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旧日风云》二集《记香江潜龙潘静安》一文中，提及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时，大批因党争而走避香港的文化人，成了日军诱降和拘捕的对象。为此，当时中共中央曾向南方工委指示，令地下党和游击队必须尽一切力量保护该等人士安全撤离香港。即是在敌人眼皮下开展了一场“大抢救”。
拙文末尾曾转引一张东江纵队的“五人照”的图片，图片中人物的说明是沿袭旧说，依次是，“黄作梅、刘黑仔、曾生（司令）、林展、尹林平（政委）”。
没想到的是，月前收到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刘蜀永先生微信云：“许先生：刘黑仔生前从未留下过照片。合照中说有他是误传。已有人考证过。”另外，北京活字文化的李学军女士也转传来读者的信息云：“……照片介绍五位人物有两位名字有误，其中刘黑仔实为周伯明，尹林平实为饶彰风。本人是东纵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后人。谢谢！”
事关重大，我赶紧翻查资料，比较研究，特撰本文再作说明，用作对刘蜀永先生及李学军女士的匡正的接受和回谢。只是本文的释说人物不限图中正确的五人，而是把误入的两人也一并叙说，即是七人了。
理由是﹕几年来的误认和误传，令“误读”已成“集体记忆”，特别是刘黑仔这国难英雄，其事迹、形象已深入人心。刘黑仔之所以没有图片存世，自有特殊原因和安全考虑。他被“误认”而入图，正是出于后人对他的怀念和崇敬。古语云：“念兹在兹。”所以有“铸金范石”的纪念行为。而目前“误认”行为的本身，又何尝不是精神上的一次“铸金范石”？
所以，解说“五人照”，还得补上另两位曾被误认的英雄。这才更完美。他们都是国难英雄，无论李戴张冠，抑是张冠李戴，都是同一页的东纵英雄谱。就像黄花冈上党人碑，也有名姓不可考的（可考的只七十二位）。天安门前英雄纪念碑不具姓名，但意义更浓重，更凝重了。鉴于此，自可对着“五人照”作七人评说。这已是集体记忆。
美国飞行员是“五人照”的拍摄者
这误读的“五人照”是由一个美国飞行员拍摄的。而拍摄的135相机又是东江纵队的司令员曾生的。得先说这飞行员的故事。
是1944年2月11日清晨，驻桂林机场的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奉命以十二架B-25轰炸机，由二十架P-40战斗机护航，飞往香港九龙启德机场进行轰炸，在香港上空与日机激战，其间美国航空队一级中尉唐纳德·W. 克尔（Donald W.Kerr，1914-1977）的P-40战鹰被侧击，油箱起火，克尔跳伞逃生，降落在机场北面新界观音山。日军搜索围捕，而克尔幸为游击队小鬼李石发现，协助藏匿。令日军花了过千兵力，“梳篦式”“铁壁合围”“穿梭扫荡”等都徒劳无功。而东纵更为牵制日军，令其停止搜索而撤回市区，于是来了一招“围魏救赵”。由刘黑仔率短枪队夜袭启德机场，又爆破窝打老道亚皆老街4号铁路桥，让九龙市区大乱。终于护送克尔穿越封锁线，安全转移到坪山土洋村东纵司令部，再由曾生安排护送到桂林基地。克尔脱险后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曾刊登在1944年6月11日东纵杨奇编的《前进报》第六十二期第五版。这一期还刊有采访稿，克尔赞扬刘黑仔为“神勇的同志”，称“黑仔是我再生的爸爸”。克尔更写日记，记录由1944年2月11日至3月9日的惊险。
《前进报》第六十二期(1944年6月11日) 刊营救克尔中尉脱险的消息和克尔致东纵谢函、自绘漫画等。
克尔日记之外，还有给妻子的家信。在3月18日给妻子维达的信中，提到在东纵司令部见到曾生和一部相机的事。
克尔说：
前面提到的将军来了，我们谈了很久，并一起用餐。他带来一个女翻译和一个厨子。他在那儿吃的时候，食物也丰富多了——又有香蕉、很多鸡、木瓜和菠萝。他是个看上去年轻的家伙、说话风趣而又周到。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事儿。一些令人惊奇的事儿，还有当地战况的有趣故事。他给了我许多要交给不同人的信件，还给了我一份他手下绘制的精美地图，展示出我曾经在这周围的旅程。他带来一部非常好的照相机——我希望上午稍后的时间，我可以拍一些照片。啊呀，如果需要，他们什么都可以造得出来。
信中提到的将军是曾生司令员，女翻译是林展，而厨子是饶彰风。大概是饶的厨艺高，所以被克尔戏称厨子。
要紧的是曾生给克尔带来一部135照相机。克尔中尉参军前曾当过摄影师，他得到相机，如侠士得宝刀，当天在葵涌镇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附近，拍摄了多张照片。记录了当年东纵活动的影像，当中就包括这张“五人照”。
克尔中尉
误读的经过
