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南博一 实习生 刘竺婷
当地时间4月19日，迪亚斯-卡内尔在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现年89岁的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由此正式退休。
相比其在国际上叱咤风云多年的已故兄长、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劳尔·卡斯特罗在媒体的聚光灯前似乎要“淡然”许多。《华盛顿邮报》评价称，比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以组织能力见长，而非以个性闻名。
尽管劳尔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但他十年多的执政在推动古巴正常融入全球化市场的历史性进程中画下了浓重的一笔。
菲德尔的“左臂右膀”
劳尔比菲德尔小五岁，受兄长启蒙，他在青年时期便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主义政党——人民社会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而菲德尔起初并未加入共产主义政党，而是在秉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正统党中活动，该党主张对古巴进行改革，消除严重的政府腐败现象。
因此，在伊格纳西奥·拉蒙特（Ignacio Ramonet）编著的菲德尔口述回忆录中，这位古巴前领导人提到青年时代的劳尔时说，彼时人们时常觉得劳尔“比我还要激进”。
1953年2月，劳尔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世界青年大会，此后又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还访问捷克布拉格等地，亲眼看到了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哈瓦那后，劳尔转投已由菲德尔领导的正统党，与美国扶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斗争。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兄弟带领革命军攻打巴斯蒂塔政权的蒙卡达军营，意欲在夺取武器后于古巴全国掀起武装斗争。然而，由于力量相差悬殊，起义失败后兄弟两人被捕入狱。1955年，他们在一次大赦后获释，随后流亡墨西哥，并在当地秘密组织新的武装起义。
在墨西哥，劳尔积极招募有志青年参加古巴革命，而正是通过劳尔，菲德尔结识了古巴革命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来自阿根廷的医生切·格瓦拉。
1956年，卡斯特罗兄弟和切· 格瓦拉等82名战士乘坐“格拉玛”号轮船前往古巴，但由于船只偏航且误点，起义军登陆后便遭到古巴政府军伏击，卡斯特罗兄弟被迫转入丛林密布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这场游击战中，劳尔成功地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的克里斯塔尔山脉开辟了战线，成功地以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屡屡击败人数上万但训练不佳的政府军。之后，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更是在自1958年起遭到美国的武器禁运，美国驻古巴大使也被召回，巴蒂斯塔政权背后已无靠山。
1957年，在古巴东部山区从事游击战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劳尔·卡斯特罗（左）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右）。 美联社 图
1958年8月21日，在巴蒂斯塔政府的攻势失败后，卡斯特罗兄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进攻，并以多个战线朝东方省（该省后来被分为圣地亚哥省、格拉玛省、关塔那摩省和奥尔金省）进攻。革命军带着缴获来的或是通过飞机走私而来的新武器下山，赢了一连串胜利。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促进古巴革命在1959年取得胜利，彼时年仅27岁的劳尔已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
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劳尔一直倾力协助兄长菲德尔领导古巴。起初，劳尔被安排指挥奥连特省的军队，接着很快在1959年升任为国防部长。1961年4月，劳尔开始直接指挥古巴军队和民兵，在吉隆湾（美称“猪湾”）经过72小时的激战，挫败了美国中情局策划的雇佣军武装政变。
1962年，随着古巴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且美国在与古巴断交后不仅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多次策划意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行动，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劳尔率领古巴代表团前往苏联展开谈判。莫斯科方面说服古巴同意在其境内部署苏联导弹，同时向古巴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劳尔由此巩固了古巴革命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尔于1959年至2008年担任古巴国防部长期间，古巴从未发生过任何一次政变企图，也没有发生过威胁革命武装部队稳定的情况，这与几乎所有其他拉美国家不同。正因如此，美国政治网站Politico评价道，劳尔是菲德尔“真正不可或缺的副手”。
“豆子比大炮更重要”
