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庄春贤
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比如亲情、爱情、师生情、同学情等等。虽然这些感情很感人，但是毕竟是在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特定感情。其实，人世间最宝贵、最感人的是“战友情”，因为“它”是由鲜血甚至生命凝聚成的感情，是出生入死形成的情谊。80多年前，彭德怀与他的战友郭一清、洪超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就结下了这样一份令他终生难忘的生死战友情。
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赞誉郭一清“坚决勇敢、艰苦奋斗之精神，将永远留在人间，值得我辈学习！”
“文化大革命”期间，彭德怀遭受迫害、蒙冤入狱。1970年，他在狱中写的《自述》中有一段话，深情追忆郭一清“是信丰的群众领袖”、“第一次占领长沙后，在撤出时阵亡了。甚为痛惜！”身陷囹圄的彭德怀，为何如此怀念郭一清这位40余年前的战友？
郭一清，原名源锬，又名源鉴，号一清，1902年3月出生于江西信丰县游州堡一户农民家庭。1925年夏，他在赣州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时赴南昌参加华中体育运动会。期间，由共青团南昌地委委员朱由铿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赣南籍第一个共青团员。回校后，他秘密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并被选为共青团支部书记。1926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省立第二师范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
郭一清遵照党组织指示，以农工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回到信丰开展农民运动。起初，他先联络当地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然后分别召开城乡工农大会，宣讲革命道理，介绍外地工农运动发展情况，动员大家组织起来，跟随共产党翻身闹革命。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1926年夏，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许多人积极要求加入农会。群众要求办理的事情很多，甚至连家庭不和、婚姻不合也找农会帮助解决。于是，郭一清东奔西波，工作十分繁忙，有时整天泡在农会里，无暇顾及家里的事情，虽然他家离县城仅几华里的距离，但他很少回家。家里亲人有急事找到农会催他回家，他笑着说：“干革命哪能不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随即陪同家人到街上吃些面食茶点，打发他们回去了。
1927年春，信丰正好闹饥荒，许多农民希望农会帮他们渡过难关。郭一清认为，农民的要求合情合理。他与其他党员商量后，选定日子，召开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宣传党的政策和农会的任务：“农会是为大家办事的，而今有许多农友饿着肚皮闹革命，我们作为工农运动指导员首先是要负责任的。”接着，他手一挥，激昂地说：“不是说一切权力归农会吗？我们辛苦种出的粮食为什么没有权力享用，要年年挨春荒呢？……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向土豪要饭吃，我家是自耕农，农忙时请几个短工，荒年放两担谷子，也是一种剥削。今天就先开我家的谷仓，如果有人觉得不好意思，那就算是借粮度荒吧！不过，可以老虎借猪———不要还的！”
郭一清的讲话，使会场顿时一片欢腾，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说：“郭一清真是我们农会的好领导，我们跟着他办农会，一定没错！”
其实，郭一清家是自耕农，根本不是地主，最多算富裕中农，当时，革命还革不到他家头上。但是，为了广泛发动群众，为了给其他地主施加压力，他带头破仓分粮，照郭一清自己的说法：“革命先从自家做起！”
1928年2月23日，郭一清担任信丰农民暴动总指挥， 指挥各路暴动农民数万人，包围攻打信丰县城。这次农民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上海等地的国民党报纸都发出“信丰告急”的消息。围城激战持续了十余天之久，由于暴动队伍武器简陋，火力单薄，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受挫。根据县委决定，郭一清带领部分暴动队员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他曾在信丰崇仙黄柏山庵堂壁上题写了一首七言诗：“拔山盖世眼重瞳，垓下悲歌莫路寻；成败归天谁肯信，乌江自刎亦英雄。”充分表现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8年11月，郭一清任赣南工农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司令员，在信丰、安远、定南三县继续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艰苦转战赣南，途经定南与红二十六纵队会合。当毛泽东了解到郭一清部队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情况后，就建议红二十六纵队配合红四军攻打安远县城。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接到安远县委的紧急情报：国民党军已在鹤子圩设下布袋阵。红四军立即改变行动计划，转向寻乌县前进。为保障红四军的顺利进军，毛泽东要求郭一清率红二十六纵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兵力。郭一清当即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后，留守井冈山根据地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于1929年1月30日遭敌四面围攻。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黄洋界、八面山等防御阵地先后失守。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军党代表滕代远按中共湘赣边特委决定，率领1000余人向遂川方向突围，2月9日到达大余新城，10日经信丰油山、九渡进入广东南雄界址，沿着红四军走过的道路抵达崇仙罗塘圩，去寻找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部队。