“五人照”就是用东纵司令曾生的相机，由美国空军中尉克尔拍摄出来的。数十年后由克尔的儿子戴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而照片到了中国之后不久，“误读”开始。
据《羊城晚报》记者称：“2009年清明节前夕，克尔之子戴维、笛克兄弟遵照父亲遗嘱携妻到大鹏拜祭刘黑仔，事后到北京会见刘黑仔的弟弟刘锦才（现名刘才，东纵老战士，已离休，现居北京），索取刘黑仔生前相片，未果。”
又云：“戴维回国后整理父亲克尔的遗物，于2011年11月底将整理出来的一些照片寄给曾任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的女儿尹小平，照片随后在东纵老战士中传阅，后辗转传到刘才手中。”
东纵老战士们希望能从当年克尔拍摄的照片中，寻觅出刘黑仔的影像。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老同志都难以清楚回忆起刘黑仔的样子，包括刘黑仔的弟弟刘才”。
结果有人认为这张五人照中第二人疑似刘黑仔。“据刘才说，第一个认出刘黑仔的人是黄作材（照片中左起第一人黄作梅的弟弟，黄作梅和黄作材均是东纵老战士，黄作材现居香港），后经刘才等人仔细辨认，确认照片中左起第二人为刘黑仔。”（《抗日英雄刘黑仔照片现身疑为护送美国飞行员时所拍》，《羊城晚报》，2012年2月14日）疑似刘黑仔照片被发现，传媒广为报导。
此外更有陈敬堂《香港抗战英雄谱》（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版）也有关于这张照片的辨认说：
2013年年初，港九大队老战士黄作材送给我数张克尔中尉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内有他的兄长黄作梅等五个人的照片，已经分辨出从左起第一位是他兄长，第二位是刘黑仔，然后是曾生、林展和尹林平。虽然曾与刘黑仔相处几个月的黄作材认出照片中位左数第二位就是刘黑仔，但是，有些看过这张照片的老战士说不是刘黑仔，是周伯明。由于尚健在知情的老战士最少年过八十五，视力衰退，很难确认照片人物，有些人根本未见过刘黑仔本人，所以看过照片的人虽然很多，但有权威下结论的却很少！幸而，各人联络到住在北京的刘黑仔（刘锦进）的亲弟刘锦才，及住在大鹏的刘黑仔同乡和老邻居罗育灿，他两人确认照片当中左数第二人就是刘黑仔。（141-142页）
纷纭众说，可以说就是此图被误读的开始。
关于“五人照”的澄清
约莫2009年，克尔中尉的次子戴维带来了其父亲的蒙难日记，委托东纵后代翻译出版，以资纪念。东纵后代先请香港科技大学李海明翻译（蛇口韩邦凯改译），并组织团队，花了六年多时间，整理注释（这些注释，其重要性不下于日记本文），由东纵政委尹林平的千金尹素明（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总其成。2015年6月，由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出版。
书名为《克尔日记——香港沦陷时期东江纵队营救美军飞行员纪实》（此书系尹林平女儿尹素明主持其事）。其页95、页284都有刊用此照，其说明文字为：“克尔中尉于1944年3月18日在土洋村后面的山坡前为东江纵队战士拍照（从左至右，依次为黄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饶彰风）”。
图片说明中以左五尹林平更易为饶彰风，左二刘黑仔更易为周伯明。而页136刘黒仔的注释说：“遗憾的是至今都未找到一张他的照片。” 于此，该书编者否定左二位置是刘黑仔的旧说。而主持该书的又正是尹林平的女儿尹素明，她否认右立者是尹林平，而确认是饶彰风了。
图中诸人简述
黄作梅
先从左面第一位黄作梅说起。克尔日记中提到的Raymond Wong，就是黄作梅。黄作梅1916年2月13日生于香港新界上水，有九兄弟姐妹。皇仁书院毕业后，先后在政府物料管理处和皇家海军船坞任职。1936年参加“怒潮”读书会，搞抗日活动，因而被港英逮捕，获释后继续组织读书会、“中华圣教总会歌咏班”，教唱抗日歌曲。香港沦陷前，黄被选为香港华人文员协会主席。1941年入党（介绍人谭庭栋、梁益勤、洪炽荣）。香港沦陷后参加东纵，任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组长。直接参与营救国际友人和盟军战俘。一九四四年十月东纵与驻华美军司令部合作，成立情报部聨络处，黄任联络员兼翻译。战后获英皇授MBE勋章。1949年8月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奉派参加万隆会议，所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为国民党特工安放的定时炸弹爆破，全机仅三人生还，黄作梅牺牲。据生还者透露，飞机堕毁前，黄作梅等几位还忙于烧毁机密文件，临危不惧。