接近过劳尔的人坦言，较之菲德尔，劳尔是务实派、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古巴缺什么，古巴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早在劳尔接替菲德尔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推动菲德尔不愿进行的经济改革。
1986年，古共三大上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美联社 图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古巴百业凋敝，外加美国的封锁钳制古巴经济发展，不少民众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有群众乘船外逃。为此，劳尔走上演讲台安抚不安的群众。
“豆子，比大炮更重要。”劳尔这句简洁有力的话，成为了他人生中最著名的口号。
“菲德尔说想要更多武器的时候，劳尔会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大米，与此同时，劳尔对外资也持开放的态度。”古巴青年宛峰此前对澎湃新闻（www.）如此评价卡斯特罗兄弟之间的不同风格，“劳尔是个很有想法的人，相较兄长更实在一些。”
《今日美国》（USA Today）刊文指出，除了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外，劳尔领导的古巴国防部还是自古巴革命以来最先实行市场经营做法的机构，这在古巴的集体计划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古巴的大部分旅游业归武装部队商业企业集团（GAESA）所有，其中包括酒店、餐馆、酒吧和旅游公司的经营收入。据路透社报道，GAESA掌控着这个加勒比岛国外汇收入的40%至60%。
2006年，由于菲德尔因病入院，身为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劳尔根据古巴宪法接管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责。随后在2008年，劳尔当选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在担任古巴领导人的头几个月里，劳尔实施了各种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取消古巴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国家雇员工资限制政策，准许职工“多劳多得”，其他改革则包括允许古巴普通民众购买手机和个人电脑，以及自由入住以往只接待外国人的涉外酒店等。
2010年，劳尔在经济改革层面“走得更远”。他领导下的古巴政府宣布自1959年革命以来的最大规模经济改革：在半年内裁减约50万名国家雇员，放宽对私营经济的管制，允许私人经商，促使经济重心向私营部门转移。
劳尔在发表讲话时指出，“必须彻底消除古巴是世界上仅有的不用劳动就能生活的国家的概念”。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85%的古巴公民受雇于国有部门，国家雇员人数超过500万。
在稳步推进古巴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劳尔也在推动古巴的政治体制改革。
2011年4月，劳尔在古共六大闭幕式上提出限制领导人任期，并表示他本人也将受其限制。他指出，“高级别领导人的任期最多为两届，每届五年”。2013年2月，劳尔再次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彼时更是明确表示，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任期。
为了加快推动古巴领导层的年轻化，劳尔还在2016年古共七大召开之际为进入古共领导层的新人划了一条“年龄线”：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人年龄不得超过60岁，进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龄不得超过70岁。劳尔坦言，古巴共产党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要让年轻人得到更快的晋升。
“终将得以做自己”
尽管劳尔一直被视为菲德尔的“忠诚副手”，但外界认为，苏联解体以后，古巴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促使劳尔开始思考如何推进该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著有《继菲德尔之后》（After Fidel）一书的美国前中情局分析人员布莱恩·拉泰尔（Brian Latell）表示，在劳尔六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今天的他仍然像以往一样“神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尔“一直活在比他更加富有个人魅力的兄长的阴影之下”。
即使是在2006年病重退居二线、逐步将权力移交给劳尔后，固守原则的革命老将菲德尔仍然在远处注视着弟弟的一举一动。目睹劳尔“大刀阔斧”式的变革，很难说一直抵触、警惕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菲德尔内心深处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拉泰尔提到，在早期古巴革命的动荡岁月里，每当作为副手的劳尔与菲德尔就某些决策产生剧烈分歧时，劳尔会退后一步，陷入一贯的沉默。而假使来自兄长的压力变得实在难以忍受时，劳尔就会离开一阵，去乡下喝酒和沉思。即便如此，劳尔对菲德尔几乎从不公开表露出一丝异议或不敬。
和菲德尔相比，劳尔可谓是“人设低调”。众所周知，菲德尔以动辄慷慨激昂地发表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演讲而著称，劳尔却很少发表演讲或只是偶尔发表简短的演讲。
劳尔也几乎不参加大规模集会和抗议游行，他不像菲德尔早年那样，在古巴各地游走，与各行各业的古巴人打成一片。此外，劳尔也很少接受采访，也不鼓励古巴官方媒体围绕他的人设进行大规模报道。在一次接受古共机关报《格拉玛报》的采访中，劳尔公开坦言，除非有必要，否则他“不习惯频繁地在公开场合露面”。
卡斯特罗兄弟的妹妹胡安妮塔·卡斯特罗（Juanita Castro）接受拉泰尔采访时曾表示，她相信一旦摆脱菲德尔的掣肘，劳尔“终将得以做自己”。