4月1日，红五军在瑞金与从长汀回师的红四军会合。接着，前委在于都召开会议，决定红五军重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随后红五军绕道安远，抵达信丰安息（即今安西），与郭一清领导的红二十六纵队会合后，歼灭驻安息靖卫队，缴枪10余支。对此，彭德怀后来回忆道：红二十六纵队“有游击队六七十人，有梭标和土枪。队长郭一清同志，是信丰的群众领袖，代远（即滕代远──引者注）同志同县委接头时，决定郭随五军行动一个时期，再回信丰”。16日深夜，红五军与红二十六纵队途经信丰时突袭县城，因敌防守甚严未果，红五军“经信丰县城以北，不意遭遇靖卫队三四十人，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净是一些九响枪，交给信丰党了”。红五军随即撤离战斗，经太平围、牛冈圩抵黄泥排。
根据在于都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精神，红二十六纵队被编入红五军，组建为红五军政治保卫大队，由李寿轩任大队长，郭一清任党代表。此时的郭一清与彭德怀就成了上下级关系，从此，郭一清跟随彭德怀向井冈山进军，不久调任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奉命扩编为红八军，郭一清转任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郭一清英勇果断，大智大勇，在彭德怀领导和指挥下立下了许多战功，得到彭德怀的赞誉和战友们的称赞。1983年3月，原铁道兵司令员李寿轩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和郭一清代表从此才见面认识，与他共事相处20多天。他对人热情和气，平易近人，工作有魄力，在战场上表现很勇敢。”
1930年7月下旬，彭德怀命令郭一清率部为先锋，攻打湖南省长沙市。25日，红军在长沙浏阳门外遭敌阻击。关键时刻，郭一清身先士卒，手举驳壳枪，大声呼喊：“同志们跟我来，冲上去消灭敌人！”在他带领下，战士们奋勇杀敌，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并击毙敌团长邓南一。可是，在追击敌人时，郭一清在长沙的浏阳门外猴子石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8岁。当得知郭一清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彭德怀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亲令厚葬郭一清，与其他牺牲的战士一起埋在浏阳门外七里巷附近一个秘密地方。
1950年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军长的曾思玉抽空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信丰探亲。郭一清之子郭兴让向曾思玉询问父亲郭一清的有关情况，并写了一封信，请他转呈彭德怀首长。1951年2月，第六十四军奉命赴朝作战。同年9月4日，曾思玉到志愿军总部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乘机询问彭德怀：“当年攻打长沙时郭一清是怎么牺牲的？”并将预先装在口袋里的那封信面呈彭德怀。彭德怀看完信后，沉思良久，把信折好，放到口袋里。当天晚上，彭德怀即在防空洞里的油灯下挥毫给郭一清之子郭兴让写了一封五页信纸的复信，第二天交给曾思玉。彭德怀在信中对郭兴让说：“兴让，你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信丰县委领导者，是我之战友。红军第八军之团政治委员（经考证任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引者注），于1930年7月下旬打长沙时光荣牺牲，安葬于浏阳门外七里巷附近。当时因环境险恶，为免于（敌人）掘尸故未立碑，与其他牺牲同志埋于一起，日久难以辨别。惟一清同志为中国人民事业坚决勇敢、艰苦奋斗之精神，永远留于人间，值得我辈学习！”彭德怀在信中高度赞扬了郭一清烈士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彭德怀临终前嘱咐说：“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
洪超是彭德怀的老部下，长期跟随彭德怀，骁勇善战，深受红军官兵爱戴。1974年11月，彭德怀在含冤去世前，仍念念不忘这位老部下，嘱咐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
洪超，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梅新水乡贫苦农民家中。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曾任儿童团团长；1927年夏入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习，18岁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4月，他跟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12月被调到彭德怀领导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原红五军主力）任排长、参谋。从此，彭、洪两人成为艰危与共的战友。
1929年5月恢复红五军番号，在彭德怀领导下，洪超先后任军部参谋、第一纵队中队长和大队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从1930年8月起，洪超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团长、师长等职务，在第一、二次攻打长沙的激烈战斗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1930年冬至1931年秋，洪超在红三军团前委书记、总指挥彭德怀领导下，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五军、红八军番号被撤销，各师归红三军团部指挥，洪超任第六师师长。1932年3月，赣州战役结束后，重新设立红五军，洪超担任红一师师长。此时，苏区中央局于3月中旬召开江口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分别组成中（后改为东）、西两路军。西路军由红三军团第五、第七、第十四军组成，洪超所部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滕代远领导下，于3月20日从赣县江口出发，经信丰、大余、崇义等地到达上犹，担负赤化赣南西河地区，打通与湘赣的联系，将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的任务。洪超为开创和保卫中央苏区，出生入死，深得彭德怀赏识。