被误为刘黑仔的周伯明
左边第二人，被误认为是刘黑仔﹐其实是周伯明。周很低调，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名声远不如刘黑仔响亮。周伯明（1918-1998），原名周益郎，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江城村人。1936年10月在北平入党。历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干事，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东江纵队创始人之一（1938年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担任队长，周任政委）。克尔说的刘黑仔上司“头号”（指东纵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是周的老部下，是周介绍蔡入党的（黄云鹏：《高尚风范 无限敬仰》）。
周伯明的面型瘦削，该与刘黑仔相似，才会被误认。周与刘面型相似之外，还更有一似，就都是枪法准，被称神枪手。不同的是刘用驳壳短枪，周用的是长枪。欧初曾讲他与周伯明一起战斗，亲见周“手持步枪，施展百步穿杨的神技，弹不虚发，连毙数敌”（见《留得声名万古香——纪念周伯明同志逝世一周年》）。而周的老部下邵国良也写有《指挥员 神枪手》，文中也讲及三次见周使用步枪，射击精准的情况。
周不纯粹是神枪手，还是善于指挥作战的领导。欧初评价周伯明这位老战友是“多谋善断”和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他在东江、珠江两个游击战场上作出多方面的决定性贡献，人们称赞他不仅立了功，而且建了殊勋，确实是非常恰当的。”
这张照片，相信周伯明本人生前未曾见到。因为他死后老战友们给他编的《怀念周伯明同志》一书，收入不少照片，但也没有这张。
曾生（司令）
克尔在给妻子信中提到的将军是东纵司令员曾生。曾生（1910-1995），原名振声，客家人（归善坪山石灰陂）。父亲是澳大利亚华侨曾庭杰，母亲钟玉珍是客家农村妇女，朴实而开明。曾生幼时曾在坪山和香港读小学（超然学校）。1923年秋赴悉尼与父团聚，五年后返穗，1933年7月入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时参加读书会，复任中山大学平民夜校校长，致力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被国民党通缉，遂遁往香港，从事海员工人运动，9月回广州中山大学复学，10月加入中共（广州市工委书记王均予介绍）。旋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长。1937年7月中山大学毕业，翌月移居香港，并在九龙弥敦道南京街创办海华学校（自任校长），以之为基地，培养大批抗日骨干，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2月2日，在惠阳周田村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任大队长。1941年12月，组织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任总队长。两年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任司令员。曾生领导的东纵，打击日、伪军一千四百余次，歼敌六千余人，俘虏三千五百余人，为抗战作出贡献。
“文革”期间（1967年农历新年前夕），曾生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的市委会议中被秘密逮捕并押解北京，中央专案三办“曾生专案组”三年之间审问了三百多次，企图将东纵与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往事，用来证明曾生是帝国主义的特务，幸得周恩来帮忙，1974年7月16日出狱。
林展
左四林展（1920-2003），广东新会人。父亲林景英（捷三）黄埔二期出身，参加北伐，因健康不佳退役，到香港教书。母亲郭艺文在九龙城打鼓岭道家中办师私塾。
林展1920年生于香港，在庇理罗士女子中学毕业，后在圣心学校任体育教师。1939年入虹虹合唱团，参加抗日活动，1941年7月入党参军。
林展精通中英日三种语言，是东纵港九独立大队国际工作小组主要成员，负责情报和翻译。“林展利用教会的关系与香港的牧师取得联络，将教会发展到汇丰银行及香港辅政司，一直联络到赤柱英军监狱里面去。”“我们还帮助英军服务团建立电台，建立情报网，互相支援。”（陈达明《港九大队概况》，刊《回顾港九大队》，第5页）
