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历史上，提到诸如学生运动一类的大事迹，燕京大学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存在。它是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代表，其存在的33年时间中，从教育方法到规章制度等等，都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存在的时间只有33年，招收的学生不足万人，却涌现了无数顶尖人才。
这些学生之中后来很多人都成为了知名学者或者行业的佼佼者，其中有53个两院院士，就连后来的黄华、冰心也都曾是燕京大学的校友。或许历史比较短，但它却靠着学术奠定了与清华北大比肩的地位，不仅国内它是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的大学之一。在三十年代还曾一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其与哈佛在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便是用来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各种学术交流的地方。
但就是这样的一所学校，33年的校史中，却有27年都是由一个金发碧眼的传教士担任校长。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本就是燕京大学的创立者，而燕京大学的辉煌成就是他半生心血所造就的。这个外国人名叫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待了50年的美国人，一个就连离世都留下遗嘱，希望葬在北京的美国人。
他之所以与中国结缘，要从他的父亲司徒约翰说起，其父亲是一个传教士。1868年来到中国，落户杭州市天水堂教士住宅，当时的杭州情况其实并不好。它素来有人间天堂之称，可1868年，是它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日子。因着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杭州的人口一度从81万下降至20万，如果司徒约翰早些年来，还能看到满地的白骨和尸体。
不过他还是留在了这里，司徒约翰抵达中国的第8年，司徒雷登出生。他是司徒约翰的长子，那个时候欧美的传教士在中国很受欢迎，所以他的童年过得还算不错。他跟中国大多数孩子一样，说着杭州方言、穿着中式长褂，因此一度他的杭州话说的比英语还好。过年的时候会吃年饭，看社戏，坐彩船游西湖。
后来的司徒雷登回忆说，他的童年是生动又美妙的记忆。在中国长到十一岁之后，也就是1887年，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佛尼吉亚州读书。但从小结下的中国缘，令他对东方那个古老的国度念念不忘，他喜欢中国。于是在离开中国15年后，司徒雷登带着妻子回到中国，开始跟着父亲去中国许多地方布道。
倘若从出生算起，其实他人生的大半都是在中国度过的，长达五十年。以至于他的独生子也是在中国出生的，甚至是在中国长大的，一家三代人在中国所待的时间超过了一个世纪。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在中国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这一年刚好北京有两所教会学校决定合并，一所是汇文大学，一所是协和大学。
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人创办的，前者还是北京最早的近代学校之一，创办也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其实早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便试图合并，然而因着内在矛盾太多，多次协商未果。这一协商就协商到了1918年，同时学校也做出决定，聘请一位跟原来两所学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校长。
当时司徒雷登已经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是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不过选择权还是在司徒雷登身上。他的所有朋友都劝他婉拒，因为这项工作在彼时的中国可不好办，困难重重。不知是长老会的命令，还是他自身的想法，司徒雷登接受了这个挑战。第二年元月，他北上会见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员，成立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终采纳诚静怡的意见，给学校取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正式成为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初始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个人。经费非常少，而是因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所以里边有两位教员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司徒雷登一边经营这个极小的摊子，一边筹划扩大，经费是必不可缺的一项。从1922年开始，他在十五年的时间往返美国十次，都是为了募捐筹款。大抵是他的热情打动了美国人民，还真让他筹到了不少钱，其中一次就有150万美元。
有钱之后他开始选择新校址，位置在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归陕西督军陈树藩管理。陈树藩对大学很感兴趣，便同意以六万大洋将那块地卖给司徒雷登，并将其中三分之一捐献为奖学金。燕京大学的面积由此增加了数倍，1929年正式投入使用，它是当时中国环境最好的学校之一。要想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一流大学，好的校址不可缺，一流的教师也不可缺。
司徒雷登打破原有的定律，允许所有的教师不必信教，中外教师待遇同等。只要是有真才实学、有名望的，他都会亲自登门拜访，高薪聘用。于是燕京大学集齐了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等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工资为360大洋，校长为500大洋，司徒雷登却坚持拿教授的月薪。
这是燕京大学走向国内一流之路，让它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司徒雷登无意中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会作为教育资金，还声明部分要由一所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组成一个机构，来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原本选的是哈佛和北大，不过司徒雷登想办法说服了哈佛大学跟燕京大学合作，于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
更重要的，原先霍尔的执行律师给予的资金是五十万，但他在一年观察后给出了另一份答案。将五十万增加至一百五十万，司徒雷登很为自己的心血骄傲。燕京大学虽大部分是因着美国人才发展如此好，司徒雷登却从未阻止过学生才加爱国活动，并积极配合全国学联的罢课行为。1925年那件事发生后，燕京大学率先发表了宣言，其中代表中、美、英国籍责问英国当局的还是一位英籍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雷登亲自带着数百名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1934年燕京大学学生要求前往南京反对对日不抵抗行为，很多人以为他不会同意，但他同意了。司徒雷登说：如果燕京大学学生这次不请愿，那证明我这么多年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爆发后，司徒雷登又数次奔走在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为的是他的学生参加爱国活动后不受责。成为沦陷区的北平，在之后的四年半时间中，燕京大学是青年学生们唯一的庇护所。这样一个历经艰辛的大学，饱受战争干扰，却依然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科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可谓是科学家的摇篮。
不过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也迎来最难熬的日子，司徒雷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待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却信心满满的开始重建校园，同时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可惜后来的局势并没能安稳下来，种种变化下，美国要求他必须返美。1947年，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了这个他生活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抵达美国三个月后，他一病不起，在病榻上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去世前，司徒雷登留下遗嘱，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妻子旁边。
他的妻子病逝于北京，其墓地也在北京，他还是想回到那个生活几十年的国度。其实除去国籍与人种外，他已经是一个中国人了，对中国的感情以及在中国的时间，一度超过他的母国。2008年，阔别中国六十年后，司徒雷登的魂随着他的骨灰回到了中国杭州。葬身燕园的愿望或许永远不能实现，但能够魂归故里已经是对这位老人的迟来告慰。
不论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不论他是否为利益的代言人，他的人品以及所作所为都值得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