小时里，关于他的直播合同还是在竞价中飙升到了1500万元。
B站上，关于他的视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已经超过了1000万，连带着超过8000条的评论。
但这些对于窃·格瓦拉来说，都并没有什么意义，流行总是会过去的，入狱的2016年，网络上的年轻人还在被“丧文化”不断洗脑，而出狱后的今天，霸占各大短视频首页的内容，已经换成了更具解构主义色彩的“黑人抬棺”。
更何况，“囚徒网红”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曾因“一天少花五百浑身难受”闻名鬼畜区的大力哥，在经历了出狱后的粉丝暴涨之后，最终也渐渐回归沉寂。
流量时代，万物速生速朽，这是不变的法则。
当然，上述这一切，窃·格瓦拉本人可能都毫不知情，最终促使他拒绝这笔意外之财的，却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信条：“之前说过了不打工，你跟他签约，你就是他的工人，这是言而无信。”
窃·格瓦拉不会想到，因为这句话，他在网友心目中的热度再次翻升了一个台阶。而在另一边，关于各类网红直播平台签约他的新闻，在经历舆论的发酵之后，也演化成了社会对于流量营销的讨伐。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开宣布：“以‘永不打工’周某为噱头炒作的经纪公司将被纳入负面清单。”与此同时，之前宣布签约意向的几家公司也迫于压力，删除了相关声明。
从被网友鬼畜、到被经纪公司争抢、再到被官方钉死，属于窃·格瓦拉的命运，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多重反转。
人们就这样成功打倒了一个无意于网红事业的网红，完成了对臆想中社会“审丑”风潮的矫正，而在另一边，真实的流量时代里，MC六道、郭老师、孙笑川，这些真正的审丑文化仍然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引吭高歌。
异化的“审丑”时代
从凤姐、芙蓉姐姐的横空出世，再到MC天佑、抖音女神温婉的猝然降温，在人们永无餍足的猎奇心理中，审丑的时代，其实从未真正远去。
尽管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美丑”观念，每一个时代的人们也都拥有着无可辩驳的“审丑”需求，但属于这个时代的“审丑”仍旧是独一无二的。
这一判断源于“丑”的定义和历史，虽然盖瑞特·汤姆森(Garrett Thomson)在《康德的丑的问题》中提到“自然界中存在着不可否认的丑”，但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依然倾向于认为，丑是一种主观的情感体验，并且与美的概念相互依存。正如《克伦威尔》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
这种相对的背后并非绝对，而是满足某种条件下的互相转化。
无论是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还是毕加索绘画中的《格尔尼卡》，都证明了美丑概念的相对特性。
然而，不同于过往时代的“丑学”，这个时代的“审丑”方向已经超脱了单一的美学定义，它出于娱乐大众的目的而存在，而在它存在的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是“审丑异化”是对传统审丑的一种反叛与消解。
在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审丑这一行为正在逐渐失去其本身的否定性价值和批判意义，以丑示美、化丑为美都沦为空谈。从而表现为一种审丑消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通俗点来说，以前的丑，可以是有意义有深度的丑，而现在的丑，更多是为丑而丑，丑的空洞、没有内涵。
以前的丑，在更远的将来或许可以变成美，而现在的“集美们”、“百因必有果”、“一给我里giao”，显然更容易在流行中逐渐消亡。
正如麦克卢汉的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现如今的审丑消费时代，“围观即力量”的思想正在愈发深入人心，而在此基础上，“短、平、快”等抓住“眼球经济”的审丑产品大行其道，自然也不令人意外。
而在此基础上，满足于精神娱乐的人们也成功从乔治·奥威尔的恐怖预言中解脱，滑向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审丑风潮：被苛求的流量选择
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网红经济之所以频频热衷于“选丑”，更多是出于对自身的一种流量焦虑。
流量已经成为了摇钱树，这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共识，因为这个共识，“大衣哥”家门被踹，踹门者收获1.4万的转发量和210.4万的点赞数。
然而在那之外，互联网盛行的解构主义与反智思潮，同样也是审丑风潮盛行的重要推手。
从张文宏医生被上纲上线，到知乎上被频繁问及的“刘备真伪君子”、“诸葛亮是否想要篡位”等问题，背后折射出的现象是明显的：
当下的舆论环境里，人们对于完美无缺的道德模板的容忍度，正在不断降低。
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风潮。
大洋彼岸的美国，数据调研同样也显示，1998年的拉链门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支持率不降反升，一度高达65%，创下了全美总统离任支持率的记录。
而在对于民间的采访中，面对记者的镜头，不少人也坦言发生这样的事，让他们觉得总统的人格更加“真实”，也更加“接地气”。
另一边，愈发崛起的举报意识，也让互联网留存的记忆变得面目可憎。从陈一发儿到奇葩说辩手，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互联网对于过往黑历史无孔不入的挖掘，也让每个意见领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此次窃·格瓦拉事件中，许多媒体就曾感慨，“好人成佛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
这句话套用在国内互联网上，就是黑的东西可以再洗白，但白的东西一旦变黑，就只能一直黑下去。
对那些仍旧处于竞争红海之中的流量经济来说，是花费巨额资金培养根正苗红但仍有可能被民众排斥的明星，还是花费少量成本，寻找自带话题的污点流量，两者之间的选择，其实并不难做。
毕竟，正如时尚大师安迪·沃霍尔说的那样:“未来，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名15分钟。”
同样是成名15分钟，没有人想要为之付出一辈子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