拍摄此照片时的林展是东纵司令部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兼统战工作翻译。胜利后入北平军调执行部第八（广州）执行小组担任中共首席代表方方的谈判翻译。解放后任叶剑英英文秘书。
饶彰风
左五饶彰风（1913-1970）原名饶高评，化名严蒲特。广东省大埔县人，1913年5月25日生。1936年8月入党（张直心介绍）后，奉派香港到“全国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任秘书，实为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秘书。摄此照片时，饶为东江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是曾生、尹林平的得力助手。
胜利后赴香港，出任东江纵队香港办事处主任，香港新华通讯社社长，香港《华商报》复刊负责人，在华商报的工作重点是协助方方、尹林平、连贯搞统战。1948年，饶奉周恩来令，亲自组织安排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社会贤达：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郭沫若、章伯钧、柳亚子、马寅初等近千人，分二十次秘密北上，以配合中共筹建新政协，为新中国开国大业“埋班”。同时，饶彰风还领导“两航起义”、“灵甫”号、“重庆”号军舰起义、招商局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中共贡献殊深。
解放后饶彰风在广东仍然主管统战工作。饶彰风的人品、操守、才学、能力、经验，允称一流，是中共的忠诚骨干。但在反右整风和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贬斥，到了“文革”更遭灭顶之灾。
被误认入图的尹林平
尹林平（1908-1984）原名尹先嵩，曾用名尹利东、林平。江西省兴国县人。贫农出身（父亲尹成玉，母亲杨琳秀）。1927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是厦门临时工委书记。抗战奉调广东，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长。1938年广州沦陷后，任东江特委书记，与曾生建立游击队抗日。1941年底香港沦陷，尹林平指挥游击队，保护文化人撤往大后方。同时筹建港九游击大队，打击日伪，破坏日军将香港作为支持太平洋战争后勤基地的部署。胜利后，为东纵北撤山东事，出力甚大。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副书记（方方任书记），广东区党委书记，粤赣湘边区纵队成立，他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广东军区副政委、交通厅长等，主要任务筑路，建立全省公路主要干线，成绩超卓。五十年代初由军职转民政，1955年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兼广东省副省长。先后主管过组织、交通、农业、公安。“文革”倒霉，1967年4月被捕监禁，迄1973年底出狱。四人帮倒台后复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主管统战工作，平反大批冤假错案，深得民心。
“五人照”焦点是刘黑仔。黑仔本名刘锦进，1919年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东北村，父是海员，后来务农。生兄弟姊妹五人，刘锦进居中，因黝黑，得“黑仔”绰号。他1939年上半年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同年底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为港九独立大队短枪队队长。黑仔喜用“鲍鱼唛”廿响快掣驳壳，枪法特准，有“神枪手”之誉，日军曾重金悬赏缉捕。
这位抗日英雄，生前从未留下过照片，据云是“经东江纵队批准不用留影的队员”（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蔡伟强语，《羊城晚报》2012年2月14日）。
抗战胜利之后翌年，国共重庆谈判，其中有东纵北撤山东烟台的协定。但国民党军队仍时有袭击东纵部队。刘黑仔的短枪队随东纵指挥部留在南雄、始兴等地战斗，牵制敌人。但敌人设计，诱刘黑仔带领十多人去南雄和江西交界的界址圩，调解一件民事纠纷，因而中伏，被国民党粤北南雄县大队袭击，先是短枪队政委苏光当场牺牲，刘黑仔战斗至下午二时左右，大腿中弹昏迷，虽被抢救，但当时医疗条件差，伤口感染破伤风菌，第三天上午抬往指挥部途中牺牲。时为1946年5月初。遗体就地埋葬于江西省全南县正合乡鹤子坑村，迄1987年3月迁葬大鹏。
