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不仅是天下纷乱之时，也是疾疫肆虐之时，或者说，二者互为因果，战乱频仍加速了疫病的传播，而大规模的疾疫致死又会引发新的乱象。
汉灵帝时期，正是因为疫病在民间广为盛行，官府无力医治，才有了张角兄弟以行医为名发展教徒数十万人，掀起了光和七年的黄巾起义。此后，疫病隔三差五地就光临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并且常常与大规模的战事相伴。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刘联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曹军营中爆发严重的瘟疫，致使吏士成批死亡，曹操不得不烧船自退。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时北上合淝，但张辽守城有方，孙权不仅不能速胜，反而遇上疫疾爆发，就在撤军返回的时候，被张辽奇袭于逍遥津，险些丧命。
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刚称魏王的曹操再度率军东下，以报复前一年孙权的入侵，然而到了次年（217）正月，又是一个寒风刺骨的隆冬时节，瘟疫再度袭来，并且在曹军抵达居巢时于军中爆发。
这场瘟疫来的猝不及防，以至于军中的高级官员都感染致死。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任兖州刺史的司马朗。他当时正随军负责后勤保障。得知军中爆发疫病，一向爱民如子的司马朗亲自去病患营中巡察，为患者递送汤药，但他没有做好个人防护，不幸感染瘟疫，因公殉职，年仅四十七岁。
《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朗
司马朗的早逝，让二弟司马懿不得不挑起了家族的重担，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司马懿在政治上的成熟。
然而司马朗之死仅仅是这场瘟疫的开始，当年三月，曹操因为疫病原因从濡须撤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和治疗手段，病毒随着士兵的北归向北方扩散，导致了疫情的加剧。
曹植在一篇《说疫气》的文章中描述了疫病流行导致的惨状：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曹植在文中提到，许多百姓愚昧无知，以为疫病是鬼神降临惩罚人间，于是纷纷请巫师在家中悬挂符咒做法术，祛除厉鬼，自然是无济于事。但是曹植本人明显也缺乏对病情的科学认知，他只能按照阴阳学的说法，将疫病的原因归咎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曹植
这次大疫的重灾区是邺下文人们。魏太子曹丕在次年给好友吴质的信中提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徐、陈、应、刘分别指的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他们都是依附于曹氏、聚集于邺下的文学家，与曹丕、曹植兄弟关系密切，曾参与曹丕组织的西园之宴、南皮之游等聚会。这一年的大瘟疫，四人都不幸病逝。
曹丕后来在《典论·论文》中推崇建安时期的七位文学人物，称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其中就包括徐、陈、应、刘。此外还有建安十三年为曹操所杀的孔融、建安十七年病逝的阮瑀，以及同在建安二十二年病逝的王粲。（王粲随曹操东征，于途中病逝，但他并非死于瘟疫。他二十多岁时曾遇名医张仲景，张仲景称他已有病，四十岁当脱眉而死，这一年他正好四十岁。）这七人后来被统称为“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集
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全部谢世，尽管建安文学的灵魂人物三曹仍在，但建安文学的巅峰已经过去了。
从三国的局势来看，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对蜀汉、东吴影响甚微，对曹魏的影响巨大：人口锐减，士气受挫，民心浮动。为了安抚民众，曹操在次年四月下达《瞻给灾民令》，颁布三条抚恤措施：
1.七十岁以上寡妇和十二岁以下孤儿以及残疾而无产业者，由政府养起来（孤儿养至12岁）；
2.贫穷无力养活自己的，政府借给粮食；
3.家里有耄耋老人需要照顾的，免其家中一人的徭役。
大疫面前，魏王曹操一直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多次召开会议、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曹操
曹魏遭受疫病之扰，对其政治和军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内部反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疫病结束的次年（建安二十三年）正月甲子，许都就发生了金祎、耿纪、韦晃等人的叛乱，他们击杀长史王必，差点劫走天子。
另一方面，巴蜀的刘备看到有机可乘，向汉中发起进攻。曹操以疲惫之师应战，不利，最终放弃汉中。随后，刘备又使刘封、孟达袭取上庸，使关羽北上围曹仁于樊城，从邺城到南阳都有呼应关羽的叛乱发生，曹操处处被动。
同时，北境早已归附的异族也开始不安分，当年四月，代郡乌桓叛乱，曹操所有重要将领都部署在东西两线，不得不火线提拔自己的儿子曹彰前去镇压。
总之，大疫之后的两年间，曹魏四面告急，曹操不得不全面由攻转守、疲于奔命，他试图在有生之年一统天下的梦想也随之化为泡影。
三国时期全图
建安二十二年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就是在当年十月，全国疫情基本结束之后，曹操决定立曹丕为太子，这意味着曹丕与曹植多年以来的太子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在此之前，曹丕随军东征，而曹植镇守后方，很可能是曹植应对疫情不利，而曹丕在曹操面前表现出众，让曹操做出了这个决定。
作为这次大疫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曹丕更加认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这也激励了他将更多精力投入文学的编辑与创作。
曹丕
他在给吴质的书信中就提到，诸位友人接连亡故后，他就开始整理他们的遗稿。“撰其遗文，都为一集。”
在给大理王朗的信中，他提到了自己在撰写的《典论》和诗赋百余篇。曹丕感叹：“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在曹丕看来，人的生命很短暂，但文学的生命是永恒的。于是就有了后来他在《典论》里那句对文学地位的经典论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成长
作家、编剧、媒体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影视艺术学会会员、稻诚及所城市书店合伙人。曾获北京新闻奖、全国晚报文化好新闻奖。出版作品《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群雄逐鹿：彩绘三国演义》，制作音频课程《少年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