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学潮水般被介绍引进中国,白话文运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被彻底改写。
“我们是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吗?”这是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长久以来的疑问,也是当今很多作家思考过的问题。
8月13日,作家金宇澄、张大春做客上海图书馆“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漫谈中国小说传统,为8月17日即将开幕的上海书展提前预热。
张大春(中)、金宇澄(右)在讲座现场。
中国现在的小说大部分是用汉字写成的西方小说
“我们这辈人,哪怕是上辈人开始写小说,往往是我们读了小说,就觉得‘我也可以’,很想跟着学。”张大春提到,此前科班出身的写作者并不多见,大部分作家都是经由模仿走上创作的道路,彼时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传统已被打断,“至少在台湾,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在文本教育和美学欣赏上,绝大多数人是直接看了翻译小说,就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这也就造成了近代当代人写小说,好多都是模仿西方小说中的传统,长篇长不过堂吉诃德,短篇也不像中国传统小说中的那么短。
这一“用汉字写西方小说”的潮流开始得远比想象得早。张大春认为,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小说中,就绝大多数都是用汉字写成的西方小说。甚至,更早的晚清时期,西方小说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著,刘鹗的《老残游记》中,每当主角老残解开一个悬案,他的朋友就会称赞他,“你真是我们的福尔摩斯啊。”
“我们很难想象刘鹗那时候已经读过《福尔摩斯探案集》,但事实是,这部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张大春(中)、金宇澄(右)对谈中国小说传统。
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
西方文学的叙事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学差别巨大,有倒叙、插叙等打乱时间的叙述方式,有严整规划好的结构。
而中国小说中,写一个人,向来是开篇就写清楚他是何方人士、家世背景如何,写历史,向来是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的最早源头展开话题,几乎没有打乱时间的叙述。
张大春认为,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一段故事会被不断讲述,在重复使用过程中不断被加进内容,“当一个故事不断被叙述而不会引起侵权纠纷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聊天圈子。久而久之敷演出越来越完善的文本。”在这种闲话式的叙述中,严整的结构,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
张大春自己很喜欢这种“说书人”式的传统叙事。他1957年生,山东人,属于“台湾外省人第二代”。还没上小学,父亲就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一路对他说下来。
后来,开始写书的张大春也把自己定义为“说书人”,钟爱传统,喜欢在小说中“炫技”。他的《城邦暴力团》中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兴致上来,笔触常常荡出很远。
有读者现场谈到读这本书的感受,说一气读下来觉得酣畅淋漓,但中间一旦断掉了,过几天想捡起来就无法续上,要翻回去看十几页才能想起之前讲了什么。
张大春很得意于自己的叙述,但也不无遗憾地承认,并不是兴致所发,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骨子里还是西方文学的写法,一切结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对谈现场坐满观众。
金宇澄:写《繁花》是“想向传统靠近一点”
张大春认为如今真正在写中国小说的人也还有,其中一个是金庸,一个是金宇澄。
“金庸的作品,每一部都是道地的中国小说,他描述事物的方法是非常传统的。在他14部小说中,只有《笑傲江湖》是在令狐冲出场之前,就通过倒叙、通过他人之口累积了大量关于男主角的期待的,这不是中国小说里的常用手法。”
而金宇澄的《繁花》,在张大春看来,正是“说书人”聊天式的叙述方式写成,“金宇澄很会发挥这种闲聊荡开一笔、而且越荡越远的写法。我认为这是充分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学本质的叙述方法。不断渲染增补填充一些文本内容。”
金宇澄把写《繁花》的过程比作一个重拾中国传统文学价值的过程。他特别提到,自己是有意在接续民国时期言情小说流派“鸳鸯蝴蝶派”的旧式风格,在写作中把鸳鸯蝴蝶派的句子搜罗进去,放在小说之中,“味道马上就不同了。”
文学需要识别度,金宇澄认为,从这一点上看,曾经被我们抛弃的旧式文学,在当今的中国文学中依旧有重要价值,接续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学走出自己特色的一种方式。
现场观众。
提到中国小说传统,金宇澄认为中国文学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有很多局限性。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底子是不一样的,而‘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提及他的代表作《繁花》,他指出现在有些小说就像是西方小说翻译过来的,而他写《繁花》是“想向传统靠近一点,想做没人做的事,没有想要改变什么,只是想要特别一点”。
当天下午,金宇澄手绘文学插画展也在上海图书馆开展。插画展将于8月13日至8月19日期间,在上海图书馆一楼目录大厅向广大市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