有劳想象
刘黑仔廿七岁牺牲，而且不留身后影，只能让人在故国山川和旧战场中去想象他的风采。我们“怀古澟英风”只能想象空山了。幸而克尔中尉日记中有几处描写，为我们保留了可信的形象。
克尔中尉初见刘黒仔，是在1944年2月19日夜间，由东纵小鬼交通员带到一间长型的中国式屋子，在尽头一间小房，初次相见。他在日记中这样形容刘黑仔：
一个皮肤黝黑、正咧嘴而笑的瘦弱青年。
叫“黑仔”的队长不会讲英语，就叫詹伙生（詹云飞1924-2010）当他的翻译。我不怎样理会这个极瘦、但很热情的家伙。他年约十八岁，穿着一身黑衣，蓄着长黑发，一张脸非常黝黑。他态度傲慢又爱自夸，总是在引人注意，我不由得检视他全副军备——一把上等的、涂过油的枪，一枚日制手榴弹、一条日本军官腰带、一枝英国制自来水笔，还有我先前给润田的防水火柴盒。嗯，有些东西肯定是兜过圈子才转到这儿的。翻译解释说‘黑仔’是个绰号，意思是“Black Boy”，并且说他是个勇敢的青年，走到那里都受人敬仰。嘿，依我来看，虽然他用的是银色烟嘴和象牙筷子，也不算是个怎样的角色。（62页）
3月上旬克尔中尉与东纵英文翻译谭天（弗朗西斯，Francis，原名谭思勉，1916-1985）又提到刘黑仔：
……嗯，跟我说说黑仔这个人吧？——他是做什么的？什么使他那么精力充沛呢？
黑仔？他呀真是我们的一员猛将！大家都叫他黑仔，连日本人也这么叫他，因为他行动迅速，没有人看得见。很多次他进城去，拿敌人的东西。他掏枪的速度那叫一个快，跟在美国电影看到的一样！你见过他那支上等的枪吧！是从一个日本的高级军官那儿夺来的。射击嘛——他能击中飞行中的鸟雀。有一次，他正在城里朋友家的一间小房里，然后有很多日本兵从四面八方来了。带头的人破门而入，黑仔便射！射！射！ 一边还能跑，回到家竟毫发不伤，从不害怕。谁要是拿下黑仔，日军有重赏。
真是条汉子——他确实对我也很好呢。他患了挺严重的疟疾，是吗？
是非常严重，非常厉害啊，有时他会抱病几天。很多次从外面回来都染上疟疾。在这里，我们很多人都患疟疾，没什么办法啊。
肯定棘手、没有金鸡纳霜之类的——我曾想把我带的这些银翼勋章送给黑仔，当作礼品，可他不肯接受。
这位克尔中尉很懂文字刻画，将刘黑仔的形象描写得活灵活现。
试读：“一个皮虏黝黑、正咧嘴而笑的瘦弱青年。”及：“我不怎样理会这个极瘦、但很热情的家伙。他年约十八岁，穿着一身黑衣，蓄着长黑发，一张脸非常黝黑。他态度傲慢又爱自夸，总是在引人注意。”
读来很像《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事实上，刘黑仔是很具侠气的人，他轻生死，重然诺，不求名，能急人所急，这都是侠气的表现。但他比古代的侠更多出一种“纪律性”，这是古侠士所无的。
英雄举措关时局
东纵营救了克尔中尉之后，也陆续拯救盟军飞行员。克尔回到桂林空军基地后，曾向陈纳德将军报告他遇险和被救的经历。这促成了在华美军司令部和东纵的合作。据知战时由东纵向驻华美军司令部提供许多高质量的情报，黄作梅就曾在《我们与美国的合作》（刊《华商报》，1946年3月28日）一文中，详列其中二十笔细目。试举其中一事。
1945年3月9日，美海军甘兹上尉一行到达东江，请求东纵协助在日军控制的海域探测水深，意在寻觅“东方的‘诺曼第滩头’”登陆。但后来因为东纵提供了突然消失的日军精锐“波雷部队”的动向，盟军改变计划。
原来日军侦知盟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大本营命其精锐部队“波雷兵团”秘密赶往华南沿海布防。南下行程关闭电台，昼伏夜行，所以美军无法侦知此兵团所在和动向。东纵情报人员为探听这一情报花了大气力，也牺牲了人员（如情报组长郑重），终于侦知波雷兵团已到惠阳淡水，正修筑工事迎战。
盟军因为东纵提供了这些准确的情报，修订战略，改为直接进攻日本本土。这个策略，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地区战局的结束方式和结束时间，影响极大。
又再说一事。
国共重庆谈判时，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的武装部队存在，周恩来则电令东纵政委尹林平秘密飞赴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了东纵抗日的成绩、盟军对东纵情报工作的嘉奖，和盟军飞行员克尔等的感谢信，终令国民党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东江纵队）的存在。因之，才有东纵北撤山东烟台的协定。可见，东纵英雄的所为，息息关乎抗战的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