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洪超率部参加了黄狮战斗、长源阻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2月，他又率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同年3月，洪超在草台岗战斗中负重伤，失去左臂。但他身残志不残，两个月后，又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
1933年9月，在彭德怀领导下，洪超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洪超率领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后参加了福建洵口遭遇战、硝石战斗、资溪桥战斗、八角亭战斗、团村战斗、泰宁大洋嶂阻击战和沙县战斗，在每一次战斗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1934年1月，在攻占福建沙县县城战斗中，洪超指挥部队英勇作战，担任主攻，率先攻入城内，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攻克的第一座县城。沙县县城战斗结束后，洪超奉命率部返回江西。
1934年夏末，在狙击国民党军周浑元和吴奇伟的两个纵队向红三军团进攻时，彭德怀又把“蜡烛形防御战”的任务交给了洪超。蜡烛形阵地是由三个高地组成的，洪超指示第三营营长张震做好坚守阵地的准备。第三营构筑工事时，洪超亲自到阵地上作具体指导。红军坚守这个高地距离敌军只有四五百米，有的只隔一个小山沟，连敌人喊吃饭、换哨、修工事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敌人实行经济封锁，红军连盐也吃不上，又缺乏武器弹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敌军十分疯狂，以三四个团的兵力，—拥而上的羊群战术向红军阵地进攻。形势十分严峻！在洪超亲自指挥下，红军战士发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愈战愈勇，直打到弹尽粮绝时，战士们仍奋勇地与敌人拚刺刀。经过反复冲杀，浴血搏斗，红军最终取得了狙击战的胜利。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率部出色完成战斗任务，他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洪超师长当年的部下、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曾经这样回忆：“洪超同志是我们三军团最年轻的师长……我们一共见过3次面，他英勇果敢、待人和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民党蒋介石在红军长征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其中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一线，由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驻守。此前，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代表曾与陈济棠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等五项协议。但是，由于陈济棠没有及时将有关协议精神传达到其前线部队，因此，在第一道封锁线上，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彭德怀命令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担任开路先锋，他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10月21日，洪超率部由赣县潭坑口向信丰百石前进。上午10时，红十团在向百石村悄悄摸索前进时，被敌人发现。“砰！砰！砰！”枪声惊动了寂静的山谷，机枪“哒哒哒……”的声音震撼了大地，冲锋号声划破了长空，长征第一仗就此打响了！
在洪超指挥下，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猛烈扫射。此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去。枪炮声、呐喊声响彻山谷。听到激烈的枪声，驻金鸡圩粤军一个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遭到红十一团、红十二团迎头痛击，受到红军打击，敌人溃不成军，慌忙逃走。
200余百石守敌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急忙逃离碉堡，躲进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围屋里。红军攻占百石碉堡后，很快将围屋包围起来，随即展开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口号。可是，躲在围屋里的民团却负隅顽抗，一会儿向外打几枪，一会儿又扔出几颗手榴弹。洪超马上到前沿观察，果断命令：“用迫击炮坚决消灭敌人！”话音刚落，他不幸被围墙内射出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血流不止，壮烈牺牲。
当洪超牺牲的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指挥部，彭德怀痛心疾首，亲自赶赴现场凭吊。彭德怀的部下、山西省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张平凯在《忆彭大将军》一书中详细地回忆了这一情节：洪超“作战英勇，是三军团有名的猛将、年轻的指挥官，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他为红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立下了首功。彭军团长失去了一名爱将，非常沉痛，他含泪和同志们一起掩埋了洪超的尸体，然后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仇恨，踏着烈士们的血迹，继续率部西进。”这足见彭德怀对洪超的器重和悼念，对洪超牺牲的无限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