推动美古关系“融冰”
在对外关系方面，劳尔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期间最重要的成就当属推动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
虽然古巴和美国是近邻，但被历史和政治现实隔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人口大约200万，而一海之隔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就有约300万古巴人，同时三分之一的古巴家庭在美国有亲戚。
自1962年起，美国便宣布对古巴实行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这给古巴带来了很大麻烦。对古巴人来说，美国的农畜产品和日用品性价比极高；古巴也有雪茄、朗姆酒，以及生物技术产品可供出口获利。不过，现实的制约使得两国之间的采购行为大受限制。
劳尔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两国关系“融冰”的推动者。2014年12月，劳尔和奥巴马双双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两国将共同谋求关系正常化，讨论恢复中断56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
奥巴马在宣布外交关系解冻的同时，放宽了旅游限制、为汇往古巴的侨汇打开了大门，并放宽了赴古美国人可带回家的商品的限制，如可增加携带的古巴雪茄和朗姆酒的数量。
随后的一切水到渠成。2015年4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第七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奥巴马和劳尔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5月，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去除，7月，美国重开驻古巴大使馆。2016年3月，奥巴马访问古巴，这是美国总统近90年来首次实现对古巴的访问。
2016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古巴。美国白宫 图
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改善给古巴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旅游业迅速“起飞”，如今已成为古巴仅次于专业医疗服务输出的第二大“创汇产业”。
尽管两国关系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再度转冷，但奥巴马时期实施的一些宽限政策仍然有效，劳尔也继续试图维持与美国的关系。
2018年1月，在古巴民族英雄、独立战争领袖、著名诗人何塞·马蒂诞辰165周年之际，劳尔和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哈瓦那共同出席了马蒂雕像的揭幕仪式，值得一提的是，这座雕像是由美国出资建造的。由于劳尔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次数相对较少，这使得该仪式具有特殊意义。
劳尔的“政治遗产”
不过，虽然在推动美古关系解冻等外交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过去十年内，劳尔的国内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一些措施施行缓慢，发展私营经济加大了贫富差距，也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在改革势头不对时，一些措施又重新被收紧或者取消。总的来看，改革过程要比古巴执政党预想的困难。
长期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专家理查德·费恩伯格（Richard Feinberg）认为，尽管古巴“转型”之路充满坎坷，但劳尔主政的“政治遗产”不在于各种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而在于他“打破了曾经的意识形态桎梏”。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逝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内外交困之下，劳尔“不急也不停”地推动着改革，古巴民众在旧日经济制度下相对平等的舒适感也逐渐被抛到身后，劳尔把古巴民众带到了社会差异性更大、收入不平等的“新世界”。
费恩伯格坦言，尽管劳尔不是一个公开欢呼拥抱全球化的“啦啦队长”，但他把兄长菲德尔对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的猛烈抨击暂时搁置，投入到与众多外国政府和公司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的实务工作中。
2018年4月，劳尔·卡斯特罗庆祝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iaz-Canel）当选成为古巴新一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美联社 图
得益于劳尔的改革，现今普通古巴民众可在持有签证的情况下自由地进出国门，移动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不断普及和扩张，古巴民众与异国文化思想的接触愈来愈多，这一切大大丰富了古巴人的生活。
正因如此，年轻一代古巴人期望在劳尔·卡斯特罗退休后的未来获得更多的个人发展机遇。古巴青年埃内斯托·佩莱格里诺（Ernesto Pelegrino）曾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表达自己对未来的展望：“明天，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奥比斯波街上会照旧挤满游客......新的商铺会涌现，年轻人会再次走出门，继续在海里编织梦想。”
责任编辑：胡甄卿
校对：丁晓
